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殡仪馆干12年，老两口分床睡，人走了连存折密码都不知道

我在殡仪馆干了12年，见多了老两口分床睡的，人走了另一个连存折密码都不知道，翻遍全屋找出一张欠条，上面写着8万，家属当场哭了

我在殡仪馆干了十二年。

十二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刚来那会儿，我二十五，现在我三十七。头发少了，肚子起来了，见人先笑，笑得自己都觉得假。但在这里干久了，你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就是麻。

昨天下午，又来一个。

老太太，七十三，心梗，走得急。早上还在早市上挑白菜，中午说胸口闷，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老头儿跟来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毛边。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老太太的外套，粉红色的，拉链坏了一半，用别针别着。

他站在接待厅里，没哭。

就那么站着，塑料袋挂在手腕上，像挂着一兜子菜。

我问他要死亡证明，他愣了一下，然后开始翻口袋。上衣口袋，裤子口袋，又翻那个塑料袋。翻来翻去，把老太太的外套抖开了，从内兜里摸出一张纸。

不是死亡证明。

是一张欠条。

皱巴巴的，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今借到王秀兰人民币捌万元整，用于儿子结婚。三年内还清。借款人：李德顺。2019年3月12日。”

李德顺是他自己。

他盯着那张欠条看了很久。手开始抖。然后蹲下去了。

蹲在接待厅的地上，塑料袋搁在脚边，头埋在膝盖里。

没出声。

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儿子从外面跑进来，看见他爸蹲在地上，手里捏着张纸，赶紧过去扶。“爸，咋了？爸？”

老头把欠条递过去。

儿子接过来看，看了两遍，脸色变了。

“这……这不是我结婚那会儿……”

老头没抬头，声音闷在膝盖里：“你妈攒的。八万。我写的。说三年还。还没还呢。”

儿子蹲下去了。两个人蹲在殡仪馆接待厅的地上，旁边是来来往往的人，有抱着骨灰盒的，有在窗口交钱的，有打电话的。没人看他们。

我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笔，表格填了一半。

“死者姓名”那栏，我写了个“王”字，后面的没写下去。

这种场面我见多了。

十二年，你说我见过多少？数不清了。但每一次，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也不是同情。同情这个词太轻了。就是堵。

老两口分床睡的，我见多了。

不是感情不好。是老了，觉浅，一个打呼噜，一个起夜，互相折腾。分着分着，就分习惯了。一张床变成两张床，一个屋变成两个屋。白天还在一张桌上吃饭，晚上各关各的门。

有个老头跟我说过：“分床睡不是不爱了，是太累了。她心脏不好，我翻身她都醒。我睡不着，她也睡不着。分开了，两个人都能睡个整觉。”

他说这话的时候，老太太刚走。

肺癌，查出来到走，四个月。

他在灵堂里守了三天，没怎么合眼。我给他倒水，他接过去，手抖得水洒了一半。

“她走那天晚上，我在隔壁屋，听见她咳，没起来。我想着，明天早上再说。第二天早上，人就凉了。”

他把水杯放在地上，看着灵堂里的遗像。

“我要是那天晚上起来了呢？”

我没接话。

这种问题，没有答案。

存折密码，是另一个事。

很多老头老太太，一辈子钱存在一张折子上，密码只有一个人知道。通常是管钱的那个。管钱的一走，另一个就瞎了。

去年冬天，一个老爷子，七十多，退休教师。老伴儿走了，突发脑溢血。他拿着存折去银行取钱，想办后事。密码输了三次，都不对。卡吞了。

他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给我打电话。我在殡仪馆，他打错了，他以为我是他侄子。我听了半天，才明白怎么回事。

“我跟你阿姨过了四十年，钱都是她管。我连折子上有多少都不知道。她说密码是咱俩结婚纪念日，我输了，不对。她又说是儿子生日，我输了，也不对。到底是哪个日子呢？”

他声音里带着一种困惑，像在解一道特别难的题。

后来他侄子去了，带他去银行挂失，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取出来。

钱不多，六万三。

但那个星期，他老伴儿的遗体还在冷柜里。

我见过最绝的，是一个老太太，把存折藏在米缸里。

她走了以后，老头翻遍了全屋。衣柜、抽屉、床底下、鞋盒子里。最后在厨房的米缸底下翻出来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存折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密码。

还写了一句：“老头子，你要是先找到这个，说明我不在了。别哭。钱够你花的。”

老头拿着那张纸条，在厨房站了很久。

米缸里还有半缸米。

后来他儿子跟我说，那半缸米是他妈走之前买的。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把家里该备的都备齐了。米、面、油、盐，连手纸都买了两大包。

“我妈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我爸连电费都不会交。”

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堆在心里。

有时候晚上回家，我媳妇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还行。她也不问。她知道我问不出来什么。

但有时候我会说。

比如昨天，那个蹲在地上的老头，和他儿子。

两个人蹲了大概有十分钟。后来儿子把他扶起来，说：“爸，咱先把妈的事办了。钱的事，回头再说。”

老头站起来，腿麻了，晃了一下。儿子扶住他。

“你妈攒那八万，是卖菜攒的。”老头突然说。

“每天早上四点起来，骑三轮去批发市场。冬天手冻得裂口子，贴创可贴，创可贴都粘不住。我让她别干了，她说再干两年，把账还了。”

“那钱……不是给我结婚用的吗？”

“是。但她说不能白给。让我写欠条。说这样我才有压力，才知道过日子不容易。”

老头看着儿子。

“你妈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儿子哭了。

在殡仪馆大厅里，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那儿哭。旁边的人看了一眼，又转过去了。这里哭的人太多了。

我填完了表格。

“死者姓名：王秀兰。年龄：七十三。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死。”

然后把表格推过去，让他儿子签字。

他儿子拿起笔，手也在抖。写了个名字，歪歪扭扭的。

我收了表格，开了单子，让他去交费。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

“师傅，我妈那个欠条……”

“留着吧。”我说。

“留着？”

“留着。”

我没解释。

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走了。

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

老头走得慢，儿子扶着他。塑料袋还在老头手腕上挂着，老太太的粉红色外套露出来一半，别针在灯底下闪了一下。

我低下头，继续填下一张表。

干了十二年，我学会了一件事。

人走了，什么都带不走。但留下的那些东西，能把活着的人压垮。

存折密码、欠条、米缸里的塑料袋、没来得及说的话。

这些东西比骨灰重。

今天早上，我六点就到了。

有夜班要交班，一个年轻同事，小刘，干了半年。他脸色不太好。

“昨晚又来了一个。”他说。

“什么情况？”

“老头，跳楼。老太太去年走的，他一直没缓过来。儿子在国外，回不来。社区的人来办的手续。”

我点了点头。

小刘犹豫了一下，说：“哥，你说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我看了他一眼。

“等你干够三年再问这个问题。”

他不出声了。

我换了衣服，去冷柜那边转了一圈。

一排排的柜子，每个里面都躺着一个人。有的家属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来办手续。有的还在等。

我走到最里面那个柜子，拉开看了一眼。

一个老太太，七十九岁，上周送来的。老伴儿每天来，早上来，下午走。来了就坐在灵堂里，不说话，就坐着。有时候带个保温杯，喝口水。有时候带个橘子，剥了皮，放在遗像前。

昨天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师傅，我明天不来了。家里还有条狗，没人喂。”

我说好。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

“我能不能……把她的手机给我？我想看看她最后跟谁聊的天。”

我说得问家属。

他说：“我就是家属。”

我愣了一下。

他说：“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就我一个。”

我把手机给了他。

他接过去，摁亮了屏幕。屏保是老两口的合影，在公园里，老太太笑得挺开心。

他看着屏幕，站了很久。

然后说：“密码是多少呢？”

我没说话。

他把手机揣兜里，走了。

今天他没来。

那条狗，大概也没人喂。

我坐在休息室里，喝了口水。

柜子里有个本子，是我自己的。上面记了一些事。不是工作记录，就是一些话。我有时候写，有时候不写。

翻开看了一眼，最近写的一页是上周。

“张桂芬，女，八十一岁。老伴儿走了三年。每天来殡仪馆坐一会儿，说在家待着空。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次。她说她不怕死，就怕死在屋里没人知道。”

“李长海，男，七十六岁。老伴儿走了两年。每天做饭做两份，吃一份，倒一份。说习惯了，改不了。”

“王秀兰，女，七十三岁。心梗。老伴儿翻出八万欠条。”

我合上本子。

外面有人叫我，说来了家属。

我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出去了。

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女人，四十多岁，眼睛红红的。旁边跟着一个男孩，十五六岁，低着头玩手机。

“师傅，我父亲昨天走的，我们来办手续。”

我点了点头，带他们去接待厅。

坐下，填表。

她父亲，八十二岁，老死的。在睡梦中走的，没遭罪。

“母亲呢？”我问。

“去年走的。”

“那现在家里……”

“就我了。”她说。

她说话的时候，男孩一直没抬头。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

女人看了一眼儿子，没说话。

填完表，她问我：“师傅，我爸的遗物，你们整理了吗？”

我说整理了，有一个小包，里面是衣服、手机、钱包。

她打开钱包，里面有三百多块钱，一张银行卡，一张社保卡。

还有一张纸条。

叠得整整齐齐的。

她打开看。

上面写着一行字：“丫头，卡密码是你生日。钱不多，留着给外孙上学用。”

她看了很久。

然后把纸条叠好，放进自己口袋。

“我爸一辈子没跟我说过软话。”她说。

“就这一句。”

男孩还在玩手机。

女人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玩了，跟姥爷说声再见。”

男孩抬起头，看了一眼灵堂的方向，又低下头。

“姥爷再见。”

然后又继续玩了。

女人没再说什么。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

这个事，我管不了。谁家都有难念的经。

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

你姥爷，可能也有话跟你说。但他不在了。你以后会想起来，但想不起来了。

下午，又来一个。

一个老太太，六十八岁，乳腺癌。老伴儿陪着来的，还有两个女儿。

老伴儿姓周，退休工人。两个女儿都成家了，一个在本地，一个在省城。

手续办得挺顺利。两个女儿抢着交钱，大女儿说我来，二女儿说别跟我争。最后大女儿交了。

老太太的遗体在冷柜里，周叔要去看看。

我带他去了。

拉开柜门，老太太躺在里面，脸上盖着白布。

周叔站在那儿，没动。

两个女儿站在后面。

“老伴儿啊。”周叔说。

就这三个字。

然后他把手放在白布上，停了一会儿。

“你交代的事，我都记着呢。存折在床头柜第二个抽屉，密码是咱俩结婚的日子。你放心吧。”

他转过身，对两个女儿说：“你妈走之前，把家里的事都安排好了。连我冬天穿哪件棉袄都写了。”

大女儿哭了。

二女儿没哭，但眼圈红了。

周叔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这是你妈写的。交代后事。连葬礼上放什么歌都写了。”

大女儿接过去看。

“我妈写……要放《甜蜜蜜》？”

周叔点了点头。

“她说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刚跟我谈恋爱那会儿，在厂里的广播里听到这首歌。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她在车间，我在机修。每天下班，我骑自行车带她回家。她就哼这个歌。”

他说着说着，笑了一下。

“后来几十年，她再没哼过。我忘了。没想到她还记着。”

两个女儿站在那儿，听着。

我站在旁边，听着。

然后周叔说了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

“夫妻一辈子，到最后，就是一个人记得另一个人的事。”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子里的人。

“我比你妈大五岁。我一直以为我先走。没想到她先走了。她比我会安排。她把什么都安排了。我连双袜子都找不到。”

他笑了。

这次笑得很短，嘴角提了一下，就放下了。

我没说话。

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晚上回到家，我媳妇炖了排骨。

我坐在饭桌前，夹了一块，放在碗里，没吃。

“怎么了？”她问。

“没事。”

“今天又碰见什么事了？”

“没什么特别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她了解我。有些事，我不想说的时候，问也问不出来。

但今天我多说了两句。

“今天有个老头，老太太走了，翻出一张欠条。八万。他跟他儿子蹲在地上。”

我媳妇停下筷子。

“后来呢？”

“后来儿子交了钱，办了手续。欠条没扔，揣兜里了。”

“那钱呢？”

“什么钱？”

“那八万。还了没有？”

“不知道。”

我媳妇叹了口气。

“你说这些人，一辈子攒钱，攒到最后，人没了，钱还在。有什么用？”

我没接话。

因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钱是什么？

在这里干了十二年，我见过太多钱。

有家属为了丧葬费吵起来的。有兄弟俩在接待厅里打起来的。有老太太把存折缝在内衣里，怕儿媳妇拿走的。有老头把房产证藏在鞋盒里，最后被儿子翻出来的。

但我也见过。

一个老太太，把老伴儿的存款，全部捐了。一分没给儿子。儿子来闹，她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闹够了，儿子走了。她跟我说：“他爸活着的时候，他一年回来一次。现在人没了，他来分钱了。这钱，他爸说了算。”

她拿着老伴儿的身份证，在捐赠协议上签了字。

还有一对老夫妻，一辈子没存下什么钱。老头走了，老太太把家里的一万多块钱拿出来，给老头办了个体面的葬礼。然后自己去了养老院。

“钱花完就花完了。他在的时候，没让他受委屈。他走了，我也不欠他的。”

说这话的时候，她挺平静的。

但我看见她攥着手绢的手指，发白。

我有时候会想。

这些账，到底怎么算？

老两口过了四十年，五十年。

谁欠谁的？

谁为谁攒的？

谁为谁花的？

一个欠条，八万块。

老太太卖菜攒的。老头写的。三年还清。

还没还，人就走了。

儿子拿着欠条，这钱，还还是不还？

还，还给谁？

不还，心里过不过得去？

我见过一个更绝的。

老头走了，老太太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翻出一个账本。

上面记着，从结婚第一年开始，每一笔给老太太花的钱。

彩礼，多少。买衣服，多少。过年给丈母娘的钱，多少。老太太生病住院，花了多少。

一笔一笔的，记了四十年。

老太太看着那个账本，没哭。也没说话。

她把账本合上，放在了棺材里。

“带走吧。我不认这个账。”

后来她跟我说：“他记这个，我不怪他。他就是那样的人，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他记了四十年，就说明他跟我过了四十年。这账本，就是他跟我过日子的证据。”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

“人走了，账本还在。这账，就算清了。”

我在殡仪馆干了十二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事。

每一件事，都是一笔账。

时间账。感情账。钱账。

有的算得清，有的算不清。

有个老奶奶，儿子在美国，十年没回来。她走的时候，是邻居给办的手续。邻居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跟老奶奶非亲非故，就是住对门。

老奶奶走了以后，邻居在她家里收拾东西。翻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有五万块钱，还有一封信。

信上写着：“闺女，这钱给你。你照顾了我十年。我儿子都没做到的事，你做到了。”

邻居拿着那封信，哭了一下午。

后来她把钱寄给了老奶奶的儿子。

她跟我说：“这钱，我不能要。我照顾她，不是图这个。”

但她把那封信留下了。

她说：“这是我收过的最重的东西。”

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会想这些事。

想那些老头老太太，想他们的存折、欠条、账本、密码。

想那些儿女，想他们蹲在地上、哭、签字的动作。

想那些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问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

但很多人都在心里问过。

“我爸这辈子，到底图什么？”

我见过一个男人，四十多岁，在工地上干活。他爸走了，他来办手续。穿着一身沾着水泥点子的工装，手里拎着个塑料袋。

手续办完了，他问我：“师傅，我爸的遗物里，有没有一个存折？”

我说你等一下，我去看看。

翻了翻，找到了。

一个红色的存折，里面夹着一张纸条。

他接过去，打开看。

余额：三万七千多。

纸条上写着：“儿子，这是给你娶媳妇的钱。爸没本事，攒得少。别嫌少。”

他看着那张纸条，愣了很久。

然后他把存折合上，揣进兜里。

“我娶媳妇的时候，他没给我钱。我恨了他好几年。”

他说。

“现在我知道了。他不是不给。他是攒不够。”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

“师傅，你说我爸这一辈子，图什么？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手上全是茧。膝盖也坏了。最后就攒了三万七。”

我没回答。

他也没等我回答。

他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走出殡仪馆的大门。

外面太阳很大。

他抬起手，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我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

柜台上有张表，是下一个要办的。

我拿起笔，开始填。

死者姓名：张建国。

年龄：七十四。

死亡原因：肺癌。

家庭住址：……

填到一半，我停下来了。

我想起我爸。

我爸也七十四了。

在老家，跟我妈一起住。

我妈管钱。我爸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也不知道密码。

每次我回去，我妈都跟我说：“你爸这辈子，连银行都没去过几回。”

我爸就在旁边笑：“我去那干啥？有你妈呢。”

我以前觉得，这挺好。

现在觉得，有点怕。

万一我妈先走了呢？

我爸怎么办？

他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吗？知道存折放哪儿吗？知道密码吗？

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每天早上起来，我妈已经把饭做好了。他吃完，出去遛弯。中午回来，饭在桌上。下午看会儿电视，睡一觉。晚上吃了饭，洗洗睡。

他这一辈子，都是我妈在管。

我妈要是不在了，他连电费都不知道去哪儿交。

我想到这儿，拿起手机，给我妈发了条消息。

“妈，咱家存折密码是多少？”

过了一会儿，我妈回了。

“你问这个干啥？”

“没事，就问问。”

“你爸都不知道，你问啥？”

“那你告诉我呗。”

“不告诉你。等你爸走了再说。”

我看着这条消息，愣了半天。

我妈的意思是，等她走了再说。

但她没说。

她只是说，等你爸走了再说。

在她心里，她走之前，这个家她还能管。

她走了，再说。

我把手机放下。

外面有人叫我，说来了家属。

我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出去了。

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三十出头，抱着一个孩子，手里还牵着一个。

“师傅，我婆婆昨天走的，我们来办手续。”

我点了点头，带她进去。

坐下，填表。

她婆婆，八十一岁，摔了一跤，没救过来。

“公公呢？”我问。

“在家呢。走不动了。让我来办。”

“你老公呢？”

“在外地打工。回不来。说让我全权处理。”

她说话的时候，怀里的孩子哭了。她晃了晃，孩子不哭了。

“师傅，手续麻烦吗？”

“不麻烦。填表、交钱、火化、领骨灰。”

“那……我婆婆的遗物……”

“在那边，等会儿我带你去领。”

她点了点头。

填完表，她问我：“师傅，我婆婆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我说没有。走得太急。

她哦了一声。

“她一直跟我说，等她走了，让我把她那对耳环拿走。说是她妈留给她的。我嫁过来的时候，她说过一次，后来就没提了。”

“耳环在遗物里吗？”

“不知道。没看见。”

我带她去领遗物。

一个塑料袋，里面是衣服、鞋子、一个布包。

她翻了翻，在布包的最里面，摸出一个小红布包。

打开，是一对银耳环。

她看着那对耳环，愣了一会儿。

然后她把耳环揣进兜里。

“她记着呢。”她说。

“记着就好。”

她抱着孩子，牵着另一个，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牵着一个，送走了婆婆。

老公在外地，公公在家走不动。

她一个人，把这事办了。

我回到休息室，坐在椅子上。

想了想，拿出本子，写了一行。

“今天来了一个年轻女人。一个人办完了婆婆的丧事。老公在外地。公公走不动。她抱着孩子，牵着孩子。最后找到了婆婆留给她的耳环。”

写完了，我把本子合上。

外面天快黑了。

我站起来，准备下班。

路过冷柜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拉开一个柜子，看了一眼。

里面躺着一个老太太，八十四岁，上周送来的。

老伴儿每天都来，今天没来。

我关上柜门。

往外走。

走到门口，看见一个人坐在台阶上。

是那个老伴儿。

他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个手机。

我走过去。

“大爷，您怎么坐这儿？”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我来看看她。”

“今天怎么没进去？”

“进不去了。明天就火化了。”

他说着，把手机递给我。

“师傅，你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怎么弄。我想看看她最后跟谁聊的天。”

我接过来，摁亮了。

屏幕锁着。

“密码您知道吗？”

“不知道。”

“那……”

“她走之前，跟我说过。但我忘了。”

他看着手机屏幕，上面是老太太的照片。

“她走之前，跟我说，密码是我生日。我试了，不对。我又试了她的生日，也不对。我试了我俩的结婚纪念日，还是不对。”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打不开就算了。”

他把手机收回去，揣进兜里。

“我就是想看看，她最后跟谁说话了。是不是跟儿子说了什么。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她可能跟他说了什么。”

他停了一下。

“也可能什么都没说。”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师傅，明天火化，我能来吗？”

“能。”

“那我明天来。”

他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一个老头，七十八岁，腿脚不太利索，一步一步往外走。

门口的路灯亮了。

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走远。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一条消息。

“妈，明天我回去一趟。”

我妈回得很快。

“回来干啥？”

“没事，就回去看看。”

“行。我给你炖排骨。”

“好。”

我把手机揣兜里。

往回走的时候，路过接待厅。

灯还亮着。

里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明天要用的表格。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

第一张表格上，写着死者的名字。

李秀英，女，八十四岁。

明天火化。

旁边放着一个塑料袋。

里面是她的遗物。

一件外套，一双鞋，一个布包。

我没打开。

但我知道，里面可能也有一张纸条。

可能也有一张存折。

可能也有一对耳环。

可能也有一个密码。

可能也有一个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秘密。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然后关了灯，走了。

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殡仪馆的院子里，停着几辆车。

有一辆是灵车，白色的，上面有黑纱。

有一个工人正在擦车。

他看见我，点了点头。

“下班了？”

“下班了。”

“明天见。”

“明天见。”

我走出大门，站在路边等公交。

风有点凉。

我裹紧了外套。

公交车来了。

我上去，找了个座位坐下。

车上人不多。

我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路灯。

一盏一盏的，往后退。

我想起那个老头说的话。

“夫妻一辈子，到最后，就是一个人记得另一个人的事。”

我想起那个欠条。

八万。

想起那个密码。

没试出来的那个。

想起那个手机。

打不开的那个。

想起那对耳环。

找到了的那个。

车到站了。

我下车，往家走。

楼道里的灯坏了，黑漆漆的。

我摸出钥匙，开门。

媳妇在沙发上看电视。

“回来了？”

“嗯。”

“吃饭了吗？”

“吃了。”

我坐在沙发上，没说话。

她看了我一眼，也没说话。

电视里在放一个综艺节目，一群人在笑。

我看着屏幕，没看进去。

脑子里还是那些事。

那些老头老太太。

那些存折、欠条、密码、耳环。

那些蹲在地上的、哭的、签字的、站着的。

那些说不出来的话。

那些没回的消息。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

我妈没再发消息。

但我看见，她把头像换了。

换成了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

我盯着那个头像，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几个字。

“妈，明天想吃啥？我买回去。”

发了。

她回了一个字。

“肉。”

我笑了一下。

然后把手机放下。

电视还在放。

我媳妇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坐在那儿，没动。

外面风大，窗户响了一下。

我想起明天还要上班。

还要去殡仪馆。

还要填表、开门、带家属去冷柜、递表格、收钱。

还要听那些话。

那些“师傅，我老伴儿走了”。

那些“师傅，我儿子回不来”。

那些“师傅，这个怎么弄”。

那些“师傅，谢谢”。

我站起来，关了电视。

把媳妇叫醒，让她去床上睡。

她迷迷糊糊地走了。

我站在客厅里，没开灯。

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光。

我站在那块光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去洗了把脸。

水很凉。

我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三十七岁。

在殡仪馆干了十二年。

见过太多人。

见过太多钱。

见过太多账。

但我还是不知道。

那些账，到底怎么算。

那些话，到底怎么说。

那些密码，到底是多少。

那些欠条，到底还不还。

我关了灯，进了卧室。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早起。

还要去殡仪馆。

还要见那些活着的人。

还要听那些说不出来的话。

我翻了个身。

媳妇已经睡着了。

我听着她的呼吸声，慢慢也睡着了。

梦里，我站在一个米缸前面。

米缸里是满的。

底下有一张纸条。

我伸手去够。

够不着。

我又够了一下。

还是够不着。

然后我醒了。

天亮了。

我坐起来，穿衣服。

媳妇在厨房做早饭。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了她一下。

“怎么了？”她问。

“没事。”

“你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

“那吃饭吧。”

“好。”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

外面天亮了。

楼下的早市开始有人了。

我听见有人在喊：“白菜，新鲜的白菜。”

我想起那个卖菜的老太太。

王秀兰。

七十三岁。

卖菜攒了八万。

老头写了欠条。

还没还。

我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

嚼了嚼。

咽下去了。

然后我站起来。

“我上班了。”

“路上慢点。”

“知道了。”

我出门，下楼。

楼道里还是黑的。

我摸着墙，一步一步往下走。

走到楼下，阳光照过来。

我眯了眯眼。

往公交站走。

路过早市，看见一个老太太在摆摊。

白菜、萝卜、土豆。

她蹲在地上，把菜一颗一颗摆整齐。

我站住了。

看了她一会儿。

她抬起头，看见我。

“小伙子，买菜？”

“不买。”

“那你站这儿干啥？”

“没事。看看。”

她笑了一下。

“有啥好看的？”

“没什么。”

我走了。

走了两步，又回头。

“大娘，您这菜，卖到几点？”

“中午。卖完就回去。”

“您多大年纪了？”

“七十二。”

“每天这么早？”

“习惯了。四点起来，批菜，六点出摊。卖到中午，回去给老头做饭。”

“您老头……”

“在家呢。腿脚不好。我卖菜，他做饭。”

“哦。”

“你问这干啥？”

“没事。就问问。”

我走了。

走出早市，上了公交。

坐在车上，看着窗外。

那个老太太还在摆菜。

一颗一颗的。

我靠在座位上。

闭上眼睛。

还有二十分钟到殡仪馆。

还能眯一会儿。

但我没睡。

我睁着眼，看着窗外。

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

我想起昨天那个老头。

蹲在地上的那个。

手里攥着欠条的那个。

他今天应该来办手续了。

他儿子的名字，我记不清了。

但我记得那张欠条。

八万。

三年还清。

2019年3月12日。

现在2024年了。

还没还。

老太太走了。

欠条还在。

这账，算不清了。

车到站了。

我下车。

往殡仪馆走。

门口已经有人了。

一个老头，站在台阶上。

蓝布褂子。

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

是他。

他看见我，走过来。

“师傅，我来办手续。”

“好。进来吧。”

我带他进去。

他坐在接待厅的椅子上。

我拿出表格。

“死亡证明带了吗？”

“带了。”

他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张纸。

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王秀兰，女，七十三岁，急性心肌梗死。

我把表格推过去。

“在这儿签字。”

他拿起笔。

手不抖了。

签了。

“钱交了吗？”

“交了。儿子昨天交的。”

“那行。等会儿去领骨灰。”

“好。”

他坐在那儿，没动。

我看着他。

他抬起头，看着我。

“师傅，那个欠条，我留下了。”

“嗯。”

“我想了想，这钱，我得还。”

“还给谁？”

“还给儿子。他妈的八万，是给他攒的。我写欠条，是怕他不当回事。现在他妈走了，这钱，我得给他。”

“你儿子要吗？”

“他不要。他说这是他妈给他的，不是借的。”

“那……”

“我说了，这钱，是我欠你妈的。不是你妈欠你的。我得还。”

他站起来。

“师傅，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笑话我。”

“我笑话你干啥？”

“我蹲在地上那会儿，你啥也没说。就看着。那样挺好。”

他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一个老头，蓝布褂子，塑料袋。

一步一步往外走。

门口有阳光。

他走进阳光里。

我站在柜台后面。

拿起笔。

在表格上写了一个字。

“完。”

然后我把表格收起来。

放进抽屉里。

外面又有人来了。

“师傅，办手续。”

“来了。”

我站起来。

整了整衣服。

出去了。

殡仪馆的这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