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唐诗版本的“龟兔赛跑”童话（看《长安三万里》）

周六晚上在前门广和楼看了露天电影《长安三万里》。久仰这部电影的好评，夏夜观影，真令人愉悦。

画面制作十分精致，人物体态衣饰复原了唐朝审美。配音演员也很出色，尤其是给晚年高适配音的吴俊全老师，音色沉稳醇厚，后半部分的大段独白，听来真是过瘾。

当然，也要说明，这电影的艺术加工下料也是很猛的。

为了增加戏剧性和浪漫感，电影安排李白与杜甫初遇地点在长安，且都在少年时代。但史实是公元744年两人初遇于洛阳。那时二位都已人到中年。

影片又呈现杜甫早年也生活在长安，实际上杜甫少时丧母后，在洛阳的姑母家生活了十多年。所以，高适不可能在长安初识小杜甫。

再有，电影把“一日三绝”发生地置于扬州，但据唐代画史著作《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子、裴旻、张旭的这次相遇发生在洛阳天宫寺。

“一日三绝”是盛唐开元年间的千古佳话，又称“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指同一天里，现场观众接连目睹了三位顶级艺术家的巅峰即兴表演。

当时左金吾卫将军裴旻因母亲去世在洛阳守孝，他备重金请“画圣”吴道子在天宫寺绘制壁画超度母亲亡灵。吴道子拒收酬金，只要求：“闻裴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于是脱去衰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

看完剑舞的吴道子灵感迸发，挥毫片刻就完成了传世壁画《除灾患变》，画面天衣飘飘、满壁生风，被他自己称为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同在现场的“草圣”张旭也被现场氛围感染，情不自禁拿起笔，在另一面寺壁上写下酣畅淋漓的狂草墨宝。

三人的表演接连完成，在场所有人都惊叹不已，称这一天里接连看到了三大顶级绝艺，“一日三绝”的佳话就此流传开来。

裴旻被后世尊为“剑圣”，他的剑术在晚唐时被唐文宗正式下诏，与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并列为“唐代三绝”，李白曾主动写信，希望拜入他门下学剑。

吴道子是公认的“画圣”，这幅天宫寺壁画是他壁画生涯的巅峰之作，完全体现了“吴带当风”的标志性风格。

“草圣”张旭在寺壁上留下的狂草，被时人评价为“天下第一狂草”，是他酒后即兴的神来之笔。

可惜后来洛阳天宫寺毁于战火，这幅壁画和狂草墨宝都没能留存下来，只靠古籍记载，让后人得以窥见盛唐艺术最巅峰的潇洒气象。

再有，影片有高适救了郭子仪的情节，但史料记载，早年是李白救下了郭子仪。

《新唐书·李白传》：“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

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李白）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

李白在并州（今太原一带）时，见郭子仪“奇之”，当时郭子仪犯了法，李白出手相救。后来李白因永王李璘案获罪，郭子仪反过来请求以自己的官爵赎李白之罪，最终李白免死，改为流放夜郎。

不过，这个说法在清代就有人质疑过。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李白文集中没有任何与郭子仪往来的文字，李白下狱时曾向崔涣、宋若思等人写诗求助，如果对郭子仪有恩，为何一字不提。所以，此事虽然见于正史和碑传，但是否完全属实，仍有争议。

但无论如何，高适肯定不是郭子仪的救命恩人，后来也没有证明他曾救助过李白。

高李两人的友谊开始于天宝三载（744年）。当时李白被“赐金放还”，政治失意；高适则长期落魄，耕读于宋中。经杜甫引荐，三人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登吹台、游梁园、猎孟诸，饮酒赋诗，度过了一段快意时光。

这个友谊开局更近乎酒肉朋友，而且，友谊的基础并不像电影中那么对等。当时李白已名满天下，而高适年过四十仍一事无成。高适在《宋中别周梁李三子》中称赞李白“李侯怀英雄，肮脏乃天资”，姿态更接近于一个追随者。

而且，从梁宋之游（744年）到李白入狱（757年）的十三年间，李白没有一首诗写给高适，而高适当时是有诗赠李白的。

安史之乱彻底扭转了二人的地位与关系。

李白站错了队，他加入永王李璘的幕府，写诗热情歌颂，但永王被定性为叛乱。

高适站对了队，凭借对时局的政治敏感，得到唐肃宗信任，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正是讨伐永王李璘的主将。

昔日同游的友人，在战场上成了敌对阵营的对手。永王兵败后，李白在逃亡途中被捕入狱，面临死罪。李白向多方求救，其中包括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适。他托人带去了长诗《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将高适比作张良，言辞恳切，期待这位旧友能施以援手。

然而，根据《高适年谱》的记载：“高适对李白之厄难，似无所帮助。”高适没有回应李白的求救。

最终营救李白的是宋若思和崔涣等人，与高适无关。李白虽免死，但仍被流放夜郎。经此一事，两人再无交集。

后世学界普遍认为，李白在求救彻底石沉大海后，写下了两首暗含怨怼的作品，直白抒发了对高适的不满：

《君马黄》里的“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直接点出了对“急难时刻旧友只顾自保”的失望，直指两人当年“共作游冶盘”的深厚情谊，在生死关头完全不堪一击。

《箜篌谣》里“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是痛惜管鲍之交的古风早已不存，昔日把酒言欢的知己，如今隔着万重山，连一把援手都不肯伸 。

高适的选择，从政治现实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李白犯的是谋逆大罪，高适年过半百才得到肃宗信任、官至节度使，仕途来之不易。出面营救“叛臣”，这是自置险境，断送前途。在“政治成熟”的高适看来，这段十多年前的“酒肉之交”，显然不值得用前程去赌。

也有人推测说，高适怀恨李白，也与雎阳之战有关。

睢阳之战是安史之乱中改变天下走势的关键战役，是唐军以数千兵力硬抗十余万叛军、坚守十月的史诗级守城战，《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唐代画史《唐朝名画录》等都有记载。

战役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是隋唐大运河睢阳渠的核心枢纽，也是江淮财赋北运的唯一门户。当时唐军总兵力约7000人，由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指挥；叛军由尹子奇率领，总兵力约18万，是安庆绪麾下的同罗、突厥、奚族精锐主力。唐军坚守十个月后城破，张巡等36位核心将领全部遇害，叛军前后在睢阳城下被歼灭约12万人，始终未能踏入江淮一步。

永王叛乱爆发于756年12月，而睢阳之战在757年1月正式打响。当时高适已是淮南节度使，是负责整个河南东部平叛事务的最高长官之一，他的防区直接覆盖自己的家乡宋州。

唐肃宗为遏制永王顺江东下、割据江南，把高适全部精力和麾下主力都绑定在江东平叛的战场上。高适作为平叛主帅，必须带着全部兵力沿长江布防，用分化瓦解的策略快速平定永王之乱，无力北上驰援家乡。

永王之乱仅两个月就被平定，等高适腾出手准备救援睢阳时，城内守军已断粮数月，周边的贺兰进明等唐军将领又拥兵观望，高适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单独突破叛军包围，只能眼看着睢阳最终陷落。

此战保住了江淮整体安全，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战乱屠戮，但高适的家乡父老，却为这份全局胜利付出了惨痛代价。

战前睢阳城内有居民数万户，加上周边避乱入城的百姓，总人口约四五万。围城十月粮草耗尽后，守军先杀战马、再食鼠雀树皮，最终被迫以城中老弱妇孺为食，据史料记载，有三万余平民在围城期间被消耗殆尽。城破时，活下来的人不足四百。

叛军破城后，对剩余幸存者进行报复性屠戮，城内的民居、商铺、农田几乎全部被战火焚毁，高适在宋州定居26年经营的田园故居，也在这场战火中化为灰烬。 “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原是隋唐大运河枢纽的富庶州县，战后多年都没能恢复元气，高适记忆中那个诗酒游赏的故土，彻底在战火中破碎。

所以，高适对于永王及其追随者们，在国恨之外，还有家仇。这大概也是他坚持不肯救助李白的原因之一。

高适的文集中，后来再没出现过任何提及李白的文字，他刻意抹去了两人早年交往的所有痕迹，显然，他对这段旧情是回避的态度，并非完全出于本心的薄情。

跟电影里一带而过的提及不同，高适对杜甫的照顾和帮助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759年冬，杜甫一家辗转抵达成都，生活困顿。此时高适正好在附近的彭州任刺史。他得知后立刻寄诗问候，并开始持续给杜甫寄送禄米和钱物。杜甫在回诗中感激地写道：“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两人关系亲近到杜甫可以毫无顾忌地“催单”。生活接济稍微晚到，他就写诗半开玩笑地催促：“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这种近乎撒娇的直白，表明两人情谊之深，不必客套。

高适调任蜀州刺史后，杜甫多次前往拜访，高适也热情接待。杜甫因此留下了《唐兴县客馆记》等作品，还曾为高适在羊马河上修建的竹桥写诗，记录其“济川功”。

761年正月初七“人日”，年近六十的高适在蜀州写下了晚年最动人的诗篇《人日寄杜二拾遗》寄给杜甫。诗中既有“遥怜故人思故乡”的深切怀念，也有“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的自责——愧疚自己身居高位，却无力改变国家和老友的困境。杜甫后来读到这首诗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但这份情谊并非毫无阴影。两人在蜀中时期存在军政见解上的冲突，杜甫甚至参与到蜀中节度使更替的政治议论中，这让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高适的接济逐渐减少甚至中断。杜甫在诗中抱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那个曾经供他禄米的故人，书信也渐渐少了。当然，救急不救穷，杜甫持续求助，可能让高适也感到了疲惫和负担。

764年高适奉召回京，杜甫写下《奉寄高常侍》赠别。诗中既有“方驾曹刘不啻过”的由衷赞扬，也有“总戎楚蜀应全未”这样不讳其短的直率批评，仇兆鳌评此诗“不讳其短，独称其长”，可见两人关系始终带着老友间的坦诚。

次年高适去世，杜甫在漂泊途中听闻噩耗，写下《闻高常侍亡》痛哭：“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又过了几年，杜甫翻出高适当年寄来的“人日”诗，老泪纵横，写下迟到的回信《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几个月后，杜甫也病逝于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高适对杜甫，始于情谊、行于现实、终于怀念。李白不曾得到的实际帮助，他给了杜甫。但这份帮助也受制于他的官场处境和人性限度。可见，现实终究没有卡通片那么浪漫。

在剧情之外，此片也有一些器物景物上的错误。

比如，片中频繁出现的酒具“注子”（执壶），尤其是李白在黄鹤楼所执的那种长流、细颈的“玉壶春式执壶”，实际上是元代至明初才流行的器型。唐代早期的注子器身矮胖、颈短、流也短，影片里用的器型超前了好几百年。

还有，高适帐中和黄鹤楼诗板旁的屏风，风格看起来像是南宋的样式，而非唐代风格。

再有，唐代长安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分离，有坊墙和宵禁。影片为了视觉效果，将街道处理得过于商业化，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夜晚出行游乐的场景，与史实不符。

片中的建筑缺乏唐代的独特美感，更像是横店影视城通用场景，甚至出现了不同朝代建筑风格混搭的情况。例如，杜甫送别高适时身后的亭子，就被观众指出“一下穿越了几百年”。

影片中扬州游船的场景和穿过的拱桥，与现实的扬州瘦西湖及二十四桥几乎一模一样，而唐代的扬州城与清代园林显然不会是一回事。

最好笑的是，片尾出现的多首关于长安的唐诗中，混入了一阕北宋词人舒亶的《虞美人·寄公度》。

虽然有以上种种，这片子依然是很好看的。因为是卡通片，所以，你不妨把它当作一个童话来看。

影片里的高适和李白是一对少年结交的好友，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高适纯朴笨拙，有读写障碍这种今天时髦也常见的毛病，而且口吃。能文能武却不善言辞，只会认死理，下死功夫。

李白则是天纵奇才，口若悬河，潇洒自信，不拘小节。

两个人都少年高志，一见如故。他们彼此学习武艺、切磋诗文，立志要施展才华、实现梦想。

然而现实很骨感。高适屡试不第，想靠卖艺攀龙附凤，依旧未遂。而李白，因为是商人出身，根本没有考科举的资格，想毛遂自荐又没有背景。

面对困境，两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高适认为自己文才不够资格及第，武功甚至不如裴十二这个小女子，于是回乡发奋努力。

而李白则过上了诗酒放诞、一掷千金的不羁生活。为了晋身，他入赘高门大户、写诗讨好公主。

李白一度在长安取得了短暂的成功，高适则岌岌无名到中年。但高适一直秉承朋友之义，李白辉煌时，他陪着见证他的成功，虽然李白未能兑现帮助他的承诺；李白仕途失意，转做道士时，他又来陪伴和鼓励。

最终，高适靠着给哥舒翰做文书进入军队，逐渐积累打仗经验，借着安史之乱立功，一路青云直上。片子里为了抬高高适，连带着把哥舒翰也抬举了，其实历史上哥舒翰是投降了的，晚节不保……

电影结尾，高适作为西川节度使，在吐蕃大军压境时以退为进、奇袭敌营，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但史实是，高适当时面对吐蕃进攻作战失利，丢了松州、维州等地，最终被朝廷撤职，由严武接替。真正大破吐蕃的是严武，而非高适。电影将一场败仗改编成了高适的军事高光时刻，为此还不惜把奸臣宦官程元振美化成一个正面形象。

真实的高适，是“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旧唐书》），是“言浮其术，不为搢绅所推”（《新唐书》）。

高适晚年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大举进攻，高适并非毫无准备，他早就看出西山诸城“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后勤存在巨大隐患。他甚至还想过主动出击，牵制吐蕃，以解长安之危。

但看得到问题，不等于能解决问题。结果是他“师出无功”，吐蕃看准虚实后直扑松州，高适“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结果损兵折将，连连败退”。最终， “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

高适在哥舒翰幕府、在唐玄宗和唐肃宗面前分析形势时，都展现出了不错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敏感度，擅长“纸上谈兵”。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高适是诗人里官做得最大的。他以诗人的身份，怀揣着将帅的梦想，最终也坐上了将帅的位置，但现实证明，他其实不是那块料。

早在永王起兵前，高适就极力反对玄宗“诸王分镇”的策略。永王叛乱后，肃宗召他问策，他“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对局势的判断让肃宗“奇之”。后来，他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淮西节度使来瑱“会于安陆，结盟誓众以讨之”。这个三方联手的军事部署，对永王形成了巨大压力。但史书的记载很微妙：“师将渡而永王败”——军队还没渡江，永王就已经败了。高适还提前给永王部将写信策反，“未度淮，移檄将校，绝永王，俾各自白”，永王手下大将季广琛果然被招降。

所以，高适在永王事件中的角色，更像一个成功的威慑者和策反者，而不是一个在战场上击败敌人的统帅。他在永王平叛中的成功建立在政治站队正确和对手太弱的基础上，而不是他本人的军事指挥才能。

当后来面对真正强悍的敌人——吐蕃时，就暴露了他临阵指挥和实战能力的不足。

可是，电影是拍给孩子们看的，孩子们需要一个榜样来鼓励自己奋发向上。观众们都是凡人，他们虽然崇拜李白，但无法共情这样的天才。于是，加重高适的学习困难和事业困境，把他塑造成一个普通人，再从他的视角来讲故事，会更加讨巧。

高适和李白，就这样成了一个唐朝诗人版的龟兔赛跑故事。

李白是那只兔子，才华和人格魅力都远超高适，但他好高骛远，总想找“终南捷径”，一会儿想当官，一会儿想修仙，挥金如土浪费青春。名是谪仙人，表象更近似酒蒙子和油腻男。嘴上说着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行动上，赘婿也当了，谄诗也写了，最后却政治失败，潦倒被流放，还得靠老友帮忙救赎，真是一手好牌打稀烂。难怪有人说，此片的另一名字叫《被嫌弃的李白的一生》。

高适则脚踏实地，坚守本心，爱国爱民，讲义气重然诺。虽然天资不如李白，却能向别人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最终达到了李白无法企及的高度。他是那只坚持不懈取得胜利的乌龟。

当然，影片也有很多李白的高光时刻，比如《将进酒》的梦幻豪情，让人心神激荡。但是“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名将古是谁，疲兵良可叹。”、“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之类的忧国忧民句子，就没有表现。因为这样不利于与高适的人格形成对比。

市场化的时代，拍片子不得不讲点功利。卡通片是拍给孩子们看的，用华丽精巧的画面和对比鲜明的剧情吸引住孩子们的注意力，启发他们对唐诗的兴趣，提高语文成绩、陶冶个人情操，捎带着教导他们，要勤奋努力、跟从主流价值观，不要志大才疏、好高骛远。

成王败寇，显然，高适的人生和价值观更符合我们现世的需要，家长都希望自家孩子像高适，不要像李白。才华是否光耀后世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活着的时候是否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大唐盛世没能避免李白的失意，安史之乱却成就了高适的逆袭。天资和勤奋之外，时运有时更起决定作用，这是成人间公认却不能宣之于口的规律，电影也不能说。

高适的成就，是几十年以内可见的。而李白的价值，要经过千百年的淬炼洗礼，才能光华愈显。余光中赞美李白“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后来人知晓了盛唐全貌，才了解李白的难得与不可替代。

李白不是庙堂里的英明神武，而是我们文化里的浪漫与傲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知识分子不屈的气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失意志士永不折损的理想；“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凡夫俗子快意人生的潇洒。

山河入他笔，就是万里画卷；悲欢落他句，便成千古共鸣。困厄不消豪情，浮沉不改赤诚。千百年后，我们落寞时会想起他的旷达，思乡时会低吟他的诗篇。李白，是中国人藏在心底的精魂，跨越千秋依旧滚烫，且无人能及。

所以，在片尾，编剧安排饱经沧桑的高适大笑着感慨：“李白，还是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