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天津内燃机厂车间里，15岁的孙健第一次站到翻砂炉旁。炉火逼人，砂尘呛鼻，身边的师傅告诉他，这活儿看着粗，里面却有门道。孙健没有退缩，拿起工具，从最基础的工序学起。
他出生于1936年，河北农村家庭。童年碰上战乱，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条件稍有改善，他才得以进入学校学习。毕业时，孙健没有选择继续求学，而是到天津谋一份工作，减轻父母负担。
翻砂工并不轻松。
那时工厂里的年轻学徒，往往要从脏活、累活干起。孙健却有股钻劲，别人下班了，他还会琢磨模具、砂型和铸件质量。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追着师傅问，问清楚了再动手。
有一次，工友见他满身灰尘，便劝道：“差不多就行了，别把自己累坏。”孙健只回了一句：“干这行，差一点，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这句话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不是只满足于把活干完，而是想把活干明白。几年下来，孙健逐渐从普通学徒成长为技术骨干，后来又走上车间管理岗位。身份变了，工作方式却没有变，仍然习惯到现场看问题。
1958年，孙健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一个工人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这既是一种认可，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此后，他接触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广，从生产管理到企业经营，从车间秩序到工人生活，很多事情都要亲自过问。
特殊历史时期，他曾在天津工厂系统承担管理工作。那段岁月里，工厂生产面临不少困难，管理者不能只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孙健常常到车间转，与工人谈设备、产量，也问家里的实际难处。有人说他管得细，他却认为，不下到一线，就很难判断报告里的话是真是假。
这种作风，使他在天津逐渐受到重视。到1973年前后，孙健已经进入天津地方领导岗位。一个没有大学学历、从翻砂工干起来的人，能够走到这一步，靠的不是漂亮履历，而是多年在生产一线积累的经验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周恩来对天津的工作十分关注。1973年视察天津期间，孙健参与接待和汇报。与那些只会讲套话的人不同，孙健更习惯用生产数据和现场情况说话，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办法，都讲得比较具体。周恩来由此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工人干部。
1975年，孙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感到意外。毕竟，他此前长期在工厂和地方工作，年龄也不算大。但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来自基层、熟悉工业生产的人，确实有其特殊价值。
进入国务院工作后，孙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领导。他处理问题，仍然喜欢问生产现场的细节：机器能不能正常运转，原料是否按时到位，工人有没有实际困难。对他而言，副总理只是工作岗位变了，不能脱离工厂和群众。
不过，政治环境很快发生变化。1976年周恩来逝世，随后国家经历一系列重大变动。1978年，孙健被停职检查，并离开了副总理岗位，重新回到天津机械厂，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
这次落差不可谓不大。前些年还在中央任职，转眼间便回到厂房之中，周围议论自然少不了。妻子得知情况后担心他的情绪，见面时反倒是孙健先安慰她：“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他还表示，自己不会做出极端举动。
话不长，却很沉着。
回到机械厂后，孙健没有摆出曾经担任副总理的架子。厂里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干；产品有什么问题，他便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面对销售困难，他又利用自己熟悉工业和市场的经验，帮助工厂寻找销路，逐步打开产品销售局面。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这段经历看成单纯的降职。离开复杂的行政岗位后，他重新面对机器、图纸和工人，反而更清楚一件事：企业的好坏，最终还要靠产品说话，靠工人的双手完成。
孙健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因职务变化而改变。他出身农家，平日里喜欢种菜，只要住处附近有一点空地，就愿意自己动手。职务最高时如此，回到工厂后也是如此。种菜并非什么雅兴，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熟悉的生活秩序。
后来，关于孙健的记载并不算多，公众对他的了解也远不如一些显赫人物。但从翻砂炉旁的学徒，到国务院副总理，再回到机械厂工人，这条道路本身已经足够特殊。职位可以变化，车间里的灰尘会落在衣服上，真正留下来的，是一个人面对变化时仍能把手头工作做下去的本事。
天津机械厂的机器重新转动时，孙健仍在车间里查看产品，听工人讲生产中的麻烦。那身工作服，与许多年前并没有太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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