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8月，巴基斯坦卡拉奇一家旅馆内，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没有按原计划前往东德，而是悄然走出房间，乘车寻找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这次看似突然的转身，背后牵连着中越关系、越南党内路线变化，以及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经历。
黄文欢当时已经76岁，长期发热，越南方面认为他可能患有肺结核，准备送往东德检查。途中，他却让秘书先行离开，只留下医生陪同。当天晚上，他借口休息，等医生回房后独自出门。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总领馆大门紧闭。黄文欢不会英语，只能一边比画，一边反复敲门。开门的年轻人并不认识他，他便找来纸笔写下自己的姓名。总领事得知情况后，很快出来接待。
黄文欢说明，自己并非单纯寻求治疗，而是希望前往中国继续革命工作。他反对越南当局日益明显的反华政策，也不赞成把曾经并肩作战的邻邦视为敌人。总领事听完后，将情况立即报告北京。
第二天傍晚，黄文欢再次离开旅馆，只带着一个小提包。他给医生留下一张字条，说要去探望朋友，随后登上中国总领馆的汽车。临行前，他没有制造声响，也没有公开告别。这个决定，实际上已经切断了返回越南的可能。
到北京后，检查结果显示，他患的不是肺结核，而是肺癌。中国方面组织专家会诊，还请来日本医生共同研究方案。手术持续数小时，黄文欢苏醒后，得知治疗顺利，第一句话便是：“我还可以继续工作。”
病情稳定后，他在北京举行记者会，说明自己离开越南的原因，并批评越南领导层改变胡志明时期的对外方针。面对记者追问如何抵达北京，他只说：“我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的。”话不多，却留下了很大的政治分量。
黄文欢之所以把中国视为可以托付的地方，并不是临时起意。1926年，21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广州，参加越南革命青年组织的政治训练。那时的广州聚集着来自亚洲多地的进步青年，黄文欢在这里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结识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中国革命者。
离开广州后，他回到越南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1938年，他又辗转来到延安，参加抗日活动，并与胡志明、武元甲等人保持密切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中越革命者在广西边境建立联络网络，许多越南青年经由中国接受训练，再返回国内开展斗争。
1941年，黄文欢参与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工作，在中越边境活动。一次遭到逮捕后，他受尽审讯和转押，获释后仍未停止革命行动。中国军政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同他交往，陈宝仓便是其中之一。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有着不同于一般外交人员的深厚认识。
1949年底，黄文欢率团到北京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新中国成立不久，越南革命也正处于关键阶段。胡志明后来离开北京前往苏联，黄文欢则留下协助筹建越南驻华机构。经过周恩来批准，他参加了新中国首批驻外干部培训，之后成为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并兼任驻蒙古、朝鲜的外交职务。
这段经历很特别。黄文欢既是越南革命的重要干部，又长期参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早期建设。对两国关系而言，他不是局外人，而是亲历者、联络者，也是许多重大转折的见证人。
然而，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党内路线逐渐变化。黄文欢认为，越南不应背离胡志明长期坚持的睦邻政策，更不能把中国人民的援助和牺牲一概抹去。由于立场不同，他在越南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公开活动受到限制，最终只保留国会副主席职务。
1979年，他抵达中国后，越南当局迅速宣布其“叛国”，撤销党内外职务。1980年6月，越南法庭又对他作出缺席判决。黄文欢没有因此沉默，而是协助越南爱国者编印材料，向海外越南人说明国内情况。他还多次会见在华越侨，许多人称他为“黄伯伯”。
1983年9月，邓小平在钓鱼台会见黄文欢。谈到身体状况时，两人还聊到游泳。黄文欢说自己每天只能游半小时，邓小平笑着回应：“运动贵在坚持。”轻松几句之后，话题又转到越南局势。黄文欢坚持认为，长期对外用兵只会增加人民负担，越南真正需要的是和平建设。
中越关系缓和后，黄文欢的家人获准到北京探望。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武元甲也曾与他见面。两位老战友再次相拥，距离他们共同活动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1991年初，黄文欢因肺部感染住院，随后重要脏器功能衰竭。5月25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按照他的遗愿，骨灰一部分留在中国，另一部分希望送往越南红河源头。墓碑上的身份说明简洁而明确：“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