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化民族被做成生意，这股歪风邪气该整治了

老子被做成闭眼、吐舌、牙齿缺失的形象，秋瑾被塑造成神情痛苦、五官扭曲的样子，红军题材作品里又出现眯眼、吊梢眉、烟熏妆、长指甲、现代板鞋等元素。

争议一波接一波，问题已经不只是“好不好看”这么简单，而是公共文化作品到底该守什么边界。

雕塑家田世信在业内资历很深，还参与过国家雕塑标准起草。也正因为身份和影响力不一般，他创作的两件作品受到的质疑格外集中。

苏州金鸡湖畔的老子雕像，采用了闭眼、吐舌、牙齿残缺等造型。

老子作为道家重要代表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众认知一直比较稳定，很多人习惯的是沉静、庄重、智慧的形象。

可这件作品出来后，大量网友认为造型过于怪异，和大众长期形成的文化认知差距太大。

秋瑾雕像引发的争议更强。秋瑾有历史照片和画像留存，公众对她的形象是有历史依据的。

她是近代重要革命人物，也是很多人从课本里认识的女性英雄。可争议作品里的秋瑾，神态和面部处理都很夸张，一些网友认为，这种创作没有表现出她应有的精神气质。

面对质疑，田世信的女儿曾回应，作品属于写意艺术，表达的是“破茧成蝶”的精神，也提到部分网友对这种艺术语言缺乏了解。

问题也就摆在这里：专业表达当然可以和大众审美不同，艺术家也有创作自由，可当作品对象是老子、秋瑾这类具有公共文化意义的人物时，创作就不只属于艺术家个人。

它会被放进公共空间，会被普通人长期观看，也会参与塑造公众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公众提出质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看不懂艺术”。

类似争议并不只出现在雕塑上。美院博士刘翔鹏的红军题材作品，也曾因为人物形象和细节设置受到批评。

相关作品中的红军战士被画成吊梢眉、眯眼等造型，女红军还出现烟熏妆、长指甲、手势和现代板鞋等元素。

网友反感的重点并不是要求所有红军形象必须画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认为这些设计和历史背景、人物身份之间缺少基本协调，容易让严肃历史题材失去应有的分寸。

2022年的教材插画风波把这类问题推到了更大的公共讨论中。当时部分教材插图里的中国儿童出现斜视、眼神呆滞、五官比例失衡等问题，引发全国范围争议。

成年人看到后可以判断这是某种画法，可教材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孩子每天接触这些图像，长期下来会影响他们对人物形象、审美标准以及自我认知的形成。教材不是个人画册，进入课堂以后，就必须接受更严格的审查。

争议之所以持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一些创作者并不是没有能力画得端正。

以吴勇为例，他参与设计过复旦大学百年纪念邮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邮票，相关作品整体风格并不粗糙。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会继续追问，为什么到了某些中国人物和儿童题材中，形象处理就频繁出现眯眼、歪嘴、呆滞等特征？

如果同一创作者在不同题材中表现差异非常大，公众自然会怀疑，这到底只是个人风格，还是在有意识地选择某套视觉符号。

这种怀疑还延伸到艺术评价体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展览、画廊、奖项、策展体系对国内艺术从业者确实有很强吸引力。

一些创作者为了进入国际市场，会主动研究海外机构喜欢什么题材、什么表达方式、什么视觉特征。

问题在于，一旦创作目标从表达真实经验，变成迎合某些外部审美预期，就可能出现对本国人物形象的刻意强化、扭曲甚至丑化。

南京大学教授汤家凤曾公开批评这类文化现象，认为它会伤害中国人的精神认知。话说得很重，但他指向的问题并不难理解。

英雄人物、历史人物、教材儿童形象，本来就承担公共教育功能。一个作品单独看，也许只是一件有争议的艺术品；可同类形象反复进入教材、展馆、公共空间，影响就会被放大。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年轻人长期接触这类内容之后，对历史人物形成轻佻、怪异甚至负面的固定印象。孩子对文化和审美的判断不是天生就成熟，课堂、教材、公共艺术都会参与塑造。

历史可以讨论，英雄可以研究，艺术也可以突破传统，但涉及公共文化记忆时，不能把基本尊重一起丢掉。

这类事件后来也出现了明确处理。“毒教材”事件中，官方追责27人；插画作者吴勇被喊话，要求将他永久清出教材行业。

刘翔鹏因红军题材作品引发争议后，其被国家艺术基金永久除名，已发资金全部追回，所在高校也启动追责。

无论具体个案的处理依据是什么，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公共文化项目不是没有责任边界，拿公共资金、进教材、进公共空间，就要接受公共监督。

光处理几个具体的人还不够。真正要补的是制度上的问题。

教材插图、重大历史人物雕塑、英雄人物美术作品，只要进入公共传播和公共教育体系，就应该建立更透明的审核标准。谁推荐，谁审核，谁出资，谁负责，出了问题谁承担后果，都应该说清楚。

专业评审也不能只看圈内人的意见，历史题材还需要历史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代表参与，避免少数人的审美决定所有人的公共视觉环境。

艺术创作不需要统一成一种风格，也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端庄整齐，但“多元”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

私人展览里可以尝试各种表达，进入教材、校园、纪念场所、城市公共空间后，性质就变了。作品面对的是大量普通人，其中还有未成年人，它必须考虑社会影响。

国内文化界也该重新看待所谓“国际认可”。国际奖项可以参考，海外市场可以参与，但不能把外部评价当成唯一标准。

一个作品值不值得肯定，最基本的判断仍然应该包括对历史是否尊重、对事实是否认真、对公众是否负责。

这股歪风真正该整治的，不只是几件难看的作品，而是那套把丑化当个性、把争议当流量、把外部认可当最高标准的做法。

只要规则更清楚、责任更明确、评价标准更有自主性，靠伤害民族形象获利的空间自然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