昌都战役：藏族同胞顶着风雪，赶着十万头牦牛上前线…

解放昌都

• 于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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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昌都一役方定乾坤 和平在望雪域曙光

2024年10月22日我应邀参加西藏昌都战役胜利74周年暨昌都主题展览开展仪式，我带着耄耋母亲任金连的深情嘱托，不远万里，来到了我向往已久的父母工作过的西藏昌都。在受邀嘉宾中，我结识了我父亲于凤山老领导的后代，有当时西藏工委书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儿子张小军、西藏工委副书记十八军政委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的女儿阴建白、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1952年—1955年任波密分工为书记、波密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我父亲是警备区军邮站站长；1956年，苗丕一任昌都分工为第二书记时，我父亲于凤山任昌都分工委机要交通局局长、西藏工委委员十八军民运部长平措旺杰的儿子平阳、十八军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的女儿郄革红、昌都分工委秘书长李本信的儿子李何朝等。在座谈会上，我们共同缅怀了十八军老前辈的丰功伟绩，谈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最惊心动魄是昌都战役。我父亲于凤山作为五十二师一五四团机要交通员全程参与了千里大迂回的这场围追堵截的战役。

第一节、补给、战斗前者为重 昌都战役倚重后勤

进军西藏，补给重于战斗。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自然条件，保障进军部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就成为组织进军的最艰巨任务，也是各级领导关注的重点。

早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上级领导就指出：进军西藏“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并且进一步强调：“运输问题，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的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须有特别工具，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规定了“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的，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补给供应原则。

就进军补给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购买本地牛羊肉为主食品，购酥油及青稞麦为副食品”；“购牛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吃牛肉”；“肉食不惯，可用野菜伴肉煮汤，再用茶，吃少量青稞，一月内可习惯”；“用现洋（银元）作伙食费”；“以丝绸、茶叶等，向藏民换取肉食、粮食”；“飞机、公路，不断运送，可壮士气”等。

为了不增加西藏人民的负担，增强民族团结，解决进军部队的粮食补给问题，上级领导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部队在进军的同时，应担负修路、生产的任务；部队到达西藏后，仍由中央保障供应，不增加西藏的负担。

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修路”，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600多公里路段。1950年初，公路从成都只通车到雅安。由雅安到泸定，国民党政府时期曾修筑过简易公路，但因年久失修，简易公路的路基、桥梁大都毁坏，不要说汽车，连人畜也很难通行。1935年蒋介石为了堵截红军北上，将雅安至康定公路作为机动运兵通道，限期修筑通车。当年6月开工，仅修至天全就停工。

1938年4月，蒋介石再度令行辕拨款，再次组织施工，到1940年10月15日粗通泸定。当天即从天全开出一辆小客车和一辆大卡车，16日到达泸定。然后小客车用船运渡过大渡河，经人推、拉、抬，20日到达康定，以此标志“公路通车”。这一段筑路工程历时四年半，征集人工13万余人，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时称“路工死亡三千，负伤者六千”，换来的仅是公路虚假通车的舆论宣传。解放后，才真正开始这一段公路的修建。

1950年4月初，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指挥6个工兵团陆续投入雅（安）甘（孜）公路的施工。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设立了雅甘工程局，统筹修路勘察设计和经费、材料供应工作，并以3000民工参加修建。经两个多月的突击奋战，于6月5日将公路修至康定。原来预计7月通车甘孜，部队即可向前开进。但适逢夏季,阴雨连绵，二郎山段公路塌方，车辆行驶受阻。6月下旬，第十八军将在川西剿匪的第五十四师一六二团调至二郎山地段、第五十三师一五八团大部调至天全至两路口地段，担负公路维修和物资装卸工作。7月下旬，突发暴雨山洪，冲毁了飞仙关等8座大桥，使公路运输完全中断。支援司令部随即组织力量紧急抢修。在高山缺氧、气候寒冷、河水刺骨的条件下，部队登高山伐木运料，下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桥，日夜奋战，月余时间完成抢修8座大桥的任务。

与此同时，北路先遣部队第一五四团主力和军工兵营也参加由甘孜向道孚修路。8月25日，雅安至甘孜公路通车。总计开挖土石方27万立方米，建桥梁195座、涵洞678道。军工、民工万人参加施工，伤亡650余人。雅甘段公路通车，为举行昌都战役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在修路的同时，支援司令部着手建设甘孜后勤基地，组织运输工作。在雅安至甘孜沿途设立兵站。三四月份，支援司令部以3个汽车团、3个辎重团（骡马、胶轮马车）分段进行运输。当时汽车仅有200辆，且多破旧不堪。6月底，西南军区增拨汽车850辆，其中有从苏联进口的新嘎斯车350辆，极大地增强了运输力量。在雨季道路泥泞、二郎山等地区路基经常塌陷的情况下，汽车部队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

7月中旬，大渡河桥尚未架成,汽车部队将汽车分解成几大部件，用橡皮舟运过河去，再组装起来。两个月内共分解、组装汽车300余辆，有力地保证了泸定至甘孜段的汽车运输。分解汽车过河时，有两次运汽车的船脱出滑索冲入激流,汽车部件落入河中；班长陈瑞盘勇敢地潜入冰冷刺骨的大渡河里，用钢索拴住汽车部件，将其拖拉上岸，受到支援司令部的表彰，被记一等功。

8月下旬公路通车甘孜。为减少畜力运输，又以一个工兵团和一五四团两个营抢修甘孜至竹庆的马车路。9月上旬，马车路初步建成，当即以3个马车连259辆大车向前紧急运输物资，军、师负责人乘坐的吉普车也加入了抢运行列。辎重团的2380匹骡马和藏族群众的牦牛则担负竹庆至金沙江畔邓柯、德格的运输。

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军前指、先遣部队和支援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以很大精力对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土司降央白姆、康南富商邦达多吉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动员藏族上层人士参与支前，组织藏族民工进行牦牛运输。张国华于6月底在康定宴请邦达多吉，9月与夏克刀登同行至甘孜，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协商动员组织牦牛运输等事宜。在昌都战役前后，刘振国除了抓战时政治工作外，还兼管运输支前工作。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甘孜至邓柯、甘孜至德格、东俄洛至巴塘的三条运输线上，出现了十万头牦牛支援运输的空前盛况。担负空中支援进藏任务的西南军区空运大队,突破高原空中“禁区”，在缓解了北路先遣部队的急需以后,接着又向邓柯、巴塘等地空投粮食、被服、银元等物资，总计达6200多公斤，缓解了前方部队的燃眉之急。

解决运输补给困难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部队人员的携带物资的数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规定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要携带10日的粮食，平均负重达35公斤；干部也要背负10至15公斤左右的粮食。各部队还要携带一定数量的银元，一般由干部分散背负,以备必要时采购食物救急之用。

部队还购买了一批牦牛,组成牦牛队随军行动。第五十二师在康北地区购买9000余头牦牛，组成5支牦牛运输队，随军驮运物资。师机关不少干部、文工队员都参加了赶牦牛的任务。时任师司令部指导员的田涛带着30名女同志组成康藏工作队，负责赶200头驮运粮物的牦牛，从甘孜到觉雍走了27天。高原徒步行军对女同志来讲就很困难，年轻姑娘们赶着大群野性十足的牦牛走了那么长的路程，途中所受之艰辛，让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50多年后，当年的工作队成员田涛、郭蕴中、李国柱、孙常瑜、王惠文等著文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还感到惊心动魄，但却无怨无悔。

甘孜至昌都没有公路，一万七千多人的部队所需的粮食、物品、弹药补充，全靠人背马驮牛载。这需要多少人力畜力，组织这么一支远远超过参战部队的运输补给大军的任务又落到陈明义的身上。

甘孜机场刚刚开工，从机场抽人是不可能的。支援司令部下达命令：从9月5日起，凡气象没有特别变化，务必每天起飞沿昌都前线向各部队投送粮食等军需用品；一面亲率几个工作组深入到康区土司、头人的庄园、牧场，做统战工作。在其重点的宗（县）与豁卡组织支援前线委员会和分会。孔萨益多是甘孜的土司，当过国民党甘孜县县长，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在陈明义的动员说服下也积极投入了昌都战役的运输队伍，让他的管家带来了一千头牦牛一百二十匹马的马帮独立运输支队。

短时间内，几万头牦牛、上千匹骡马的运输大军，从甘孜、德格、巴塘、察雅、妥坝、邓柯等地，在陈明义的安排下，紧跟在参战部队身后，沿着金沙江、雅袭江、澜沧江前进。

仅夏克刀登、降央伯姆就为昌都战役送粮35万斤。察雅的唐古活佛自带帐篷住在邦达草原，包下了从玉树迂回昌都的青海骑兵支队所需的粮草。最令陈明义感动的是广大藏族同胞，赶着牦牛，顶着风雪，翻山涉水，真诚而又默默地行进在高山峡谷、森林草泽的千难万险中，有力地支援了参战部队。这样一支数万大军的牦牛队，保证了昌都战役的胜利。1950年10月24日，我军解放了昌都。首长在总结昌都战役胜利时说："支前补给工作做得很好，组织得很有成效，要说谁是昌都战役的第一功臣，首先是支援司令部的领导，后方运输部队、筑路部队，特别是支前运输的广大藏族人民，他们才是昌都战役的最大功臣呵！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此期间，父亲于凤山所在部队一刻也没有闲着，部队一边积极备战，一边继续做好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动员工作，一边参与运输粮草。这种场景确如诗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看到全军上下广大指战员热火朝天，马不停蹄地忙碌，以及团首长多次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上级精神，于凤山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即将到来，自己要时刻做好上前线的准备。于凤山心里意念坚定如钢，决心做到“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于雁军：大同人。山西省作家，文学学士，高级教师，党员。五十年代初，父母先后进藏，于雁军从小对雪域高原怀有特殊的感情。在国家级媒体平台上发表过《我要去西藏》、《绽放吧，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等20多篇系列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已出版三十万字纪实长篇小说《雪域曙光》，五十万字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滔滔桑干向东流》，有望年底出版。

作者：于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