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4月23日，北平万安公墓，年轻的李时雨戴着白色孝帽，紧紧跟在李大钊幼子身边。送葬队伍前方是烈士灵柩，四周有军警驱赶，沿途还有群众散发传单、呼喊口号。这个看似普通的家族晚辈，实际上肩负着党组织交付的一项秘密任务。
李时雨并非李大钊亲属，只是同姓而已。当时，李大钊牺牲已经六年，党组织希望借这场迟来的葬礼，保护烈士家属，也让群众能够公开表达悼念。李时雨跟在孩子身旁，既能避免被军警强行驱离，也便于在突发情况下掩护灵柩前行。
军警果然很快出动。队伍被冲散，哭声、口号声和争执声混在一起。李时雨没有离开孩子半步，直到灵柩安全抵达万安公墓，才算完成任务。那一天，他第一次以隐蔽身份参与重要工作，却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在敌对阵营中潜伏十多年。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黑龙江人。少年时期，他读《水浒传》，对“及时雨”宋江颇为敬佩，便取名“时雨”。1926年，他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后来考入北平法学院。起初，他埋头读书，少谈政治，在同学眼中只是一个安静的青年。
变化出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逼近，书本之外的现实变得异常沉重。李时雨开始参加进步活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逐渐接受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和考验。
1934年大学毕业后，李时雨奉命打入东北军。军营是复杂的地方，公开身份不能暴露，言谈举止也必须拿捏分寸。他利用官兵闲谈的机会，宣传抗日主张，观察人员动向，并把能够掌握的情况传递出去。许多工作看起来不起眼，却需要长期坚持。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原有工作难以继续。李时雨经天津前往北平，却因日军占领天津、交通受阻而滞留当地。就在这段时间，他与天津秘密组织取得联系，转而承担情报和联络任务。
这份工作很快显出风险。李时雨曾打入天津法院，并取得日方特务机关签发的通行证，因而能够在天津、北平之间往返。他不仅运送电台器材，还设法处理被捕共产党员冯冀的案卷，使法庭因证据不足无法定罪。表面上是卷宗出了问题，背后却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营救。
1939年，汪精卫投敌并筹建伪政权。根据组织安排，李时雨以国民党北方代表的身份接近汪伪系统。1940年4月，他成为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并在陈公博手下任事。陈公博对他的信任，使旁人把他视作亲信，这层掩护为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
官职越高，接触的消息越多，危险也越近。李时雨频繁出入各种场合，搜集日伪军政动向，向组织传递重要资料。1941年，他曾将日军扫荡计划及时送往新四军，使部队能够调整部署；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保护和转移了一些地下人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局势骤然改变。国民党方面开始清查伪政权人员，李时雨面临身份暴露的风险。此时，汪伪政府中的大律师余祥琴出面拉拢。余祥琴实际与军统有联系，李时雨判断，这或许是进入军统内部的机会，便向组织请示。
组织给出的态度很明确：“官越大，越便于接触有价值的情报，不要怕，大胆往上爬。”这句话并非鼓励追逐权位，而是要求他把职务当作掩护，把能够接触到的机密转化为情报。进入军统后，他不断接近高层，甚至取得戴笠信任，将部分重要文件秘密传递出去，使一些被列入暗杀名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得以及时转移。
事情的发展，连李时雨自己也感到压力。军统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他的职位不断提升，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一次，他曾担心地询问组织：“还要继续做下去吗？”得到的答复仍是：“继续坚持。”
高位并没有带来安全。1946年9月，李时雨准备飞往北平时被捕入狱。面对审讯、威逼和刑讯，他始终没有承认真实身份。由于缺乏确凿证据，加上友人和地下力量设法周旋，案件后来转到上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1949年2月，国民党方面释放刑期在十五年以下的在押人员，李时雨因此出狱。第二天，他便与中共上海局取得联系，恢复地下工作。同年4月，刘少奇在北平接见了他。多年隐姓埋名之后，李时雨公开了党员身份，也第一次穿上人民解放军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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