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败选？瑞典民主党得票下滑，左翼险胜组阁，总统放话坚持到底

在瑞典大选最后一场竞选集会上，瑞典民主党党首吉米·奥克松与戴粉色面罩的歌手“斯穆特小姐”共舞，希望最后阶段的民调反弹能帮助该党进入政府。9月13日的选举结果却令这个以反移民立场崛起的政党遭遇重大挫折：得票率从2022年的20.5%降至17.5%，由第二大党跌至第三大党，失去11个议席。这是瑞典民主党2010年进入议会以来首次出现选票下滑。中左翼阵营最终以176席对173席的微弱优势胜出，乌尔夫·克里斯特松随后宣布辞去首相职务。

奥克松虽然面临党内相互指责，但表示不会辞职。此次结果在当前欧洲政治环境中颇为少见：一个依靠反移民议题崛起、并已进入主流政治体系的右翼民粹政党，不仅未能掌权，反而失去支持。政治学者尼古拉斯·艾洛特和查塔姆研究所欧洲项目主任格雷瓜尔·罗斯等分析人士，以及克里斯特松和社会民主党党首玛格达莱娜·安德松，都从这场选举中提出了不同解释。

中右翼与中间派结盟，并不意味着右翼必然扩大支持。过去4年，瑞典民主党在议会支持克里斯特松领导的中右翼政府，推动政府在移民和治安问题上采取更强硬政策，但自身得票率反而下降。克里斯特松所属的温和党升至19.9%，重新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最终结果显示，右翼阵营内部的政策影响力与选举收益并不总是同步。

奥克松对失利的解释，则把部分责任归于选民。他在记者会上称，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盟友“非常善于动员那些原本可以投票给其他政党的伊斯兰主义选民”，并说部分右翼选民把票投给了没有跨过4%议会门槛的小党。

安德松则把阻止奥克松及其团队进入政府作为竞选重点。她在投票日表示，那些明知支持克里斯特松和其他右翼政党会让极端右翼部长首次进入政府、却仍如此投票的人“是在自欺欺人”。她说：“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自己实际上是在投票支持一个由瑞典民主党主导的政府。”

瑞典的“防火墙”仍然存在，但更像是偶然结果，而非牢固制度。主流政党过去长期拒绝与瑞典民主党合作，但克里斯特松在2022年打破禁忌，通过协议换取该党在议会支持。瑞典民主党因此获得了影响政府移民和治安政策的重要空间。克里斯特松则坚持认为自己是务实主义者，并说：“对我来说，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按照瑞典比例代表制，想获得议会多数，就需要与瑞典民主党合作。

但“正常化”也可能走得太远。选举前，克里斯特松首次承诺，如果右翼联盟继续执政，将让奥克松进入内阁。艾洛特认为，这可能令部分原本准备投右翼政党的选民感到无法接受，尤其可能影响自由党支持者。他说：“那可能已经越过了少数人的底线，尤其是那些原本会投给右翼政党的选民，特别是自由党支持者。”在一场几乎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种细微变化可能产生巨大影响。最终中左翼只领先3个议席，结果距离反转并不遥远。

但“防火墙”本身也并非永远有效。瑞典民主党2010年首次进入议会时，主流中间派和左翼政党拒绝合作。艾洛特认为，这道“非常强硬”的防火墙反而帮助该党积累支持。他说：“这在瑞典政治环境中留下了巨大空间。当时，任何对移民持谨慎或怀疑态度的人，实际上都只有瑞典民主党可选。”2022年，帮派犯罪和移民问题推动该党取得历史最佳成绩；而当防火墙部分拆除、该党开始影响政府政策后，其支持率反而回落。

罗斯认为，类似防火墙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他说：“投票给这些政党的选民越来越年轻，因此，提及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对他们完全没有吸引力。”他又说：“在某种程度上，越是批评这些政党，它们就越受欢迎。”他指出，这种模式也曾出现在特朗普及欧洲其他政治人物身上。

右翼进入政府在北欧并不罕见。挪威、芬兰等国都有右翼政党参与政府的先例，丹麦中左翼政府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移民政策，部分目的就是削弱右翼民粹主义的吸引力。这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等国长期坚持更严格的政治隔离形成对照。

对瑞典民主党而言，亲俄立场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移民问题也不像过去那样占据政治议程中心。2015年难民潮后，瑞典历届政府持续收紧移民政策，移民人数在十年后大幅下降。安德松本人同样支持限制移民，但认为右翼政府部分政策已经走得太远，例如驱逐在瑞典长大的移民子女。她说：“这些年轻人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现在却必须离开。人们不喜欢这样。”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右翼可能成为自身政策成功的受害者。艾洛特指出，过去推动瑞典民主党崛起的两大议题——帮派枪击和移民——在此次选举中的重要性下降，部分原因正是克里斯特松政府在瑞典民主党支持下收紧移民政策并降低枪支犯罪。

克里斯特松说，四年前，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帮派暴力、每天发生枪击、儿童遭杀害”。“如今，我们已将这类情况减少了约80%。”政府同时开始向部分外国出生者支付3万欧元，鼓励他们离开瑞典。

克里斯特松说：“对我来说，结果最重要。”但当治安和移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紧迫，选民便开始关注医疗、教育和经济。艾洛特说：“悖论在于，当局势不再让人感觉那么紧迫时，这一议题就会在选民的优先事项中下降。”而在这种情况下，“此前受益的政党很可能不再继续受益”。

对中间派而言，安德松认为，关键不是单纯攻击右翼，而是把政府真正的工作做好。她说：“如果政府确实能够改善生活水平、改善学校、改善医疗服务，建设一个让人们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社会，那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空间就会更小。显然，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传统政党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瑞典民主党的失利因此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已经退出舞台。安德松说，遏制右翼势力“不是四年内就能完成的事”。她认为，欧洲选民之所以投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是因为政治没有交出成绩”。

她说：“如果传统政党不能带来对更美好未来的更大希望，人们就会投票支持其他选择。因此，这确实取决于我们是否做好本职工作：执政时要拿出成果，在野时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在再次执政后兑现这些方案。”

艾洛特认为，此次选举“无疑是瑞典民主党的挫折”，但并非“彻底崩溃”。如果奥克松未来离开党内一线，新领导人也可能通过重新激进化来恢复支持。他说：“我们不能排除，该党或将出现某种程度的再激进化，并试图重新激发活动人士的热情。这可能是该党的关键时刻，既可能导致内斗和破坏性争端，也可能让该党恢复吸引力，例如由一名更年轻的领导人带领。”

瑞典大选真正留下的，并不是右翼民粹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而是一个更复杂的政治事实：当主流政党吸收右翼议题后，右翼政党未必能够持续从这些议题中获利；当治安和移民从危机变成日常治理问题，选民也会把注意力转向医疗、教育和经济。

瑞典民主党仍然拥有62个议席，仍是重要政治力量，而中左翼176席对右翼173席的结果也说明，决定欧洲政治方向的往往不是多数选民的剧烈转向，而可能只是少量选民在几个关键议题上的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