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外孙女孔东梅谈：作为伟人后代，我有责任推广毛泽东思想

2000年前后，北京东北部的大山子旧厂房里，孔东梅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一段宏大的历史，怎样才能走近普通读者，而不是只停留在书架和纪念场馆里。

这里后来成为798艺术区。斑驳的厂房、粗大的烟囱，与一处名为“菊香书屋”的文化空间并置在一起，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反差。它的创建者孔东梅，并没有把自己的事业简单理解为经营书籍，而是试图从家族记忆出发，寻找历史传播的合适方式。

孔东梅出生于1972年，地点是上海。她的母亲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孔东梅出生时，家庭生活并不宽裕。关于是否把孩子生下来，李敏曾向父亲征求意见。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要生下来，生活再困难，也要把孩子养大。”

这个决定，后来成为孔东梅人生记忆中的一个重要起点。李敏把女儿的照片寄给父亲，毛泽东看到照片后，为外孙女取名“东梅”。“东”取自自己的名字，“梅”则是他喜爱的字。名字很简短，却把祖孙之间那段尚未真正展开的缘分留了下来。

孔东梅幼年主要在上海生活，也曾由外婆贺子珍照料。那时，父母在北京，外婆身体状况又不好，生活照管难免带有严格和克制。她后来回忆，自己小时候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随意外出，孤独感因此格外明显。

“吃别人家的饭，觉得特别香。”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道出了她对普通家庭生活的向往。也正因为早年缺少寻常意义上的热闹，她长大后格外看重分享，愿意把东西分给别人。这种性格，并非凭空形成，而是与童年经历密切相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那一年，孔东梅只有4岁，还没有来得及与外公建立清晰的相处记忆。她对毛泽东的认识，更多来自母亲讲述的往事。李敏幼年曾长期在苏联生活，1947年回国后，才逐渐与父亲恢复联系。

有一次，毛岸青指着墙上的毛泽东照片问李敏：“你知道这是谁吗？”李敏回答：“毛主席。”毛岸青告诉她：“他是我们的爸爸。”这段经历后来由李敏讲给女儿听，使孔东梅逐渐意识到，那个出现在历史课本和新闻报道中的人物，也有着父亲、丈夫和长辈的家庭身份。

6岁以后，孔东梅回到北京父母身边。1992年，她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学专业为英美文学。那时的她曾设想，毕业后开一家小书店，读海明威，喝咖啡，养一只猫。这个想法并不宏大，却很符合一个年轻人对安静生活的想象。

家庭责任很快改变了她的选择。父亲孔令华前往深圳发展，哥哥孔继宁在海外工作，母亲李敏身体欠佳，孔东梅不得不承担更多照料家庭的事务。大学毕业后，她进入泰康人寿工作。那家公司当时规模不大，员工往往要一人承担多项任务，市场、管理和日常事务都得熟悉。

这段经历给她带来的，不只是职业训练，也让她看清了企业从起步到扩展的过程。干了几年后，她发现，单纯在商业领域发展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她希望接触更广阔的知识，也想重新理解自己的家庭与时代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

1999年，孔东梅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国际政治学硕士。初到异国时，她搬过几次住处，周围没有熟悉的人，也没有现成的身份光环可以依靠。她曾形容那段日子：“拎着皮箱，谁都不认识你，你就是孔东梅。”

这份陌生感反而促使她安静下来。母亲寄来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成为她留学期间反复阅读的一本书。书中那些家庭细节，使她开始重新整理对外公的认识，也让她意识到，家族记忆不能只靠口耳相传，还需要经过搜集、辨析和保存。

在美国学习期间，孔东梅注意到，许多国家会通过传记、影视和纪念活动，让年轻人接触本国历史。她由此想到，中国的红色文化同样需要丰富的表达方式。严肃的理论不能被简单削弱，但如果缺少通俗、准确且便于阅读的载体，也很难进入普通人的日常阅读。

2001年回国后，她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开始从出版和文化整理入手。之所以使用“菊香书屋”这个名字，是因为菊香书屋位于中南海，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那里办公和居住，许多重要历史决策都与这一处所相关。这个名称既有家庭记忆，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孔东梅后来推动编写《毛泽东箴言》，尝试把较为凝练的思想内容整理成短句形式，让读者能够利用零散时间阅读。这样的处理，不等于把理论简单化，而是改变呈现方式，让较难理解的文字有了更清晰的入口。她还把业务延伸到影视策划、文化项目和相关艺术扶持。

她曾说：“身为伟人之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毛泽东思想。”这句话背后，并不只是身份带来的责任，也包含一个普通后辈对家族历史的重新认识。对孔东梅而言，菊香书屋不是一块招牌，而是她处理记忆、出版文字和连接读者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