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中顾委：邓小平特定历史时期作出的独特选择！

1982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一项看似“退居二线”的制度安排，被写进党章：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它不是荣誉性机构，也不是另一个权力中心，而是为解决干部新老交替而设置的过渡性组织。

这项安排的难处，不在于“设不设”，而在于“怎么退”。许多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经验、威望与责任感都很强。若突然离开工作岗位，党的事业可能出现经验断层；若继续长期占据一线，又会使年轻干部难以成长。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改革开放需要新的知识结构、工作方法和领导力量，但新干部不可能凭空成熟。老同志不能包办一切，也不能简单退出。让他们从一线转到二线，既保留经验，又给年轻人腾出位置，中顾委正是建立在这种现实判断之上。

有意思的是，顾问制度的想法并非到了1982年才出现。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军队设顾问，指出关键有两点：谁来当顾问，当了顾问之后做什么。他还强调，顾问拥有建议权。这个设想后来因形势变化暂时搁置，却为中顾委留下了思想雏形。

1977年复出后，邓小平多次谈到干部年轻化。1979年，他在一次中央机关会议上直言，老干部经验丰富，但精力毕竟会受到年龄限制，选拔接班人不能拖延。话说得很实在，没有回避自然规律，也没有否定老同志的历史作用。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正在考虑设立顾问委员会，让老同志继续发挥指导、监督和参谋作用，同时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逐步精干化、年轻化。这不是对老干部的冷处理，而是把个人威望转化为制度力量。

到了1982年，问题已经不能再等待。2月18日，邓小平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谈到，干部老化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7月4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说，老干部一下子丢手不行，要同中青年干部结合起来。7月30日，他明确指出，中顾委是领导职务由长期任职走向退休制度的一种过渡。

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承担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调查重要问题等任务。委员须有40年以上党龄，对党有较大贡献，并具备丰富领导经验和较高声望。邓小平当选第一届中顾委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担任副主任，共选出172名委员。

这份名单本身就很有分量。委员平均年龄74岁，最大86岁，最小63岁，许多人曾在中央、国务院、军队和地方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中顾委的价值，恰恰在于把这些人的政治经验集中起来，却不让它重新变成日常行政权力。

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给出了清晰定位：“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顾委随后提出，工作应当“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主要通过调查研究、政策建议、经验传授和发现干部来发挥作用。这个边界划得很重要，顾问可以提醒、帮助，却不能越俎代庖。

薄一波后来把老同志的行为准则概括为“六要六不要”。要支持新班子、关心下一代、说公道话、拾遗补缺、继续学习、做好表率；不要干扰工作、干预人事、提出过分要求、介入无原则纠纷、擅自担任社会职务，也不要随意发牢骚。他还说过一句很朴实的话：“要服老，还有用。”

这句话并不轻松。它要求老干部承认年龄带来的变化，同时又不能把退居二线理解成无所作为。1985年调整中顾委成员时，部分年事已高或身体欠佳的委员主动退出。许多老同志接受组织安排，以实际行动说明，退出岗位同样可以体现党性和大局意识。

中顾委的存在时间，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为过渡期。邓小平曾估计，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十五年，便应当取消这一机构。随着干部离休、退休制度逐步建立，年轻干部成长起来，原先承担的桥梁作用不断减弱。1987年十三大后，中顾委主任改由陈云担任，机构活动也逐步减少。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决议，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此前，邓小平已经明确提出撤销意见，陈云、薄一波、宋任穷等老同志也表示支持。薄一波在会议上说，既然中顾委的过渡任务已经完成，就应当主动撤销，办得体面一些。掌声之后，这个运行十年的机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顾委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不是为了延长权力而设，而是为了有序地交接权力。老同志用经验扶持新人，年轻干部在一线承担责任，制度则为这一过程提供缓冲。对一个长期处在革命和建设连续进程中的政党来说，这种主动设计的退出机制，确实是一次少见而谨慎的制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