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朱常洛登基一个月驾崩，你看他30天都干了啥？连做4件致命事

1620年九月初一卯刻，乾清宫传出明光宗朱常洛驾崩的消息。

就在前一天，他还曾召见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大臣，安排皇长子朱由校与群臣见面，交代身后之事。随后，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所谓“仙方”，朱常洛服下一颗红丸，感觉身体暖润，能够进食。傍晚，他担心药力不能维持，又催着服下第二颗。

次日清晨，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帝便去世了。

朱常洛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即位，到九月初一驾崩，史书称“在位一月”。换算为公历，是从1620年8月28日到9月26日，前后不过一个月。

奇怪的是，他登基时尚能主持大典，随后还连续发布新政。为什么不到三十天，身体便急转直下？

答案不只藏在最后两颗红丸里。短短一个月内，他接连作出的四个选择，共同把一个本已虚弱的人推到了危险边缘。

## 新帝急着收拾山河，却收下了八名侍姬

朱常洛接手的不是一个轻松的皇位。

万历后期，明神宗长期深居宫中，许多职位空缺，章奏积压；辽东战事不断恶化，边军缺饷；矿监税使四处扰民，朝廷内外怨声不绝。朱常洛当了近二十年太子，又长期卷入“国本之争”，知道天下在等什么。

明神宗去世后，他尚未正式登基，便先后从内帑拿出二百万两白银，用于犒赏边军、补充边饷。他又下令停止矿税，起用因直言和反对矿税而获罪的官员。

即位以后，朱常洛赦免天下，减免受灾地区租赋，迅速补充内阁人选，召回叶向高，还派人复核刑狱。

这些事并不荒唐。恰恰相反，它们让许多官员看到了朝政转机。后来《明史》说他“潜德久彰，海内属望”，正是因为朱常洛登基后的最初表现，确实与万历晚年的迟滞形成了反差。

可就在这时，宫中送来了一份危险的“礼物”。

《明史·方从哲传》记载，郑贵妃担心朱常洛追究过去围绕福王朱常洵发生的争储风波，便送来珠玉，并进献八名侍姬。朱常洛接受了。

这成了他的第一个危险选择。

史料能够确认的是八名侍姬被送入宫中，后世记载也普遍把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与女宠联系起来；但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房事，并无可靠记录，不能按野史夸张演绎。可以确定的是，朱常洛原本体质就不算强健，又处在丧父、登极和集中处理政务的阶段，此时没有主动节制，也没有隔绝带有政治目的的宫廷馈赠。

郑贵妃送来的表面是美人，背后却是封号交易。她想让自己成为皇太后，受宠的李选侍则希望被立为皇后。朱常洛的私人生活，很快与后宫权力重新缠在一起。

## 已经病倒，他仍然“力疾御门”

即位不久，朱常洛开始患病。

《明史》记载，八月初十，他已经“不豫”；两天后，却仍然“力疾御门”。这便是他的第二个危险选择：身体已经发出警报，他仍在强撑着处理礼仪、封号和朝政。

皇帝的病并不只是个人事务。只要朱常洛停止视朝，宫外便无法准确知道病情，后宫、内官、阁臣和皇子之间的关系也会立刻紧张。

尤其麻烦的是，朱常洛当时尚未完成太子的正式册立。他的长子朱由校虽然身份明确，但围绕李选侍、郑贵妃封号的争夺尚未平息。新帝一旦病重，谁能接近他，谁能传出他的旨意，谁就可能影响下一步权力安排。

正是在这个关口，司礼监太监崔文升进入了诊治环节。

崔文升给朱常洛服用了通利之药。按照杨涟传等记载，服药后朱常洛腹泻严重，身体迅速委顿。皇帝后来对大臣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可见病情已经影响行动。

这是第三个危险选择：在身体虚弱、病因不明的情况下，接受了一剂作用猛烈的泄药。

当时的朝臣立即产生怀疑。因为崔文升与郑贵妃旧有关系，而郑贵妃刚刚卷入封太后之争。杨涟上疏弹劾崔文升，要求查问用药经过。朱常洛随后将崔文升逐出，并暂停郑贵妃的太后封号。

问题是，泄药造成的消耗已经无法挽回。

连续腹泻之后，朱常洛陷入极度虚弱。太医没有给出能够迅速见效的办法，宫中又充满猜疑。就在这时，一个并非御医的人带着“仙丹”出现了。

## 两颗红丸，六天后的皇位争夺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来到思善门，自称有药能够治疗皇帝。

方从哲等人并不信任这种来历不明的药。韩爌后来追述，当李可灼第一次提出进药时，大臣已经劝他离开。等朱常洛病势危急，李可灼再次出现，大臣仍说所谓仙丹“不敢信”。

朱常洛却亲自下令把他召进来。

李可灼说明病因和治法后，朱常洛命他立刻配药。第一颗服下去，宫中传出消息，说皇帝身体暖润，想吃东西。这个短暂效果给了所有人希望，朱常洛甚至称李可灼为“忠臣”。

但到了傍晚，朱常洛担心药力消退，要求再服一颗。医生认为不宜连续服用，他仍催促进药。

这就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危险选择：在群臣对药物来源存疑、医生反对连续服用的情况下，朱常洛先决定服药，又亲自要求加服第二颗。

第二天卯刻，他驾崩了。

红丸是否是朱常洛死亡的唯一原因，后世始终无法断定。此前的身体虚弱、劳累、宫廷生活、腹泻脱水以及红丸成分，都可能参与了最后的恶化。因此，与其把他的死简单归结为“纵欲”或“毒杀”，不如看成一条逐步收紧的链条：收下侍姬，病中硬撑，误服泄药，冒险服用红丸。

朱常洛的死很快引出了另一个事件。

他去世时，李选侍仍住在象征皇权中心的乾清宫。群臣进入哭临，一度遭到宫门阻拦。刘一燝、杨涟等人随即拥护皇长子朱由校离开乾清宫，暂居慈庆宫，并要求李选侍迁出。

双方争执数日。直到李选侍移宫，朱由校才在朱常洛死后第六天正式即位。

这场“移宫案”反过来说明，朱常洛临终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并不是服药，而是召见群臣，让皇长子公开出现，并嘱咐大臣辅佐。正是这个安排，使群臣在宫门关闭、局势不明时，仍有明确的继承人可以拥立。

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他做的许多政事，本来是在挽救万历晚年的积弊；真正要命的，是他在身体和宫廷制度同时失去保护时，连续作出了四次冒险选择。两颗红丸结束了他的生命，而紧接着发生的移宫之争，则让人看清：皇帝突然死亡，留下的不只是一副梓宫，还有一个险些失去控制的权力中心。

如果你身处当时，面对已经病危、却坚持服用“仙方”的皇帝，是冒着抗旨风险强行阻止，还是先服从皇命、寄希望于药物见效？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