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到底该怎么分？史学界吵了百年没有统一答案

你翻过中学历史课本吗？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整整齐齐，像五级台阶，人类历史一级一级往上走。这大概是大多数人关于“历史该怎么分期”的唯一印象。

但如果你稍微多问一句：中国什么时候是奴隶社会？什么时候进入的封建社会？你会发现，答案并没有课本上看起来那么确定。

有人说是“西周封建说”——武王伐纣那一年，中国就进入封建社会了。有人说是“战国封建说”——要到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475年，才算真正迈进封建门槛。还有人说是“魏晋封建说”——一直拖到东汉末年三国分立，封建社会才正式登场。更离谱的，还有“东晋封建说”“中唐封建说”......

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史学界吵了近一百年，至今没有统一答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概念，本身就不是从中国历史里长出来的。它们是舶来品，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欧洲历史时提炼出来的理论工具。把这两个概念套到中国历史上，就像拿欧码的鞋子去量中国人的脚——合不合脚，得看你怎么穿。

先说说什么是奴隶社会。

按照经典定义，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完全占有奴隶本人。奴隶不是“人”，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买卖奴隶、赠送奴隶、甚至杀死奴隶，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

这么说有点抽象，我们看几个真事儿。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里，记载了大量用人祭祀的内容。商王祭祀祖先，动不动就杀几十几百人。考古学家统计过，殷墟王陵区发现的人殉和人祭遗骸，总数有将近四千具之多。有的墓葬里，一个墓的殉葬者就多达四百人。

这些被杀死陪葬的人，不是战俘就是奴隶。

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里写过一段话：殷代祭祀还大量地以人为牺牲，有时竟用到一千人以上。殷王或者高等贵族的坟墓，也有不少的生殉和杀殉。这样的现象，不是奴隶社会是不能想象的。

还有更扎心的——西周孝王时代的青铜器《曶鼎》铭文里，清清楚楚记着一笔账：五名奴隶，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

一个人，不如一匹马。

这就是奴隶社会最残酷的一面。人不是人，是财产，是可以计价、可以交换、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

但话说回来，有奴隶不等于有奴隶社会。历代王朝都有奴隶——汉代有官奴婢，唐代有部曲，清代有家奴——但不能说中国一直是奴隶社会。关键在于，奴隶这种生产关系，是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是不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殷商时期，大规模的人殉、成批的奴隶买卖、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早期国家形态。所以多数学者认可：殷商是典型的奴隶社会。

但商朝之后呢？分歧就来了。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这个年份，是很多历史分期理论的“分水岭”。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学者——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认为，武王克商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就变了。

吕振羽在1935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里写道：周克殷后，周人一方面把原来的奴隶解放，一方面把原来的农村公社和氏族部落转化为封建庄园，把原来土地上的居民转化为农奴。

换句话说，周朝人干了两件事：解放奴隶，然后把他们变成农奴。

奴隶和农奴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大。

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杀他、卖他、把他当牲口用。农奴虽然也依附于领主，不能自由迁徙，但他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他需要向领主交租、服劳役，但领主不能随便杀他。

范文澜为了论证西周是封建社会，举过一个例子：周初社会，农奴与奴隶并存，但农奴数量比奴隶多。他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什么性质，要看哪种生产关系占主导——农奴制占了主导，那就是封建社会。

但郭沫若不同意。

郭沫若认为西周还是奴隶社会。他的理由是：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耕种井田的“庶人”实际上就是耕奴。而且西周青铜器铭文里大量记载着以奴隶和土地为赏赐品的内容，说明奴隶还是重要的财产形式。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奴隶”和“农奴”太难分了。

郭沫若自己后来也承认：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和封建农奴的区别，往往不很显著。奴隶主可以把一小片土地给耕奴，让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有了家室，耕奴就更不容易逃跑。所以单从农民的生活状态来看，你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奴隶还是农奴。

这就好比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工作，你分不清他是签了劳动合同的正式工，还是被包工头剥削的临时工——表面看都在干活，但背后的法律关系完全不同。

如果说西周到底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有争议，那到了春秋战国，变化就肉眼可见了。

铁器出现了。

这不是小事。铁制农具比青铜农具锋利得多、耐用得多、也便宜得多。一个农民用铁犁翻地，效率是青铜农具的好几倍。个体家庭有能力独立耕种了，不再需要依附于大家族或奴隶主庄园。

井田制撑不住了。

井田制是西周的土地制度：把一块地划成“井”字形，中间是公田，周围是私田。农民先种公田，再种私田。公田的收成归领主，私田的收成归自己。

但铁器普及之后，农民开垦了大量井田之外的荒地——“私田”。这些私田不在井田制框架内，不交公粮，不归领主。谁开垦的算谁的。

领主的地没人种了，领主的收入减少了，领主的权力萎缩了。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开始变法。最著名的是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这一步迈出去，整个社会的根基都换了。

土地可以买卖了，财富可以流动了，阶级可以变化了。一个农民攒够了钱可以买地成为地主，一个贵族败光了家产可以把地卖掉沦为平民。旧的宗法等级秩序瓦解了，新的地主-农民关系建立了。

郭沫若正是抓住了这个变化。他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关键要看主要矛盾是什么。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如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严密意义的地主阶级还不存在，那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是封建社会。

春秋以前，有地主吗？没有。土地归领主所有，农民依附于领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宗法血缘关系，不是阶级关系。

战国以后，有地主了。土地可以买卖了，一批人靠买地成了地主，另一批人靠卖地成了佃农。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所以郭沫若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公元前475年。

这个判断，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郭沫若研究了几十年，前后改过三次看法。最早他认为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后来改到秦汉之际，最后才定在春秋战国之交。

郭沫若也好，范文澜也罢，争论的只是“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他们都默认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

但还有一派人，连这个前提都不认。

1979年，历史学家黄现璠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直截了当：《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他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中国殷周不是奴隶社会，而是领主封建社会。

黄现璠的理由是：奴隶制度不等于奴隶社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个独立阶段，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中国也是这样。

此后，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学者纷纷跟进。张广志甚至提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一个国家到底跨越哪个阶段、选择哪种社会形态，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集团——在中国，选择者是“全权垄断强大无比的官吏阶级”。

这个说法有点绕，但意思很清楚：历史不是照着教科书走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路。

进入21世纪后，围绕“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争论，焦点逐渐从“奴隶社会”转向了“封建社会”。有人质疑：秦以后中国是中央集权制，跟欧洲那种“领主-附庸”的封建制根本不是一回事。拿“封建”这个词去翻译欧洲的“feudalism”，本身就是个历史误会。

中文里的“封建”，本义是“封诸侯、建同姓”——周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大夫，一级一级往下封。欧洲的“feudalism”也是层层分封，但两者的具体内容差别很大。用同一个词去概括两种不同的制度，难免削足适履。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重要吗？殷商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跟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

历史分期不只是给过去贴标签。它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演变，有没有一条“普遍规律”？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给出的答案是：有。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要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条路。

但这个答案，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学者们发现，历史远比理论复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国的宗法制度——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很难用一把尺子量到底。

有意思的是，围绕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学术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中国社会史论战”，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合理性。

历史从来不只是历史。

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些争论，也许可以多一分平常心。

历史学家们吵了近一百年，谁也没说服谁。但这并不意味着争论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争论，让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商代人殉的累累白骨，西周井田上的耕奴，春秋铁犁翻开的新土，战国商鞅划下的阡陌——每一段历史都有它自己的逻辑，不需要硬塞进某个理论框架里。

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与其说是在找一个精确的时间点，不如说是在理解一种转变：从“人可以是财产”到“人不能是财产”，从“土地归领主所有”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宗法血缘决定一切”到“阶级关系成为主导”。

这个转变，中国用了好几百年。从西周到战国，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差不多相当于从唐朝到今天这么长的时间跨度。

历史从来不在一夜之间翻篇。

我们今天讨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如何划分”，本质上是在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自己从哪儿来、走过什么样的路？

答案可能没有标准版。但追问本身，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