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1月4日，南京明故宫机场，傅作义走下“天雄号”专机时，发现前来迎接的不是普通军政人员，而是蒋介石的长子。这个细节让他立刻明白，此次南京之行，绝不只是例行汇报。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南京方面最担心的，并不是傅作义能不能守住北平，而是几十万华北部队一旦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解放军合围，整个战局会迅速失控。
何应钦主持国防部会议时，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很直接：华北部队究竟撤不撤？如果撤，往哪里撤？当时有人提出海运南下，将傅作义部队转移到华东或江南，以加强徐州方向的力量。
这个方案听起来有声势，实际却很难落地。傅作义麾下部队数量庞大，塘沽港冬季受冰冻影响，运输能力又有限。更重要的是，海上转移需要时间，而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向关内推进，华北战场根本没有多少从容安排的余地。
于是，何应钦等人又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让傅作义率主力南下，直取济南，或者沿平汉、平津方向寻找战机，抄袭华东野战军后路，配合徐州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在山东和苏北重新制造一场大规模会战。
从地图上看，天津到济南并不算遥远。可地图上的直线，不能代替真实的战场。几十万大军要穿过解放区，沿途不仅有野战部队阻击，还有地方武装不断袭扰；抵达黄河之后，还要解决渡河、补给和重武器运输等难题。
何应钦显然更看重纸面上的兵力对比。他设想，傅作义南下后，可以同刘峙指挥的徐州集团形成夹击，既避开东北野战军的锋芒，又能威胁华东野战军的后方。这个算盘并不复杂，却忽视了一个关键：傅作义是否愿意替南京方面承担风险。
蒋介石随后召傅作义到南京。会谈中，何应钦明确提出，华北部队应尽快放弃平津，或集中塘沽准备撤退，或直接南下增援徐蚌战场。
傅作义没有立刻翻脸，只是反问：“大军穿过解放区，后路由谁保证？到了黄河，又怎样渡河？”
何应钦一时难以回答。军事计划若不能说明粮道、渡口和部队协同，便很难从纸面变成行动。双方谈了许久，始终没有真正接近。
傅作义的判断，与南京方面并不相同。他的嫡系部队大多同绥远、晋北有密切联系，南下之后，既失去地盘，也可能被蒋系中央军拆分吞并。对他来说，所谓南撤，不是简单换一个战场，而是把多年积累的本钱交到别人手里。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并非没有自己的盘算。他曾考虑过退往绥远，也考虑过分兵固守天津、塘沽和北平。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比带着部队长途南下更可控。至少在平津，他还有指挥权；到了江南，能否保住部队就很难说了。
面对蒋介石的询问，傅作义采取了拖延和周旋的办法。他提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短时间内未必能大举入关；华北若贸然放弃，政治影响和军心变化也难以收拾。他还声称，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扩充兵力、加固津塘防线。
这些话未必全是实情，却击中了蒋介石的顾虑。蒋介石担心一旦华北全面撤退，长江以北将迅速失去屏障；若东北野战军南下，南京方面将直接暴露在压力之下。于是，原本要求撤离的态度开始松动。
1948年11月5日，南京方面确定了“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傅作义没有接受何应钦的调动，也没有把部队送往山东。何应钦试图借傅部抄袭粟裕后路的计划，至此失去执行者。
但傅作义的拒绝，并没有让他真正摆脱危险。他误判了东北野战军入关的速度，也高估了平津防线的承受能力。更关键的是，南京方面的犹豫，使华北集团错过了主动转移和重新部署的机会。
解放军方面很快看出，傅作义若自行南撤，华东战场可能出现新的变数，因此不能只盯着平津东线，而要设法把这支部队牢牢留在华北。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先遣力量越过长城，平津战役的条件逐渐成熟。
西线张家口成为关键。它是北平通往绥远的重要通道，若张家口被控制，傅作义西撤的道路便会受到牵制。11月29日，解放军包围张家口；次日，傅作义果然命令第35军西援。
这一步，使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被牵制在北平以西，也让平津集团失去了轻易西撤的可能。南京方面原先想让傅作义南下搅动华东战场，结果这个“不太听话”的部下既没有南下，也没有带兵抄粟裕后路，反而在战略判断失误中，把自己留在了平津包围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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