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一门多才俊（二）诸葛恪

和藏锋守拙的弟弟完全相反，诸葛恪是三国二代里最耀眼、最凌厉，也最让人惋惜的天才。

如果说诸葛乔是块温润无声的璞玉，那诸葛恪就是一把利刃，锋芒毕露、锐不可当。

诸葛恪的智商，是毫无争议的顶级水准。

他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且辩才无双、反应机敏，把江东一众世家子弟远远甩在身后。孙权最喜欢聪明的少年，所以对诸葛恪格外赏识。年纪轻轻的他，就常常在朝堂上应对群臣，几次用精妙的言辞把元老重臣说得哑口无言。连资历深厚的老张昭，都曾被诸葛恪辩驳得无言以对。演义里“诸葛子瑜之驴”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段时间他的真实表现。

与那些纸上谈兵的“神童”不同，诸葛恪不是只有嘴皮子功夫的绣花枕头。他的政务实操能力和统筹手段，在东吴官二代里都是顶尖的。

魏蜀吴三家每家都有自己的麻烦，曹魏是北方游牧民族，蜀国是南中蛮族，东吴就是丹阳山区的山越作乱。这里大山险峻，本来就很难控制，再加上山越人彪悍善战，不愿意乖乖当顺民，就跟东吴官府打起了满长的游击战。跟土著打游击，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历任当地官员都束手无策。

当时还在陪太子孙登读书的诸葛恪主动请缨，要求去治理丹阳山越。满朝文武几乎全都反对，觉得他年少轻狂不自量力。

但他们全都看走了眼。

诸葛恪经过对前人的经验的总结和推演，已经看穿了山越作乱的症结，定下了一套"坚壁清野、分化瓦解、步步蚕食"的打法。他到任后就封锁山区粮道，一步步阻断物资流通，慢慢绞杀反抗力量，而对归顺的则大张旗鼓的安抚优待。

就这样数年如一日地稳步推进，最终彻底平定了丹阳山越之乱，而且收服了四万多精兵，为东吴补充了大量兵源和人口，极大地稳固了后方根基。

这场没人看好的平乱之战，充分证明诸葛恪不光有天赋，更有极强的执行力、统筹力和战略判断力。

平山越之后，年轻的诸葛恪升威北将军，都乡侯，成为东吴最年轻的重臣。

孙权晚年，朝堂派系撕裂，"二宫之争"把国力耗了个七七八八，元老重臣相继凋零，东吴人才断层严重，诸葛恪就更显得鹤立鸡群了。

陆逊死后，诸葛恪接任大将军、假节，代陆逊领荆州事务，已经成为军方第一人。毫无意外的，孙权死前把诸葛恪列为托孤大臣之首，拜他为太傅，总揽朝政，辅佐幼主孙亮。

至此，诸葛恪终于正式登上了东吴的权力巅峰。

执政初期的诸葛恪，展现出了高超的治国水准：广施仁政、体恤民情，减免赋税、大赦天下，还废除了特务监察机构、整顿吏治、安抚宗室士族。短短时间，就把东吴晚年的混乱局面给扭转了过来，朝野民心归附，声望空前高涨。

而真正把诸葛恪声望推上顶峰的，是东兴之战。

曹魏趁东吴新帝登基政权未稳，派大军南下伐吴，吴国举国震动。

早在孙权去世当日，诸葛恪就预判魏国一定会趁国丧南下，于是立即着手准备，其中一条最关键的举措就是提前加固东兴堤。

东兴堤在巢湖出口，濡须水一带（今安徽含山西南），早年孙权修建，后来荒废。诸葛恪重修大堤时，依山修建了东关、西关两座城堡，派兵驻守，虽然驻军人数很少，但在这里主动布防，却恰好扼守住了魏军从合肥南下的水道要道，这也是后来是东兴之战获胜的关键。

此时曹魏名义皇帝是曹芳，实权已经落在司马师手中；司马懿在前一年去世，司马师刚刚接过权力，朝堂反对势力不少，非常需要一场对外大胜巩固自身权威。

听闻孙权去世、东吴幼主新立，司马师决定抓住国丧的窗口期，兵分三路大举南下。总兵力约十五万，由司马昭总督。

魏军主力七万抵达东兴后，准备搭建浮桥横跨湖面，然后大军登上东兴大堤，分兵围攻东西二城。

但这两个城池依山而建，地势十分险峻，魏军一时攻不下来。时值隆冬，天降大雪，天气酷寒。魏军只好暂时停下休整。

诸葛恪抵达前线后，安排丁奉、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锋。老将丁奉判断：魏军重兵压境，如果他们稳住阵脚，吴军很难取胜，必须快速突击。于是丁奉自带三千精兵，脱离主力，轻舟急进，两天抵达前线徐塘。

与此同时，魏将胡遵等人正在大堤上置酒聚会，点起篝火饮酒取暖，防备十分松懈。

丁奉看到魏军在堤上饮酒，于是便上演了一出三国名场面“雪中奋短兵”：令士兵脱去铠甲、丢掉长矛大戟，只戴头盔，手持短刀盾牌，沿堤攀登。

魏军远远看见少量吴军裸身登堤，觉得滑稽，纷纷大笑，没有及时列阵备战。没想到三千吴军冲上堤岸，如猛虎般直接杀入魏军营寨乱砍乱杀。魏军猝不及防，大乱溃散。

这时吴军其余几路援军也已经陆续赶到。

吴将朱异率水军冲入湖面，攻击魏军浮桥，浮桥断裂，大量魏军士兵落水。魏军溃兵被挤压在大堤与湖水之间，最终彻底崩溃。

《三国志》记载，这一仗魏军死者数万，吴军缴获车、牛、马、驴骡各数千，军资器械山积。

这是东吴后期最辉煌的一场大胜。此战之后，诸葛恪声威大震，进封阳都侯，加封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手握东吴全部军政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吴掌舵人。

可巅峰，往往就是深渊的开始。

诸葛恪这一生实在是太顺了，顺得几乎如同爽文童话里的男主角，但现实世界中，飞得越高的人，往往摔的越狠。

少年成名，屡建奇功，让这位天才陷入了恃才自傲、刚愎自用的死胡同。他错把天时地利将士用命等等客观因素，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这让他觉得只要我出手，魏国必败，我的功业可以无限复制。

而他的政治处境也逼他必须继续赢：作为外来的琅琊诸葛氏，他毕竟不是江东本土大族，只能靠军功压服朝野；而且幼主在位、宗室林立、士族观望，他必须靠盖世功业稳固权力。

恰好此时司马师新败、曹魏政局动荡，诸葛恪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东兴大胜仅仅半年后，诸葛恪不顾全国休养生息的刚需和朝廷百官的集体劝阻，干了一件疯狂的事——强行征调二十万大军北伐，进攻合肥新城。

二十万大军是什么概念？东吴全国总人口不过两百多万。二十万征战士兵再加上民夫，相当于把全国的壮劳力全部抽干净了。

古代大军作战，最忌六、七、八月盛夏。但诸葛恪不管这些，结果不到一个月，吴军兵营中就开始瘟疫横行，死伤无数。

可是当下属如实上报的时候，诸葛恪却拒绝相信，反而斥责部下谎报军情动摇军心——他是真的糊涂到不明事理吗？当然不是，他只是一味的偏执。

东兴大捷铸就的巨大声望，早已化作枷锁困住了他。他不愿承认自己的北伐大计会受挫，更不能接受功业中断的现实，宁愿掩耳盗铃的强行催促部队进攻，一步步把吴军拖入更深的绝境。

合肥新城是个小城，守军仅三千多人，吴军二十万大军围堵，按理说应该毫无悬念的碾压过去，但是实际上却打得无比艰难。围城三个月，耗费了无数粮食和人命之后，城墙已经破损坍塌，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再聪明的人，也会被傲慢蒙住双眼。诸葛恪太想要一次体面、完美、碾压式的大胜了。这一点，连对面的敌人都发觉了。

于是，魏军守将张特只不过使了个粗劣的诈降之计，就让自负智谋无双的诸葛恪上了当，他派人送信说“我本就无心死战，吴国大势已定，我早想投降了。只是魏国的军法，守城百日不降全家连坐。如今我守了九十余日，请宽限几日，期限一到我即刻开门归降。”

诸葛恪大喜，当即答应暂缓攻城。在接下来的整整三天时间，张特连夜修补城墙、加固防御、安抚休整手下的士兵。三天后，城墙修复完毕，张特登城对着城下大骂，宣布要死守到底。

吴军一看这一幕，士气直接就归零了，这时候最正确的选择是立刻撤军，然后好好休兵养民，恢复国力从头再来，比如诸葛亮北伐，从来不会做一条道走到黑的蠢事，但诸葛恪还是不服，梗着脖子逼迫全军继续攻城。最终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吴军死伤倍增，三军怨愤几乎兵变。诸葛恪才不得不狼狈撤退。

这次兵败，让诸葛恪受到沉重打击，他那颗从没受过挫折的心几乎原地裂开——我是天才啊，我怎么会错？！错的既然不可能是我，那就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结果就是，他不但没有半点自省之意，反而愈发的偏执暴虐了。

他开始迁怒诸将，在军中大肆清洗异己，还剥夺了朱异等一批老将的兵权。他知道朝堂上怨气冲天，干脆抛开所有斯文，对反对者用严刑峻法，罢黜了中书令孙嘿和一大批官员，杀鸡儆猴。

但这一下却适得其反，不但寒了军心、失了民心，还把江东所有本土士族和宗室势力全给得罪光了。

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人人自危。短短几个月，那个曾经万众拥戴的社稷功臣诸葛恪，已经成为整个东吴的公敌。

诸葛恪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智商并未下线，他迅速更换了皇宫宿卫和御林军军官，把军权牢牢握在手里，但是这样一来有个人就坐不住了，他就是孙峻。

孙峻原本是武卫将军，掌管宫廷宿卫，这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一旦诸葛恪清洗禁军，孙峻就失去了保护，等于脖子交到诸葛恪手里。只要诸葛恪起疑心，孙峻随时会像之前的孙弘一样，被诛杀。所以当他看准了朝野民心已失、诸葛恪大势已去之时，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在宴席之上突然发难，诛杀了诸葛恪，随后夷灭其三族，江东诸葛氏就此陨落。

一代惊才绝艳的能臣、权臣，落得一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这是三国史上最令人唏嘘的悲剧之一。

诸葛恪机敏绝世、智计无双、能言善辩、攻坚破局，可以临危定乱、可以治军平叛、可以决胜疆场，拥有搅动乱世格局的顶级能力。

但论心性格局、立身之道、成事底蕴，诸葛恪远不及弟弟诸葛乔。他的父亲诸葛瑾早就说过，这孩子聪明外露，恐怕将来会反噬自身祸及家族，后来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其实世间多的是天赋异禀的聪明人，但天赋只能决定人生的上限，心性和德行才能决定人生的结局。

我有时候会想，假如当初被过继给诸葛亮的是诸葛恪，诸葛亮对他悉心培养，严格管教，慢慢磨去他的浮躁和锋芒，也许他真的能成长为一名成为文武兼备的完美继承者，在诸葛亮身后撑起蜀汉的大局，至少比姜维和诸葛瞻要好一些，哪怕仍然不成气候，蜀汉也没有吴国那样恶劣的内斗传统，至少诸葛瑾家的血脉能够保存，总比被销户口本强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