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嫂子52岁守寡后，穿件薄睡裙给对门老李开门

我嫂子52岁守寡后，穿件薄睡裙给对门老李开门，手里端着搪瓷缸，我儿子在阳台看见，她没看见我，我手里的菜掉地上，儿子那年16没捡

菜掉在地上的时候，我听见芹菜断掉的声音。

很脆。

塑料袋没破，西红柿滚出来一个，一直滚到楼道墙角，靠着墙根停住。我盯着那个西红柿看了很久。它上面有一小块磕痕，渗出一点汁水，像人皮肤上擦破的伤口。

楼道的灯是声控的。我上楼的时候它亮了，我站住不动，它又灭了。黑暗里只剩下对门那扇门缝里漏出来的一线光，细细的，黄的，暖的。还有搪瓷缸碰在门框上的声音，叮的一声。

我儿子站在阳台上。

他在收衣服。十六岁的男孩子，个子已经比我高了，肩膀还很窄，校服袖子短了一截。他两只手举着，一件白衬衫从衣架上摘下来，动作停在半空。

他看见了。

我没看见他那时的表情。我在楼下。我只能看见阳台上的他，半个身子探在外面，手里攥着那件衬衫，一动不动。

后来我经常想，他到底站了多久。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洗碗，在拖地，在给他往书包里塞牛奶。答案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也不说。从那天到今天，他一个字都没提过。

那是去年九月的事。

九月的石家庄还热。白天热得人发昏，晚上才有一点风。那天我下班晚了，超市打折，我绕路去买菜。芹菜一把，西红柿四个，排骨一斤半。排骨是给儿子炖的，他高一，住校，每周末回来，瘦得像根竹竿。

我嫂子住在对门。

说嫂子，其实是我堂哥的媳妇。堂哥姓周，叫周建军，开大车的，跑长途。跑的是新疆那条线，一趟出去十几天，回来歇几天，再走。前年冬天，在甘肃境内，车翻进沟里。人拉回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留下嫂子一个人。还有一个女儿，远嫁了，嫁到福建，一年回来一次。

嫂子那年五十二岁。守寡那年，其实才五十。我算不清到底是哪年，她自己也懒得算。她从来不说“建军走了几年了”这种话。偶尔提起，就说“我们家老周”，好像人还在新疆跑车，只是没回来。

对门住着老李。

老李六十一，退休工人，以前在棉纺厂。老伴前年没的，癌症。他有一个儿子，在深圳，做程序员。老李一个人住，每天早上下楼买豆浆油条，中午自己煮挂面，晚上在楼下跟人下象棋。

他跟嫂子是怎么走近的，我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

这种事，谁会专门告诉你呢。

那天我站在楼道里，手里提着一袋子菜。塑料袋勒得我手指发红。我听见搪瓷缸的声音，听见门开的声音，听见老李说了句什么，声音很低，没听清。嫂子没说话。门又关上了。

整个过程大概几秒钟。

我站了很久。楼道里黑，外面天还没全黑，窗户透进来一点灰蓝的光。我能看见自己脚上那双鞋，三十五块钱买的，鞋底已经磨薄了。地上的西红柿还在，红色的，靠墙根，安安静静。

我弯腰把西红柿捡起来。擦了一下，放进袋子里。

然后我上楼。

楼梯一级一级的，水泥的，踩上去有灰。我走到四楼，拐弯，再上一层。我家在五楼，对门是嫂子家。我经过她家门口的时候，脚步放慢了。

门关着。

里面没声音。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拧开，进了门。

儿子在阳台上。他已经把衬衫收完了，正在叠。叠得很慢，很仔细，袖子对折，领子压平。我看了他一眼。

他没看我。

“回来了。”我说。

“嗯。”

“饿了没？”

“还行。”

“炖排骨。”

“行。”

我把菜放进厨房。排骨泡在盆里，血水慢慢渗出来。我洗芹菜，切姜，剥蒜。刀切在菜板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规律。

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慌什么。

吃饭的时候，电视开着。新闻联播，声音不大。儿子扒饭，吃排骨，喝汤。我问他这周在学校怎么样，他说还行。问他月考多少分，他说没出。问他衣服够不够穿，他说够。

我看着他。

他低着头，睫毛很长，像他爸。他爸早年跟我离了，去了南方，又成了家，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打。儿子也不问。从来不问。

“今天收衣服了？”我说。

“嗯。”

“外面风大不大？”

“不大。”

他夹了一块排骨，啃得很干净。骨头放在碟子边上，一根一根码好。这是他爸的习惯。我看了很多年，现在轮到看他了。

我没问。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楼上有人在走路，拖鞋啪嗒啪嗒的。隔壁不知道谁家电视开得很大声，放的好像是抗战剧，枪声一阵一阵的。我把被子拉到下巴。九月了，夜里已经凉了。

我想起嫂子。

想起她穿的那件睡裙。薄。浅色的。有点旧，领口松了。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搪瓷缸，缸子上印着红双喜，是当年结婚时候的。

那种搪瓷缸，我们家以前也有。我妈用来装猪油。后来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我想起她开门的样子。

不慌张。不鬼祟。就是很平常地开了门，接过什么东西，或者递过去什么东西。搪瓷缸。很可能是送吃的。嫂子做饭不错，尤其会烙饼。老李一个人，经常吃挂面，她可能给他送过饼。

对门邻居，互相送点吃的，这有什么。

我这么想着，就有点想哭。

不是因为她。是因为我说不清。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碰见老李。

他站在楼下，手里拎着豆浆。看见我，笑了笑。

“上班啊。”

“嗯。”

“你嫂子昨天烙的饼，好吃。我给你留了一块，放你家门口了。”

我愣了一下。

“哦。”我说，“谢谢李叔。”

“谢什么。邻里邻居的。”

他拎着豆浆走了。背有点驼，走路不快。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他也挺老的。

那块饼在我家门口的鞋柜上，用塑料袋包着。我拿起来，还是温的。

我没吃。放进了冰箱。后来放了好几天，硬了，扔了。

从那天以后，我开始注意嫂子。

注意她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注意她穿什么衣服，手里拿什么。注意老李什么时候去她家，什么时候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我就是开始注意了。

嫂子在小区门口摆了个摊，卖早点。豆浆，油条，茶叶蛋，还有自己包的包子。每天四点多起床，五点半出摊，卖到九点收。一个月能挣两千多，有时候三千。她说，够花。

我有时候路过，她给我塞两个包子。我不要，她就硬塞。

“拿着拿着，给孩子的。”

她手上有面，白白的，指甲缝里也白。手很粗，关节大，是干活的手。

她的头发白了不少。染过，染成黑的，但是发根又白了。额头上有皱纹，不深，笑起来才明显。她不怎么笑。

堂哥在的时候，她也不怎么笑。堂哥嗓门大，爱喝酒，喝多了就骂人。有一次把电视机砸了，因为什么我忘了。嫂子坐在门口，不说话。后来她自己攒钱，又买了一台。

堂哥走了以后，她把那台电视机搬到了卧室。客厅里放了一台小的，旧货市场买的，一百多块钱。

我进去过一次。屋里很干净。地擦得亮，桌子上有布，布上有茶壶。墙上挂着堂哥的照片。黑框的，笑得很开。

照片旁边有一张女儿的。在外地拍的，穿婚纱，站在海边。

就这两张。

我坐在她家沙发上，她给我倒水。搪瓷缸，就是那天那个。红双喜。缸口掉了一块瓷，露出黑色的铁。

“你哥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她说。

“就留下一屁股债。”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跑车那几年，挣了点，都喝酒了。跟人合伙买车的钱，到现在还没还完。人家知道他不在了，也没催。可我记着。三万八。等丫头那边稳定了，我慢慢还。”

我没说话。

“你哥是个好人。”她又说，“就是没本事。没本事还爱面子。爱面子还爱喝酒。”

她说完笑了笑。

“我这么说他，你介意不？”

“不介意。”我说。

“那就好。”

她把搪瓷缸往我这边推了推。

“喝水。”

我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点搪瓷味儿。铁锈味，淡淡的。

那之后我又去过几次。有时候给她带点水果，有时候带点我儿子不穿的旧衣服——她拿去改改，给老家亲戚的孩子。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她看抗日剧，我也看。谁死了，谁活了，谁叛变了。我们都不怎么说话。

有一回，她突然问我。

“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我不知道怎么答。

“我年轻的时候图嫁个好人家。”她说，“后来图孩子有出息。现在孩子嫁了，有出息了，我又图啥。”

我说：“图个安稳吧。”

“安稳。”她重复了一遍，笑了一下。

“安稳就是，一个人。”

我没接话。

电视里在放打仗。机枪突突突的，人一排一排倒下。

“你李叔是个好人。”她说。

我看着她。

“就是好人。”她说，“没别的。”

我点头。

“我知道。”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老李的事，我是后来慢慢拼出来的。

他老伴走之前，在医院躺了八个月。胃癌，晚期。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医生说最多半年，他老伴撑了八个月。

八个月，老李天天在医院。早上五点起来熬粥，六点坐公交去医院，晚上十点回来。儿子从深圳回来过两次，每次待三天。

“他工作忙。”老李跟我说，“忙，不容易。”

他老伴最后那几天，已经说不出话了。老李握着她的手，一直握着。她说不了话，眼睛看着老李，一直看着。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老李说，“她想说，你好好过。”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楼下抽烟。烟是红塔山，八块钱一包。他抽得很慢，一口一口的，烟灰很长，不弹。

“我答应她了。”他说，“我好好过。”

他老伴走了以后，他一个人住了半年。半年里没怎么出门。儿子打电话来，他说好着呢。儿子说回来看看，他说别回来，耽误工作。

后来他开始下楼下棋。再后来，他开始跟我嫂子说话。

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有一天下雨，嫂子摊子收不了，老李帮她收了。可能就是有一天老李煮挂面，嫂子看见了，给他送了张饼。可能就是有一天，两个人都在楼道里，一个上楼，一个下楼，停了一下，说了句今天天不错。

这种事，不需要什么开头。

一个楼道里住着，门对门，日子久了，总要说话。

我儿子是住校的。每周五回来，周日下午走。他回来那天，我把排骨炖好了。他吃了两碗饭，三块排骨，一碗汤。吃完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我洗碗。

“妈。”他突然叫我。

“嗯。”

“周姨家是不是有人了？”

我手里的碗差点掉了。

“什么？”

“我说周姨。对门那个。”

“你怎么知道？”

“上次回来，看见一个男的从她家出来。”

他说得很平，眼睛没离开手机。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吧。”

“你怎么不跟我说？”

“忘了。”

他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

“妈，周姨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

我没说话。

“她女儿又不回来。她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懂什么。”我说。

“我懂。”他说，“我又不是小孩。”

他把手机拿起来，站起来，回自己屋了。门关上，很轻。

我站在水池边，手上的泡沫慢慢消下去。水哗哗地流。碗还在手里，滑滑的，有点抓不住。

我儿子十六。他爸走的时候，他八岁。八年里，他从来没问过他爸。一次都没有。

我以为他不在乎。

我以为他不懂。

那个月我算了一笔账。

嫂子早点摊，一个月流水大概四千。成本：面、油、煤气、鸡蛋、肉馅，加起来一千五左右。摊位费，一个月三百。她四点多起来，五点半出摊，九点收，一天干四个半小时。一个月三十天，不歇。净挣两千二。

两千二。

我一个月工资，四千三。扣五险一金，到手三千八。房贷两千一，儿子生活费八百，水电煤气三百，剩下的八百，是我一个月的菜钱和零花。

我不买衣服。一年买了三件。一件T恤，三十五。一条裤子，八十。一双鞋，一百二。

嫂子不买衣服。她穿的都是旧的。有一件外套，穿了五年。袖口磨白了，她拿针缝了缝，接着穿。

老李退休金一个月三千二。老伴看病那两年，花了十几万。医保报一部分，自费的部分，掏空了积蓄。儿子给了五万。剩下的，老李跟亲戚借的，还没还完。

他一个月药钱，六百多。高血压，糖尿病。他不敢住院。住院就要花钱，花多了，儿子就得给，儿子在深圳买房，首付还差着呢。

这是账。

我写这些数字的时候，手是凉的。

不是因为这些数字大。是因为这些数字太小了。小到每一笔都能算清，小到每一笔都能省，小到你以为省一省就能过去，可是省了十年，还是过不去。

嫂子欠的三万八，到现在还了一万二。老李欠的一万五，还了三千。我欠银行三十七万，每个月还两千一，还了六年，还欠三十一万。

我们三个人，住在对门和隔壁，加一起欠了三十六万。

三十六万。

这些钱，都是欠的。嫂子欠的是人情债，老李欠的是命债，我欠的是房子债。

谁欠谁的，说不清。

那天晚上，我又站在楼道里。

我没开灯，就站在那儿。声控灯灭了，黑漆漆的。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楼上有人在洗澡，水声哗哗的。谁家的狗在叫，很小声。远处有车经过，声音一飘就过去了。

我看着嫂子家的门。

门缝里透着光。

老李家的门，也透着一线光。

两扇门，对开着，中间隔着两米的楼道。

我站在中间。

我想起我儿子。他在学校。这会儿应该睡了。或者没睡，在被窝里看手机。

我想起他八岁那年。他爸走的时候，他站在阳台上，看着他爸拎着箱子下楼。他爸走到楼下，抬头看了一眼，没招手，走了。

我儿子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我喊他吃饭，他没应。

我去阳台找他，他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件他爸的旧衬衫。

那件衬衫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儿子从来没提过那天的事。

就像他从来没提过嫂子开门那天的事。

他捡起来了，或者没捡。他没说。

我后来也没问。

有些事，问了也没用。

有些事，不问也知道。

嫂子从来没跟我提过老李。

老李也从来没跟我提过嫂子。

他们像两条平行线，偶尔在楼道里交叉一下，然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门里。

有一次我在楼下碰见嫂子。她刚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拎着一袋土豆。土豆很沉，她换着手拎。

“买这么多？”

“便宜。八毛一斤。囤着。”

她笑了笑。

“你李叔爱吃土豆。”

她说完，愣了一下。

“我是说，老李。李叔。”

“我知道。”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

“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

“就是邻居。”

“我知道。”

她把土豆换到另一只手上。

“他一个人，吃不好。我做多了，就给他送点。他有时候也帮我修个东西。灯泡，水管，换个阀门。他手巧。”

“嗯。”

“他老伴在的时候，对我也挺好。有一年我发烧，他老伴给我送的药。”

“嗯。”

“人得记着好。”

“是。”

她拎着土豆上楼了。走得慢，一步一级。背影很瘦，肩膀窄窄的。那件旧外套，今天还在穿。

我站在楼下，看着她走到四楼，拐弯，看不见了。

她没说，我也没说。

但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

不是那种事。不是睡裙，不是搪瓷缸，不是别人嘴里嚼的舌根。

是两个被日子磨得只剩骨头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了，互相扶一下。

扶一下，再各自走。

日子还是日子。

我儿子后来再也没提过。

他周末回来，吃饭，写作业，玩手机，周日下午走。走的时候我给他塞牛奶，他说不用，我还是塞。他背着书包下楼，我站在门口看他。

楼道里黑，他走到三楼，声控灯亮了。他走到二楼，灯又亮了。走到一楼，出了单元门，看不见了。

每次都是这样。

灯一亮，一灭。

一亮，一灭。

我有时候想，他那天在阳台上，看见嫂子开门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他十六岁。他什么都懂。他什么都懂，但他不说。

他不说，我就当没发生。

可我知道，那天的事，他记着。

他记着，我也记着。

我们都记着，谁也不说。

上个月，嫂子病了。

发烧，三十九度。摊子没出。我早上上班，看见她家门关着。中午回来，门还关着。下午我请了假，去敲她的门。

敲了很久，她才开。

脸红红的，眼睛睁不开。

“发烧了。”她说。

“去医院。”

“不去。吃点药就行。”

我进去，给她倒水。搪瓷缸还在，红双喜。我摸了她的额头，烫手。

“得去医院。”

“不去。”

“嫂子。”

“真不去。去了就是输液。一输就几百。我扛扛就行。”

我给她找了退烧药，看着她吃下去。她躺在床上，被子盖到下巴。脸很红，头发散在枕头上。我这才发现，她头发白了很多，染过的地方也白了。

“你李叔知道不？”我问。

“不知道。别跟他说。”

“为什么？”

“他知道了，又得跑前跑后。他腿不好。”

她闭着眼睛。

“他腿不好。以前在厂里落的毛病。站久了就疼。别让他折腾。”

我坐在床边，没说话。

她睡着了。呼吸很重，嗓子有点哑。

我看着她。五十二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脸上的皱纹，脖子上的皮松了，手背上青筋一根一根的。指甲缝里还是白的，洗不掉的面。

她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

没听清。

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我没开灯。屋里很暗，只有窗户外面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光。

老李没来。

第二天，嫂子烧退了。她给我打电话，说没事了。

“别跟李叔说。”她又说了一遍。

“知道了。”

“他要是问，就说我回老家了。”

“行。”

她笑了一声。

“你这孩子。”

我没说话。

我不是孩子。我也快四十了。

但她说我是孩子，我就应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里。窗户外头，天阴着，要下雨。楼下有人在收衣服，喊孩子回家。对面楼有人在炒菜，油烟味飘过来。我闻到了，是青椒炒肉。

我儿子这周不回来。他说要补课。

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想回来。

他不想看见我，也不想看见对门。

他不想看见这栋楼里的一切。

他想走。

他想考出去。去北京，去上海，去深圳。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在这儿。

我跟他说过，你好好考，考出去。

他说，嗯。

我说，别回来。

他看了我一眼。

“那你呢？”

“我没事。”

“你一个人。”

“我习惯了。”

他没说话。低头写作业。笔尖在纸上划，沙沙的。

那天晚上，我写了很多字。

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删，删了写。最后剩下几行。

“嫂子五十二。老李六十一。我三十九。儿子十六。”

“我们四个人，住两扇门里。”

“一扇门对着另一扇门。”

“中间隔着两米楼道，和一个搪瓷缸。”

我写到这儿停了很久。

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了。我按了锁屏，放在床头。

窗外下雨了。雨点打在空调外机上，嗒嗒的。

我听着雨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看见嫂子家门口放着一袋土豆。还有一张纸条。纸条压在一个搪瓷缸下面。

缸子不是红双喜的。是一个白的，上面印着蓝花。老李家的。

纸条上写着一行字，铅笔写的，字很潦草。

“土豆放门口了。别舍不得吃。”

没有落款。

嫂子把土豆拎进去了。纸条呢？我不知道。可能扔了，可能留着。

搪瓷缸她没还。

她放在自己家桌子上了。

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了。红双喜的旁边，多了一个蓝花的。

两个缸子，并排放着。

一个旧，一个新一点。一个红双喜，一个蓝花。

她说：“喝水不？”

我说：“喝。”

她拿起红双喜，倒了水，递给我。

“那个缸子呢？”我问。

“哪个？”

“蓝花的。”

“哦。那个啊。”

她顿了一下。

“李叔的。他说放我这儿，他那儿没地方放。”

“他家没地方放缸子？”

她没接话。

低头擦桌子。桌子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她还在擦。抹布在桌面上画圈，一圈一圈的。

“你别问了。”她说。

“我没问。”

“你问了。”

“我就随便说说。”

她把抹布放下。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没想说。”

“你想说。”

她看着我。眼睛不凶，也不慌。就是看着我。

“我跟你说过了。就是邻居。”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她拿起抹布，接着擦。

桌子已经干了。她还在擦。

我喝了一口水。搪瓷味儿，铁锈味儿，淡淡的。跟以前一样。

那天下午，我帮嫂子收摊。

她推着小车，我帮她拿东西。煤气罐，一袋面，一桶油。她不让，我说没事，我劲儿大。

收完摊，我们坐在路边。她给我一瓶水，自己抽了根烟。红塔山，跟老李抽的一样。

“你什么时候抽上的？”我问。

“你哥走了以后。”

“以前不抽？”

“以前他抽。我嫌呛。他走了，我倒抽上了。”

她把烟灰弹了弹。

“人就是贱。”

我没说话。

“你说，我要是当初不嫁给他，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她把烟掐了。还剩半截，她掐得很用力，烟丝都露出来了。

“你哥不坏。”她说，“就是没赶上好时候。跑车跑了二十年，钱没攒下，命搭进去了。”

“嗯。”

“我有时候想，要是他还在，我现在在干啥。可能还是卖早点。可能不卖了，在家看电视。可能跟他吵架。他爱喝酒，我烦他喝酒。”

她笑了一下。

“烦也没用了。”

“嫂子。”

“嗯？”

“你以后咋打算。”

她看着路上。车来车往，电动车，自行车，接孩子的三轮车。卖烤红薯的推着炉子过去了，香味飘过来。

“不知道。”她说。

“就这么过呗。”

“过到哪天算哪天。”

“你李叔……”

“别说了。”

她打断我。

“你李叔是我邻居。他老伴没了，我男人没了。我们两个没伴的人，说说话，不行？”

“行。”

“那你还说。”

“我不说了。”

她不说话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手里攥着那截掐灭的烟。

远处有人喊卖馒头。一块钱两个。声音拉得很长。

我坐在她旁边。路边的树开始掉叶子了。黄的，卷的，一片一片往下落。落在我们脚边，落在她的小推车上。

天黑下来了。

路灯亮了。

我们还没走。

我儿子期中考试考完了。回来那天，我做了排骨。他吃了三块，跟以前一样。

“周姨还好吗？”他突然问。

“还好。”

“她摊子还出吗？”

“出。”

“哦。”

他低头扒饭。

“妈。”

“嗯。”

“那天的事。”

我筷子停了。

“哪天的？”

“就是那天。”

他不看我。

“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你站在楼道里。你站了很久。菜掉地上了。”

我没说话。

“我本来想下去帮你捡。”

“后来呢？”

“后来周姨开门了。”

他停了一下。

“我就没下去。”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他把碗放下。

“妈，我不是小孩了。”

“我知道。”

“周姨是周姨。李叔是李叔。他们是他们。”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他站起来，把碗端到厨房。水龙头开了，他在洗碗。

我坐在饭桌前，看着他的背影。

他很高。肩膀不窄了，宽了。校服袖子还是短，但是他不在意。他洗碗的动作很慢，很稳。

我突然觉得他长大了。

长大了，就懂了。

懂了，就不说了。

那天晚上，我儿子在阳台上收衣服。

我在厨房洗碗。

我听见他喊我。

“妈。”

“嗯。”

“外面风大。”

“收完就进来。”

“嗯。”

他把衣服收完，抱在怀里，从我身边走过去。回自己屋了。

门关上。

我在厨房站了一会儿。

窗户外头，嫂子家的灯亮着。暖黄的。老李家的灯也亮着。白色的。两扇窗户，一左一右。

我看了很久。

水龙头还开着。水流在碗上，顺着碗边流下去。我忘了关。

后来我关了。

把碗放好。

把手擦干。

坐在沙发上。

电视没开。

屋里很静。

我想起我妈。我妈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

“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她走了好几年了。我很少想她。有时候做饭，切到葱，突然就想起她。她切葱切得很细，末儿一样。

我妈跟我爸，过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

我爸走的时候，我妈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我爸已经说不出话了。我妈一直在说话，说些杂七杂八的。水开了，壶响。她说我去关火。她站起来，去了厨房。回来的时候，我爸走了。

她没哭。

她说：“走了好。不受罪了。”

后来她一个人过了八年。

八年里，她没找过伴。有人劝她，她说：“不了。跟你爸过够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

我妈是个明白人。

但她也没说明白。

有些事，明白人也不明白。

我儿子睡了。

我去他屋看了看。他盖着被子，脸朝墙。手机放在枕头边上，屏幕亮着。

我把手机拿起来，放在桌上。屏幕灭了。

我看着他。

十六岁。跟我一般高了。

他像他爸。眉毛像，鼻子像，嘴也像。但他不笑。他爸爱笑，他不爱。

他醒了。

“妈。”

“嗯。睡吧。”

“几点了？”

“十点。”

“哦。”

他翻了个身，又睡了。

我站在床边，站了一会儿。他呼吸很轻，很匀。被子滑下去一点，我给他往上拉了拉。

他抓住被子，手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我关了灯。

回了自己屋。

躺在床上，我又想起嫂子。

想起她那天开门的样子。薄睡裙。搪瓷缸。门缝里漏出来的光。

想起我儿子站在阳台上。手里攥着衬衫。一动不动。

想起芹菜断掉的声音。

很脆。

西红柿滚到墙根，靠着墙停住。

我手里提着菜，站在楼道里。

灯灭了。又亮了。

我一直站着。

直到今天。

我还在站着。

前天，嫂子来找我。

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件衣服。一件毛衣，灰色的。一条裤子，黑的。

“给你儿子。”她说，“我改小了。他穿应该正好。”

我接过来。

“谢谢嫂子。”

“谢什么。”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那个摊子，不出了。”

“怎么了？”

“查了。说没有证。要办证，办证得交钱。交不起。”

“那怎么办？”

“歇歇。再说。”

她笑了笑。

“正好。累得慌。”

“那你以后……”

“再说吧。”

她转身要走。

“嫂子。”

她回头。

“进来坐会儿。”

她犹豫了一下，进来了。

我给她倒水。蓝花的缸子。老李那个。

她接过去，没说什么。

我们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没看。

“你李叔搬走了。”她说。

我愣了一下。

“搬哪儿去了？”

“他儿子接他走了。去深圳。”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

“怎么没跟我说。”

“你上班。没碰见。”

她捧着缸子。

“他腿不好。他儿子说深圳暖和。那边有医院。”

“他愿意去？”

“不愿意。他儿子非要接。”

“那……”

“走了就走了呗。”

她喝了一口水。

“他把缸子留给我了。说放我这儿。”

她看着手里的缸子。蓝花，白的底。缸口也掉了一块瓷。

“你说这人，留个缸子干啥。”

我没说话。

“又不能当饭吃。”

她笑了一下。声音有点哑。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好好过。”

她把缸子放在桌上。

“跟我老头子说的一样。”

她站起来。

“走了。你忙吧。”

她走到门口，换鞋。鞋是旧的，黑布鞋，脚后跟磨歪了。她弯腰系鞋带，腰弯得很慢。

“嫂子。”

“嗯？”

“有事你说话。”

“没事。”

她开了门，出去了。

门关上。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蓝花缸子。

放在红双喜旁边。

两个缸子，并排放着。

一个旧，一个新一点。

一个红双喜，一个蓝花。

我拿起蓝花的。里面有水。温的。

我喝了一口。

搪瓷味儿，铁锈味儿，淡淡的。

跟以前一样。

外面下雨了。

雨点打在窗户上，啪啪的。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天黑了。

我没开灯。

屋里很暗。

我听见对门开门的声音。

然后关上了。

声控灯亮了。

又灭了。

我手里拿着那个缸子。

凉的。

水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