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7月，北京，基建工程兵司令部会议室。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坐在李人林对面，桌上的谈话已持续三天，双方讨论的却不是一项普通工程，而是近三万人的去留。
舒成友曾是李人林的老部下，彼此说话并不拘谨。深圳方面的顾虑，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城市刚刚起步，人口、住房、粮食供应和施工条件都十分有限，一下接收两万名官兵，再加六千名家属，压力可想而知。
舒成友说：“首长，深圳的实际困难和想法，我都已经汇报了。回去以后，还要向梁湘书记如实说明。”
李人林没有责怪，反而笑了笑。他明白，深圳不是不需要这支队伍，而是担心承受不起突然增加的人口和开支。于是他说：“小舒，回去告诉梁湘书记，别为难。我们不是光来添麻烦，还要带些家底过去。”
话音刚落，副参谋长徐馨来接过话头，报出了一组让舒成友意外的数字：两万名官兵和六千名家属抵达深圳后，原有固定资产六千多万元全部带去，同时安排一亿元流动资金，并携带价值五千一百六十一万元的设备。
舒成友一时没有接话。他原本准备解释困难，没想到对方先把解决困难的办法摆到了桌面上。片刻后，他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回深圳汇报。”
这场谈判背后，是一场规模更大的调整。1982年初，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基建工程兵体制开始撤销。这个特殊兵种承担过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队伍分布广、专业门类多，官兵数量庞大。命令既已下达，如何安置，便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基建工程兵党委没有把压力简单推给地方，而是主动寻找接收方向。广东正处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工程不断增加，李人林遂派徐馨来到广东，希望把两万名官兵成建制转入地方，组成专业施工力量。
事情并不顺利。广东方面认为，省内已有施工企业，眼下的工程量尚能维持现有队伍运转。若突然增加两万人，工程任务和经费就要重新分配，原有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接收工作因此出现了停顿。
徐馨来随后把目光转向深圳。那时的深圳，真正能够承担大型工程的本地力量十分薄弱，许多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已经去了香港。城市建设刚刚铺开，施工队伍却远远跟不上需求，矛盾十分突出。
但深圳市委内部同样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工程兵纪律严、作风硬，长期在艰苦条件下施工，正是特区建设急需的力量。也有人担心，深圳当时人口不足三万人，若新增近三万人，住房、交通、物资供应都会承受巨大压力，外部环境也需要谨慎考虑。
梁湘作为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不能只看工程需要，也不能忽略城市承载能力。他找来熟悉工程建设的舒成友，要求把账算清楚：深圳到底缺什么，接收之后又要承担什么。
舒成友的判断很明确。深圳本地建筑力量不足三百人，能独立承担大型工程的更少。外地施工队伍可以调来，但工程一旦缺少收益，队伍未必愿意长期留下。工程兵则不同，他们有组织、有技术、有统一管理，能够把人员、设备和施工能力整体带到深圳。
他还特别强调，工程兵的优势不只是人数。道路、桥梁、给排水、房屋建设，都需要连续作业和严格协同。对一座正在铺开的城市来说，最怕的不是工程难，而是队伍不稳、设备不齐、进度反复。成建制的专业力量，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口。
梁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深圳确实困难，但困难不能只用“人多”来衡量，还要看这些人能否转化为建设力量。于是，他给李人林写信，请舒成友带信赴京，把深圳的顾虑、广东的意见以及市委的思考全部讲清楚，也希望听取基建工程兵方面的安排。
北京会谈结束后，深圳方面看到的已不只是两万名待安置官兵，而是一整套可以落地的资源：人员、设备、固定资产和资金。基建工程兵也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非把负担转交给地方，而是愿意连同多年积累的施工条件一并进入深圳。
不久，深圳市委作出接收决定。两万名官兵和六千名家属陆续融入这座正在变化的城市，原有的工程力量经过调整，转化为地方建设队伍。许多道路、厂房、住宅和公共设施的施工现场，都留下了这支队伍的身影。
那句“带嫁妆”，说的是六千多万元固定资产、一亿元流动资金和成套设备，更说的是一支能够立即投入施工的队伍。对当时的深圳而言，这份“嫁妆”没有停留在账面上，而是很快变成了道路上的土方、工地上的砖石，以及城市格局中一项项看得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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