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最早“家谱”真相，追溯3000多年前殷商家族血脉

如果告诉你，中国人“修家谱”这件事，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玩得相当专业，你信吗？

而且，不是写在纸上，不是刻在竹简上，而是——刻在一大片牛肩胛骨上，被后人称作“天下第一谱”。

这可不是为了噱头，而是目前学界公认、能找到实物、可读可考、时间最早的一份中国家谱文献。它的出现，几乎把“中国人讲究祖宗传承”这件事，往前一把推回到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时期，让人重新审视：我们习惯说的“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原来不只是明清以后的事，而是刻进了中华文明骨头里的本能。

故事，就从这一块被辗转带到大英博物馆的甲骨说起。

一百多年前，北京、天津一带的药铺里，有一种奇怪的“药”，叫“龙骨”。抓风湿、疗外伤，老中医们会在药柜里随手从布袋子里抓两块，研成粉末给病人服下。谁也没太在意，这些“龙骨”到底是哪来的。

直到清光绪末年，有人忽然发现，这“龙骨”上面竟然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像字，却又不是平常见的字。一开始还有人当是怪石纹路，后来懂行的人一看不对劲，这东西怕是上了年头的古文字。再追根溯源，才知道这些“龙骨”大多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殷墟所在地。

从那以后，“龙骨”摇身一变成了甲骨文，成了古文字学里的宝藏，一块块散落在古董商的箱子里，被国内外学者和收藏家争相买走。就在这一阵“抢骨”风潮里，一块其实并不起眼的牛肩胛骨，被两个外国传教士悄悄收入囊中，谁都没想到，它的命运，会在几十年后被学界奉为“天下第一谱”。

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块牛骨头，从中国古董商的手里被买走，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史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幕。

英国传教士库寿龄（J. T. Cull）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F. W. McFarlane），在华期间一边传教，一边也学着不少外国人那样，对“东方古物”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候的甲骨，还没得到系统发掘，市场上流通的东西，基本是农民挖到后卖给古董商，再一层层转手，最后落到这些外国“洋行家”的手里。

这块后来编号为“第1506片”的甲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库寿龄和方法敛买下的。按他们当时的眼光，可能只是觉得字刻得多、骨头够大，挺有“观赏价值”，并未意识到它真正的分量。随后，库寿龄又把其中一批甲骨转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块牛肩胛骨也在其中，悄无声息地漂洋过海，躺进了伦敦的展柜和库房。

真正让它“活过来”的，是几十年后的中国学者。

一块牛骨，究竟能“说”出多少历史？如果你不懂甲骨文，它顶多是一块古旧的骨头；如果你看得懂，那就是一份完整的家谱，一段跨越两三百年的家族史。

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刘正先生，在系统整理海外甲骨拓本和照片时，注意到了这块骨头——在学界的书目里，它的标准出处是《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被认为是目前所见最完整、最典型、最具研究价值的一件甲骨家谱文本。

整片刻辞分13行，布局紧凑，每行一句，除第一行五个字外，其余都是四字短句。短短几厘米的骨面上，密密写了13个人名，像一根细长的家族线，从远古的某位先祖，一直牵到商王武丁时代。

刘正把这段文字逐字释读出来，大致是这样：

“贞：兒（倪）先祖曰吹。
吹子曰卫。
卫子曰燕。
燕子曰帷。
帷子曰壹。
壹弟曰启。
壹子曰噩。
噩子曰徕。
徕子曰洪。
洪子曰御。
御弟曰修。
御子曰射。
射子曰商。”

如果翻成今天容易读懂的白话，就是：

占卜问事：倪姓的先祖名叫倪吹。倪吹的儿子叫倪卫，倪卫的儿子叫倪燕，倪燕的儿子叫倪帷，倪帷的儿子叫倪壹；倪壹的弟弟叫倪启；倪壹的儿子叫倪噩，倪噩的儿子叫倪徕，倪徕的儿子叫倪洪，倪洪的儿子叫倪御；倪御的弟弟叫倪修；倪御的儿子叫倪射，倪射的儿子叫倪商。

你会发现，它写得很“死板”：某子曰某，某子曰某，看起来没任何故事情节，就是一条干巴巴的名单。但正是这种“枯燥”，透露出一种特别的意味——这不是文学，不是神话，而是一份严肃的血缘记录，是当时人为了搞清楚“我是从哪一位祖先传下来的”，写下的最朴素的文献。

13个人，一共11代，其中有两处特别说明是“弟”，也就是兄弟关系。换句话说，这块骨头上，记录了一个叫“倪”的家族，从始祖倪吹到第十一代倪商，纵向一条父子线，中间点缀着两次“兄终弟及”的侧翼分支，线条清晰得惊人。

如果说今天很多家谱是“族人合力修订”的成果，那么这块甲骨上的“倪氏家谱”，其实是写在占卜话语里的。甲骨文的习惯是，以“贞”开头——“贞”就是“占卜”的意思，表示这是占卜官在进行一次正式的卜问。可在这次问卜里，占卜者不是随手念几句，而是郑重其事地把先祖一代代报了出来，仿佛是在向神灵呈报：我是谁，我出自哪个家族，我的祖先一代代叫什么名字。

这就是家谱的雏形：家族在向天、向祖先“报到”的时候，把从上到下的血统，一次说清楚、写清楚。

要理解这块甲骨的意义，得先把时间放在更大的中国史坐标里。

我们今天说家谱，脑子里浮现的，更多是明清那种：厚厚一本，开篇有世系图、家训、行辈字辈诗，后面一代代人名排得密密麻麻。事实上，“家有谱”的传统，在中国的书面史上早有记载。

先秦时期，王室和诸侯国本来就非常重视血统世系。《左传》《国语》里随手一句“某公某年，某氏来朝”，背后都是一整套世家大族的谱系。《世本》《帝系》《五帝德》这些书，更是专门整理帝王和贵族血统的谱牒类文献。到西汉，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参考的就是这些材料，才有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等等。

司马迁被后人尊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把复杂得一塌糊涂的上古世系，给你捋成了有头有尾、有据可依的历史。可问题也来了：他用的那些上古家谱、帝系表，今天几乎全都失传了，你只知道“他参考过”，却看不到原始样貌。

甲骨文出土后，局面忽然反转了。

你能从地里挖出来的甲骨，是三千年前的“原版记录”，没经过后世的删改加工。换句话说，它离事件发生的时间最近，也最接近当事人的真实想法。学者们在十几万片甲骨中慢慢挑拣、比对，终于在字海里找出了三块可以确认为“家谱”的卜辞，而这块倪氏家谱，就是其中最完整的一块。

它的重要，不仅在于“早”，还在于：它用的是商代人自己的手，商代人自己的话语，用当时正流行的甲骨文，把一个家族的血缘传承清清楚楚刻下来。司马迁写《史记》时依赖的那些“帝系”“世本”，很可能就在类似的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只是那些纸面或竹简上的东西后来散佚了，而骨头，埋在土里，反而保留了下来。

这块倪氏家谱，说到底是来自谁？

刘正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倪”在这里是一个姓，也对应着一个方国或小诸侯国。商代的政治结构，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钢板一块的帝国，而是以商王为核心，周边分布着一个个附属小国——有的可能是商人的支系，有的可能是被征服的部族。这些小国的统治者，既要对商王负责，也要在自己领地里主持祭祀、治理百姓。

倪氏，就是这样一个在殷商体制之下的小诸侯政权。按照商代的礼制，诸侯在举行重要占卜或祭祀时，往往要报出自己的祖先名号，向上托庇于商王，向上再托庇于共同信奉的神灵、先公先王。倪氏家族的这块卜辞，极有可能就是在某次重大祭祀或事关国运的占卜中刻下的“家族名册”。

有意思的是，从这块家谱里，还能看出这个家族的继承规则。刘正指出：倪氏实行的是“以长子继承制为主，兄终弟及制为辅”。什么意思？就是正常情况由长子承袭爵位，但在特定情况下，国君去世后，也可能由弟弟继承。

家谱上第五代和第九代这两处，都是如此：
先是“帷子曰壹”，说明壹是帷的儿子，按理说壹继承家位；紧接着出现“壹弟曰启”，说明在壹这一代，弟弟启也被特别记下，极有可能是壹死后由启暂时继位，或者启在家族中也有重要地位。第九代也是，“洪子曰御”，“御弟曰修”，同样是兄弟共同被记入谱系。

放在今天，这有点像“老板儿子接班”是主路，某种情况下兄弟“救火接手”，保证企业不断档。从国家层面看，这是一种在父系血统框架内的灵活调节：既能确保血缘的延续，又能在长子线路断裂时，让同一父辈的次子顶上去。

从第五代倪壹，到第九代倪御，两次“兄终弟及”，说明这个小国在传承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可能经历过夭折、战乱或政治波折，但总归是把这条血脉稳稳接了下去。

如果再把时间轴拉长，这块骨头记载的11代，又大概横跨多久呢？

学者一般按每代20—30年来推算家族世系。倪氏家谱共11代，整体跨度大概在220—330年之间。也就是说，从始祖倪吹，到第十一代的倪商，大致就是两三百年——在文明史里，这已经足够一个小国兴衰起落至少一轮。

甲骨文研究大家陈梦家先生曾将这块甲骨的刻写年代，定在殷王武丁时期。武丁在位的时间，根据考古和文献对比，大致在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之间，是商朝国力最强、文化最繁荣的黄金时期。

若第十一代倪商的生活年代在武丁时期，那么向上推11代，始祖倪吹，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那时正是商朝建国不久，太丁、外丙、中壬、太甲诸帝的时代。这意味着，倪氏家族的历史几乎与商朝本身同龄，从一个陪伴王朝成长的小诸侯的视角，默默见证了一个大国从草创到鼎盛的全过程。

于是，一个有趣的对应就出现了：

史籍里，商朝有自家的王室谱系，夏、周乃至列国诸侯也有各自的系谱；甲骨里，我们又看到像倪氏这样的小国，也认真地维系着自己的血统记录。

换句话说，在“国有史”的上层之外，“家有谱”的传统，早就在更底层的社会肌理里生根发芽。商王可以通过祭祀祖先巩固统治，小诸侯也通过祭祀自己的祖先，维系一个相对独立又附属于商王的权威。

这块“天下第一谱”，真正触动人的地方，在于它让你看到三千多年前中国人“认祖归宗”的那份执念，并没有因为时代久远而显得陌生，反而莫名熟悉。

我们这一代人，对“家谱”的记忆有些断裂。有的人家还有一本老谱，纸张发黄，封皮上写着某某郡某某堂，翻开来满眼都是笔画古老的名字；更多人家，家谱早在战乱、迁徙、运动里烧得七零八落，只留下几个老人嘴里模糊的说法——“我们祖上从某某地方搬来的，好像是某某的后人”。

可是，在明清时期，乃至更早的宋元，家谱这玩意儿曾经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家族会定期“续修族谱”，还要请族里识字的人或外聘先生主持，详细记下每一支每一房的迁徙、婚嫁、仕途。对子孙起名字时，还要遵循家谱里特定的“辈分字”，比如“xx某某公，世居xx”，祖宗早早写好一首长长的诗，把后世每一代的辈分字预留出来。

表面上看，这是在“重男轻女”“看血统”，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它确实起到了几个实际功能：让族人知道自己从哪来，避免近亲婚配，建立一种“同宗共祖”的伦理秩序，甚至在没有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年代，靠宗族互助来保障基本生活。

而这一切追根溯源，居然在殷墟出土的一块甲骨上已经出现雏形。倪氏家族先刻下祖先名单，再通过占卜确认祭祀对象，形成了“祖先神——家族——现实权力”的循环链条。

你会发现，家谱不仅仅是“记人名”的工具，更是中国人把“时间”变成“血脉”的方式：别的文明可能更习惯用年代、用国王列表去记住过去，而在这片土地上，人们下意识地用“某某之子”“某某之孙”串起历史。你的时间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你在家族里的位置”来定义的。

从这个角度看，“国史、地志、家谱”被并列为中华三大文献，并不是随口一说——国史管的是“天下之大势”，地志管的是“一方之山川人事”，家谱管的是“细小到一户人家、一个血脉的延续”。三者合起来，才能拼出一个立体的中国。

倪氏甲骨家谱之所以被尊称为“天下第一谱”，不仅是因为它“最早”，更是因为它像一块折射镜，把很多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习惯照得更清楚：

原来，早在纸张出现之前，家谱就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了；
原来，“修谱”一开始，并不是写给后人看的，而是写给当时的天神、祖先看的，是一种在宇宙秩序里为自己的存在找位置的仪式；
原来，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祖宗”、“根脉”，不是近代人发明的道德标签，而是从甲骨时代就一代代延续下来的生活常识。

更讽刺一点说，这块承载着中国最早家谱的甲骨，现在却躺在大英博物馆的柜子里。你如果有机会去伦敦，走过那一排排泛着暗黄灯光的展柜，很可能会在标识牌上看到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某朝甲骨文，某地出土，某年入藏。

绝大多数外国游客只会匆匆一瞥，把它当作“东方古代文字”的标本；只有少数真正熟悉汉字演变和中国历史的人，才会在那一行行弯曲的符号间看到：这是一个三千年前的中国人，在对自己的祖宗名字逐一确认。

有时候，我在想：当年刻下这些字的那位卜人，他当然不会知道“甲骨文”这个词，也不会知道什么“世界文化遗产”。他只是照着礼制，把这个倪姓诸侯从上到下的祖先全部报上去，生怕漏掉一个名字，生怕对先祖有所怠慢。

他也想不到，三千多年后，有人会站在几万公里外的玻璃柜前，试着用现代汉语念出这些名字：倪吹，倪卫，倪燕，倪帷，倪壹，倪启，倪噩，倪徕，倪洪，倪御，倪修，倪射，倪商。

那种感觉很奇怪——你和几千年前的一个陌生人，就因为一块骨头上刻的十三个名字，突然有了一点点连接。你会有一种错觉：原来，我们在时间里并没有那么孤立。

今天，越来越多地方开始重修族谱、整理地方志、数字化家族档案，有人把这看作是“复古”，也有人觉得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不管你喜欢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人这股“想知道自己从哪来”的劲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而倪氏那块甲骨家谱，就是这股劲头最古老、最质朴的实物见证。

如果有一天，你在翻自家老箱底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册发霉的家谱，别急着嫌它碍事。想想三千年前那块牛肩胛骨上的小小刻痕，再想想“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这句话，它可能远比你想象中重要——不是因为上面记着什么“祖上多显赫”，而是它让你在这条漫长得看不到头的时间长河里，知道自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