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原计划除掉毛人凤，行动前却放弃，晚年回忆称很后悔没动手

1980年，香港，已经年过七旬的沈醉接受访谈。谈到1949年昆明那段经历时，他没有先说功过，也没有谈后来在功德林的岁月，而是反复提起一个细节：那两包已经准备好的毒药，最终被他扔进了垃圾桶。

“当时为什么没有下手？”有人问。

沈醉沉默片刻，只说：“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

这句话背后，是军统改组后的一场权力较量，也是一个身处绝境之人的反复权衡。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军统内部很快出现权力真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在争夺主导权，沈醉则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

当时，沈醉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既熟悉内部事务，也掌握不少人事和财务关系。他更倾向于毛人凤，原因并不单纯是私人交情。在他看来，毛人凤长期追随戴笠，熟悉军统运转，比较适合接掌这个庞大的情报系统。

局面却没有立刻如他所愿。郑介民一度出任军统局局长，1946年10月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到了1947年，沈醉借郑介民五十岁寿宴之机搜集材料，再由毛人凤呈报蒋介石，郑介民最终被调任国防部常务次长，毛人凤则接掌保密局。

沈醉在这场角力中出了力。他原以为，自己至少能够更进一步。结果却是被派往云南，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曾经的部下徐远举、周养浩，反而在西南地区取得了比他更高的职权。

这件事让沈醉很不是滋味。

云南不是普通任所。那里地方势力复杂，卢汉掌握着军政大权，中央系统与地方之间彼此提防。沈醉奉命执行过多项镇压和搜捕任务，也被要求处理卢汉身边的亲信。命令一层层传来，执行者却要承担全部后果。

沈醉的母亲曾设法让杨杰避开追杀，并以断绝母子关系相劝。这个细节说明，沈醉并非没有迟疑，只是他终究没有摆脱保密局的命令体系。为了防止家人受牵连，他提前把妻儿送往香港，这也成为后来他被捕后，家属能够避开更大风险的重要原因。

1949年9月，昆明局势日益紧张。9月13日，毛人凤从台湾抵达昆明。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下飞机便责备他办事不力，认为许多关键人物没有被控制，学生运动也处理得不够迅速。

更让沈醉难堪的是，毛人凤住进了他的家，却没有收敛锋芒。训斥、责骂时有发生，连沈醉的副官也受到当面羞辱。对一个手握特务系统的少将而言，这种做法已经不仅是上级训话，而是公开削弱他的威信。

矛盾由此到了临界点。

沈醉熟悉药物，也懂得如何在饮食中下手。按照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他准备使用慢性毒药，希望毛人凤离开昆明后才出现症状，使人难以追查。计划看似周密，真正到了动手那一刻，却发生了变化。

一天，沈醉端着饭菜来到毛人凤房间，毛人凤正在阳台活动。见到沈醉后，他拍了拍对方肩膀，低声说：“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我却……”

话没有说完，毛人凤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沈醉从这番反常表现中，读出了歉意，也猜测对方或许意识到自己此前做得过分。那一瞬间，长期积压的怨恨被迟疑压住了。

他借口饭菜已经凉了，重新换了一份没有下药的饭菜。

不得不说，这次放弃并不是彻底的宽恕。沈醉当晚便后悔，认为自己错过了最安全的机会。偏偏此时，他又在毛人凤桌上看到要求其尽快返回台湾的电报。毛人凤一旦离开昆明，报仇便更加无从谈起。

沈醉后来解释，自己还担心另一种后果：如果毛人凤突然死亡，保密局内部可能失控，局长之位落到其他人手中，戴笠留下的系统也可能迅速瓦解。这个念头，和个人仇恨纠缠在一起，使他始终无法真正下定决心。

10月13日，毛人凤离开昆明前，把更危险的任务交给沈醉，要求他设法控制卢汉，必要时坚守云南，甚至转入山区活动。沈醉这才明白，先前那几分近似道歉的姿态，并没有改变毛人凤的安排。

毛人凤要的不是补偿，而是让沈醉继续替他承担风险。

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沈醉等人被控制。第二天，沈醉为求自保，参加了云南起义的相关行动，并在通电上签名。可是，他过去的身份和所执行的任务，使卢汉不可能轻易信任他。随后，沈醉被关押，台湾方面则一度误以为他已经遭到处置。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后，沈醉被转送接受审查，后来进入功德林。改造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材料，记录保密系统内部情况。1960年，沈醉获得特赦，之后留在大陆从事文史资料工作。

毛人凤于1956年病逝，没能等到沈醉的晚年回忆。沈醉却多年没有放下那次选择。到了1980年，他仍说，假如当年除掉毛人凤，或许能够报仇、争取权力，也可能借机脱离昆明险局。

这“三件事”，是他所谓“一箭三雕”的含义。只是历史没有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那两包毒药被丢弃之后，毛人凤登上了返台的飞机，而沈醉留在了即将翻转的昆明城里。1996年，沈醉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