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四川南充县青居乡,户籍人员核对一名“杨大发”的身份时,发现他的迁入材料有些对不上。这个在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既是互助组长,又曾被评为筑路模范,怎么会在原籍查不到迁出记录?
事情就从这处细小的疑点开始转向。
在乡亲眼里,杨大发能吃苦,干活不惜力,修路、交粮、参加夜校样样积极。村里开会,他总坐在前排;遇到集体劳动,他往往最早到场,最晚离开。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被当作贫农积极分子的人,真实姓名叫杨进兴,曾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骨干,也是重庆白公馆看守所负责人。
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过大批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杨进兴长期负责看守、审讯和押解,在多起杀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他熟悉特务机关的办事方式,逃亡时也比普通人更懂得如何抹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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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罗世文、车耀先被押往戴公祠附近。两人都是四川地区的重要共产党人,长期坚持革命工作。根据后来幸存者证词和相关材料,他们在这里遇害,遗体还被焚烧处理。
杨进兴并不是临时被推到前台的人。他早年跟随戴笠,做过便衣警卫和侍从副官,后来掌管白公馆。对上级而言,他办事利落;对囚禁者而言,他却是牢狱中的危险人物。
有意思的是,杨进兴的凶狠并不只体现在公开处决上。1947年,杨家山一带的秘密审讯中,朱念群、尚承文等人遭受电刑。两人没有立即死亡,杨进兴随后参与了进一步的杀害。关于这些经过,后来有相关人员指证,也成为认定其罪行的重要材料。
重庆解放前夕,军统特务机关已经陷入失控状态。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渣滓洞发生惨案,大批被关押人员遭到枪杀。杨进兴参与其中,并被指证杀害黄显声、李英毅等人。黄显声是抗日将领,曾在东北抗战中率部作战。杨进兴行凶后,还取走了黄显声身上的手表。
这个细节后来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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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后,公安机关立即着手追查惨案凶手。幸存者罗广斌等人提供了重要线索,原白公馆警卫人员杨钦典的证词,也让杨进兴的活动轨迹逐渐清楚。杨钦典曾利用职务便利放走部分被押人员,他交代的情况与其他证词相互印证,杨进兴由此成为重点追捕对象。
但杨进兴已经逃走。
1949年12月,他与一批特务准备前往华蓥山一带活动,途中因意见不合分散潜逃。杨进兴没有继续冒险,而是一路更换身份,最后在南充青居乡落脚。他编造自己是遭遇劫匪的落难商人,取名杨大发,并把妻子田德俊接到身边。
他的伪装确实成功了一段时间。
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后,杨大发表现得格外积极。他参加诉苦会,拥护减租退押,主动承担重活,还带头完成集体任务。村民选他担任互助组长,乡里也把他树为劳动典型。一个背负严重罪行的旧特务,竟然以“模范农民”的身份在乡村生活多年,反差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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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的习惯很难彻底改变。
一次外出卖灯草时,杨大发因住宿纠纷突然暴怒,话语中的强横不像普通农民。夫妻争吵时,田德俊曾提到“特务”和“坦白”,他立刻沉默下来。邻居还发现,他识字很快,讲话有条理,手里又出现过金戒指等不合身份的物品。
这些细节没有马上形成结论,却被乡亲们记在心里。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南充县公安机关核对户籍,发现杨大发自称来自广安,但原籍没有对应的迁出记录。调查人员没有惊动他,而是从妻子的亲属关系查起,逐步了解到她早年曾在重庆生活,并嫁给过一名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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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被送往重庆后,专案人员很快联想到那个追查多年的名字:杨进兴。
为了确认身份,公安机关取得了杨大发的照片,并请原白公馆、渣滓洞的相关人员辨认。曾经与杨进兴共事或接触过的人,很快认出照片中的男子。五年多的潜逃,终于因为一份户籍材料和一张照片出现裂缝。
1955年6月11日,公安人员在青居乡将杨大发抓捕。审讯中,办案人员突然提到黄显声将军的手表。这个细节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他承认自己就是杨进兴,并交代了参与多起杀害事件的经过。
同年7月31日,杨进兴被押回重庆松林坡指认现场。根据他的供述,公安人员在戴公祠附近挖出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骸。此后,专案组花费数年核查档案、走访证人,确认1946年至1949年间,直接或间接死于杨进兴等人之手的人员共三百一十六人。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杨进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个曾在白公馆发号施令、又在乡村戴上“模范”称号的人,最终以真实姓名接受了法律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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