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人挤在帐篷里，夫妻说句悄悄话都被听见，这日子怎么过？

拥挤不堪的恶劣生活条件加剧了心理健康问题，也在撕裂加沙地带逾200万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凝聚力。“哪里都没有地方了，再也挤不下人。”21岁的巴勒斯坦人达拉尔·S.在接受《国家报》采访时多次重复这句话。数月来，她和8名家人一直住在加沙地带南部马瓦西地区的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她选择不公开姓氏。她表示：“我们周围都是不太熟悉的人，很不舒服。家人讨论重要事情时，必须压低声音，免得隔壁帐篷听见。”多年来，加沙一直缺少空间，令人几乎喘不过气。到2023年10月，这片面积365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居住着逾200万人。联合国指出，3年后，人口规模基本未变，但几乎所有人都挤在不足40%的土地上，其余地区被以色列军事占领。

大多数人住在经受日晒和严寒后破旧不堪的帐篷中；另一些人住在随时可能坍塌的废墟建筑里；只有少数人住在称得上正常居所的房屋中。同样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人权中心”工作人员萨米尔·扎库特说：“帐篷一顶挨着一顶。人们毫无隐私可言，因为住得过于拥挤，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邻居之间不断发生争执。”

他说：“以色列以许多方式杀人，这种处境也在一点点杀死我们。人们在这种生活中身心俱疲。”人们无法逃离这种日常窒息感，因为加沙没有人能在未获以色列许可的情况下进出。2023年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袭击、造成逾1250人死亡，以及随后以色列发动攻势、造成逾70000人死亡之前，这类许可本就极难获得。如今，只有部分重症患者、学生或申请家庭团聚的人能够获准通行。

不愿透露全名的埃泽丁与妻子及3名子女住在加沙地带中部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2023年10月前，他们在加沙城附近有一套公寓，从未在地上吃饭或睡觉，也从未有过没有卫生间可用的情况。

他说：“我能听见邻居说的每一句话，邻居也能听见我说的话。甚至去我们用作厕所的地方，我都觉得羞耻，因为根本没有隐私。”“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和妻子保持某种私密关系。哪怕我在她耳边轻声说句好话，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有些腼腆地说。

拥挤、日常生活的困顿，以及难以找到独处空间，使加沙的离婚数量增加。埃泽丁说：“有些夫妻很久没有发生关系，因为他们有孩子，全家人都住在一顶帐篷里。”贫困和空间匮乏也使童婚数量上升。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12月估计，近10%的妊娠发生在少女母亲身上。

不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数月来，以色列军队不断推进这条界线。如今，巴勒斯坦人口居住的区域已不足加沙总面积的40%。以色列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等官员曾明确表示，若不考虑让当地人口“大规模迁移”，加沙就不会有“真正的解决方案”。空间不足还使许多巴勒斯坦人居住在距离以军部队极近的地方，达拉尔·S.一家便是如此。她说：“现在我们无法离开这里，尽管我们害怕得要命。”她从帐篷内发来一段视频，能听到附近密集的枪声。

心理健康恶化。曾任翻译的达拉尔·S.反复强调，周围人群过于密集，加之士兵近在咫尺，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成了难题。她列举道：“洗碗、做饭、上厕所、读书、忍受高温……”她说：“对女孩来说，情况更复杂。缺乏隐私和卫生条件，尤其是来月经时，这已变成一种折磨。”流离失所者营地人满为患，缺少清洁水源、合格厕所和清洁用品，虫害与鼠害也十分严重。这些因素导致疾病传播加快，并造成死亡。扎库特感叹：“人们已经不像3年前那样健康和强壮了。”

联合国称，加沙地带120万居民在避难所或帐篷中处于极端危急或灾难性状况。自2023年以来，匮乏的规模和程度已使当地的人类发展水平倒退77年。加沙社区心理健康项目的精神科医生阿迈勒·阿布·奥巴达每天都在患者身上看到拥挤生活带来的影响。她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说：“这样生活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战。我自己也曾和另外9个人在一间6平方米的房间里住了数月。你什么都做不了，不能安心交谈、吃饭或祈祷。这很可怕，难以想象。”

她说：“到处都是人，甚至没有道路，因为人们直接在路上搭帐篷居住。”该中心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在加沙地带3处地点提供免费服务，但大多数人无法前往诊所。阿布·奥巴达说，在充满紧急需求的日常生活中，心理健康并非优先事项。

她说：“在找水或食物，与去看心理医生之间，人们会选择前者。”此外，许多人甚至无法抵达诊所，因为交通工具稀缺且费用高昂。因此，许多心理学家会前往流离失所者营地，至少识别出一些需要援助的危急个案。

她说：“我们也尝试过线上咨询，但恰恰因为缺乏一个能够不受旁人监听地说话的空间，事情变得很困难。”阿布·奥巴达指出，缺乏隐私对青少年情绪的影响尤为明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时还目睹家庭关系不断恶化。

她说：“我们尝试向人们提供恢复平静的方法，例如呼吸练习，或改善与家人、邻居沟通的建议。我们也提醒他们，我们都受到了创伤，那个令他们失去耐心的人同样也是受害者。”她最后说：“但有时我们也无话可说，只能问自己，人们还能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