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总理接见董竹君母女感慨：你们一家两代都是国家功臣！

1950年代初，北京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设宴接待从上海进京的董竹君母女。饭菜并不铺张，谈话也没有刻意的礼节，却让董竹君久久难忘。周恩来提起她早年的经历，又谈到女儿董国瑛在新中国电影事业中的工作，感慨地说：“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的功臣。”

这句话，分量并不轻。

董竹君并非出身名门。1900年2月14日，她出生在上海洋泾浜附近的贫寒人家。父亲董同庆靠拉黄包车谋生，母亲做佣工补贴家用。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年幼的董竹君却被父母送进私塾，希望她不要一辈子困在贫困里。

命运没有给她太多喘息机会。

她十岁左右时，父亲患病，家中不仅断了收入，还欠下高利贷。为了还债，十三岁的董竹君被送进上海的长三堂子，取艺名“杨兰春”，以卖唱维持生计。她白天赶场，晚上唱曲，身体疲惫不堪，却没有停止识字和读书。

那段经历，让她很早便看清了人情冷暖。她不甘心被困在一间小楼里，更不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安排。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常在上海活动。四川人夏之时出入堂子时，注意到了这个沉默而好学的女孩。夏之时曾参加辛亥革命，在四川革命军中任职。两人谈论国家局势、妇女处境和读书求学，董竹君第一次接触到更大的世界。

后来，夏之时试图替她赎身，遭到索价阻拦。董竹君没有接受用钱买自由的办法，而是采取绝食、拒绝接客等方式抗争。她设法逃出看守，随后与夏之时在上海成婚。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人生，却没有带来长久的安稳。

婚后，她随夏之时到日本生活。夏之时请人教她中文、日文、数理化和历史地理，她也阅读进步刊物，努力补足少年时代失去的教育。后来，她进入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个曾经被迫卖唱的少女，逐渐成长为有文化、有判断力的新女性。

1918年前后，董竹君回到四川进入夏家。封建大家庭规矩繁多，她以勤劳和忍耐赢得了一部分人的认可，却始终没有摆脱婚姻中的压迫。夏之时后来仕途失意，沉溺于鸦片和牌局，性情也越来越暴躁。董竹君不仅要料理家务，还要抚养五个孩子。

她没有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

1924年，董竹君创办女子织袜厂；两年后，又经营黄包车公司。她试图用实业取得经济独立。1928年，她带着孩子和父母来到上海，夫妻矛盾进一步激化。1934年，两人正式离婚。此后，孩子的生活、教育和全家的开支，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肩上。

真正让董竹君重新站起来的，是1935年创办锦江小餐。

当时上海餐饮业竞争激烈，普通川菜馆多半经营守旧，环境也不够雅致。董竹君却把菜品、卫生、服务和用餐环境放在一起考虑。她筹措资金，亲自选址，招募厨师，改良菜式。1935年3月15日，锦江小餐在上海华格臬路开张，很快吸引了各界人士。

生意做大后，她又于1936年创办锦江茶室。这里不仅供应茶点酒菜，也成为文化界、新闻界和进步人士交流的场所。董竹君经营的并不只是一家饭店，她还努力把它办成一个体面、开放、能够容纳不同客人的公共空间。

抗战爆发后，上海局势恶化。董竹君曾创办进步刊物，也曾为地下工作提供帮助，因此受到威胁。1940年冬，她离开上海前往菲律宾，后来又因太平洋战争扩大而辗转避难。1945年回到上海后，她重新整顿锦江饭店，恢复经营。

有意思的是，董竹君的事业并没有停留在餐饮业。抗战后期，她还参与创办印刷企业，为进步事业提供了实际支持。她懂得经营，更懂得在特殊环境下保护员工、维持企业和承担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担任上海妇女代表。1951年，她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将经营多年的锦江饭店交由政府接收。6月9日，新的锦江饭店举行开业典礼，后来成为接待外宾、中央领导和举办重要会议的场所。董竹君继续担任董事长，参与饭店管理。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董竹君的女儿董国瑛投身新中国电影事业，参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和建设。周恩来接待母女时，谈起董竹君走过的道路，既肯定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工作，也赞许董国瑛在文化事业中的贡献。

“你从那样的环境里走出来，很不容易。”

董竹君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传奇故事，而是晚年完成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记录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化。1997年12月，她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九十七年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