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无锡虹桥湾,顾毓琇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那时的中国,旧学与新知彼此碰撞,一个孩子日后能否走出传统家门,往往取决于家中是否有人愿意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顾家并非普通人家。家族中有顾雍、顾恺之、顾炎武等历史人物,近代又有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家。不过,显赫门第只能提供起点,不能代替个人成就。顾毓琇后来真正走出自己的道路,靠的是持续学习和将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
他的父亲顾赓明受过新式教育,曾在山东任职,对子女读书十分看重。遗憾的是,顾毓琇十四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留下的“以实学致用”,后来几乎成了这个家庭教育最简洁的注脚。
母亲王镜苏承担起抚养子女的重任。她有传统文化修养,也支持孩子接受现代教育。在她的安排下,顾家兄弟姐妹陆续求学,其中多人取得博士学位,“一门五博士”的说法,正是当年社会对这个家庭的称誉。
顾毓琇少年时期便显露出多方面兴趣。他喜欢算术,也读文学作品,常常写诗作文。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科学看成冷冰冰的公式,而是把它与国家建设、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这种眼光,影响了他后来的一生。
1915年前后,顾毓琇进入清华学校就读。清华当时仍处在转型阶段,校园规模和后来的大学不可同日而语,却为青年接触西方科学打开了一扇门。毕业后,他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研究集中在交流电机的瞬变问题。相关成果引入了后来学界所称的“顾氏变数”,对电机理论的发展具有影响。顾毓琇还研究四次方程和自动控制,部分工作在国际工程界受到重视。钱学森称他为老师,既有私人求学关系,也说明他在中国近代工程教育中的地位。
有一次,学生问:“学工程,难道只为拿一纸文凭吗?”顾毓琇回答:“学问要能落到国家需要上。”这句话未必是完整的历史原话,却很符合他长期坚持的教育主张。
顾毓琇并未把留学所得只留在海外。回国后,他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参与清华大学工学院和电机工程教育建设,也曾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担任重要职务。那个年代,国内工程人才极少,实验设备缺乏,课程体系也不成熟,许多事情都得从头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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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重的并不只是培养几个尖子,而是建立能够持续育人的制度。实验室、课程、师资和学术组织,缺一不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等机构的发展,也与他的推动有关。后来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成长起来,都受过这一代教育家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顾毓琇并没有把科学与文学艺术割裂开来。他一生创作话剧、诗歌和歌曲,长期关注中国戏剧与音乐教育,还参与推动相关学校和艺术机构的建设。他翻译、整理中国传统音乐资料,也曾将中国古曲介绍给海外听众。
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创作的诗词数量很多,出版集子达数十部,部分作品被收入大型文献。他还研究禅宗,撰写过相关著作。对他来说,科学训练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文化,反而让他更愿意用现代方法整理古代思想和艺术。
这种跨越文理的经历,使他常被称为“中国近代文理大师”,也有人把他比作中国的达·芬奇。这个比喻虽有夸张成分,却点出了他的罕见之处:他既能处理复杂的电机理论,又能写诗、作剧、谈音乐和研究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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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爱因斯坦是他的粉丝”,需要谨慎理解。顾毓琇在国际学术界确有声誉,爱因斯坦也曾关注中国学者与科学教育问题,但“粉丝”更多是后人为了突出其国际影响力而采用的通俗说法,不能简单理解为两人存在长期追随关系。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顾毓琇把个人才华放进了中国教育和科学发展的现实处境中。他既在海外取得学术成果,也在国内参与建校、育人和学会建设;既研究电机工程,也没有放弃诗歌、戏剧、音乐与传统思想。
2002年,顾毓琇在美国去世,享年一百岁。横跨一个世纪的人生,留下的不只是若干奖章和著作,更有一套从科学研究走向教育实践的足迹。清华、中央大学以及多所高校的学术传统,都曾留下这位“文理大师”亲手推动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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