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蹬三轮，拉个女乘客，到地方没给钱：师傅，有个大生意

98年我蹬三轮，拉个女乘客，到地方没给钱：师傅，有个大生意

1998年秋天，我在县城蹬三轮车。

那时候县城还没有多少出租车，街边的路坑坑洼洼。赶集的人、进城看病的人、扛着麻袋的农民，谁要是舍不得走路，就会来招手叫我。

我那辆三轮车是二手的，车架上有几处掉漆，脚蹬子也有点发涩。每天早上出门前，我都要先给链条抹一层油，再把车斗里的旧麻袋铺平。

那年我三十二岁，老婆在两年前跟人走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五岁的女儿。

女儿寄住在母亲家里，我每个月去看她两次，带一袋奶粉，或者带几个鸡蛋。至于我自己，就住在车站后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

我没什么盼头，只想着多拉几趟客，攒够女儿上学的学费。

那天下午，天阴得厉害。

我刚把一个卖菜的老人送到集市门口，正准备掉头，就看见路边站着一个女人。

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皮包。她没有像别人那样招手，而是走到车前，低头看了看我的三轮车。

“师傅，去旧棉纺厂那边，多少钱？”

“八毛。”

她抬头看我一眼，像是觉得贵。

“六毛行不行？”

“你要是坐车，我就蹬。六毛也行。”

她没再讲价，坐进了车斗。

我蹬着车往前走。

女人坐得很安静，皮包一直抱在胸前。车轮压过坑洼处时，她的身子跟着颠了一下，却没有抱怨。

走了半路，她忽然问我：“师傅，你一天能蹬多少趟？”

“看运气。忙的时候二十多趟，闲的时候十来趟。”

“一个月能挣多少？”

“除去吃饭和车钱，能剩下一百多。”

她沉默了一会儿。

“家里还有谁？”

“一个女儿。”

“多大？”

“五岁。”

“跟你住？”

“跟她姥姥住。”

她没再问。

我也没把自己的事说得太细。蹬三轮的人，最怕别人问家里。问得多了，不是借钱，就是觉得你可怜。

快到旧棉纺厂时，雨开始落下来。

我把车蹬得快了些。女人抬头看了看天，突然说：“师傅，前面往右拐，进那个巷子。”

巷子很窄，两边全是旧平房。我把车停在一扇灰色木门前。

女人跳下车，拎着皮包往门里走。

我以为她会掏钱，便坐在车上等着。

她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我。

“师傅，有个大生意。”

我愣了一下。

“大生意？”

她点点头。

“你先别走，进来喝口水。”

我看了一眼她身后的院子，又看了看天。

“车钱还没给。”

她像是没听见，转身把门推开。

我提高声音：“姑娘，六毛钱。”

她站在门口，手搭着门框，低声说：“今天没钱给你。”

我当时就火了。

“没钱你坐什么车？”

她没生气，只是看了我一眼。

“不是不给，是今天不给。”

“那什么时候给？”

“等你听完这桩生意。”

我从车上跳下来，挡在门口。

“我蹬三轮，不听生意。你要是没钱，就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人问问。”

她的脸色变了变，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你叫什么？”

“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以后找谁。”

“先把六毛钱给我，再说以后。”

她咬了咬嘴唇，转身进屋，从皮包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我身上真没有零钱。”

“你刚才说没钱，现在又说没零钱？”

“包里只有一张十块的。”

“那就给我十块，我找你九块四。”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没动。

我伸手：“拿来。”

她却把纸收了回去。

“师傅，你要是现在只认这六毛钱，这桩生意就算了。”

我被她气笑了。

“六毛钱不是钱？我蹬车一趟才挣几毛。你坐到地方不付钱，还说什么大生意。”

她没有回答，转身朝院里喊了一声：“哥，我找着人了。”

院子里面没有回应。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屋里出来。

他大概三十岁，拄着一根木棍，右腿拖在地上，走路很慢。他身上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

女人赶紧过去扶住他。

“哥，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等着吗？”

男人看见我，目光在三轮车上停了一下。

“就是他？”

女人点了点头。

“嗯。”

我站在门口，没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

男人看着我，说：“师傅，进屋谈吧。”

我没进去。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车钱先给了，别的再说。”

女人把那张十块钱递给我。

“这是车钱。”

我接过来，翻遍口袋，找出九块四递给她。

她没接。

“我说了，今天没零钱。”

“我有。”

“你留着吧。”

“我不占你便宜。”

“这不是占便宜。”

她把手缩了回去。

我看着手里的钱，心里更不痛快。

这女人先说没钱，又说有十块，现在还不要找零。她到底想干什么？

男人扶着门框，喘了口气。

“师傅，你要是愿意，明天早上来一趟。”

“拉谁？”

“拉货。”

“什么货？”

“布匹。”

我看了一眼那间旧屋。

“多少？”

“每天四五百斤，来回一趟。”

我心里一动。

那时候我蹬一天车，也就挣一块多。四五百斤布匹，哪怕路远一点，一天能挣两三块，确实算得上大生意。

可我没有立刻答应。

“从哪儿拉到哪儿？”

女人接过话：“从棉纺厂后门，拉到几个乡里的裁缝铺。每天一趟，月底结账。”

“月底结账？”

“嗯。”

“我不赊账。”

她看着我：“你怕我们不给钱？”

“我谁都怕。蹬三轮的，最怕白忙。”

她抿了抿嘴，没有反驳。

男人慢慢说：“我以前给厂里送货，腿出事以后，车没了，路也跑不了了。现在还有几家裁缝铺愿意要我们的布，可没人帮忙送。”

“你们自己不能找车？”

“找过。”女人低下头，“别人要先收一半的钱，我们拿不出来。”

我笑了一声。

“所以想让我垫着？”

“不是垫钱。我们每天给你当天的车钱，剩下的月底结。”

“那你刚才还说没钱给我六毛？”

女人从皮包里掏出几张票子。

“我身上有十块，但那是明天买布的本钱。我要是现在找给你九块四，明天就少了九块四。”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继续说：“我知道六毛钱不多，可我们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算。”

“没钱就别坐车。”

“我不是故意不给。”

“可你确实没给。”

她被我堵得说不出话。

院子里一下安静下来。

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滴，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男人轻轻咳了一声。

“师傅，这桩生意成不成，你现在就可以回去。六毛钱我妹明天一定给你。”

我本来已经准备走了，听到这句话，反而停住了。

“明天给？”

女人点头。

“明天早上你来的时候，我把六毛钱给你。”

“那大生意呢？”

“你要是愿意，明天一起谈。”

“先说清楚，别让我白跑。”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每天来回一趟，车钱两块。月底按实际天数结另外的钱。你要是觉得货重，第一天可以先试。”

两块钱。

我蹬三轮拉散客，一天都不一定能剩下两块。

我问：“货有多重？”

“最多五百斤。”

“我的车拉不了五百斤。”

“以前那辆车能拉。”

“以前是以前，现在车架都快散了。”

“那就分两趟。”

我盯着她。

她知道我在犹豫，又补了一句：“只要你肯干，不会让你吃亏。”

这句话让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不是因为她说错了，而是因为我听过太多这种话。

工地上的人说过，菜市场的老板说过，连我前妻当初离开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你放心，不会让你吃亏。”

最后吃亏的总是我。

我把十块钱放到她手里。

“明天早上六点，我来看看货。货要是太重，别怪我不干。”

她握住钱，点了点头。

“好。”

我转身准备走，忽然听见她在身后说：“师傅，你还没告诉我名字。”

“陈有成。”

“我叫周梅。”

她指了指屋里那个男人。

“这是我哥周明。”

周明冲我点了点头。

我没再说话，蹬车离开了巷子。

雨越下越大。

我把那九块四塞进口袋，心里却一直想着她那句“明天给你六毛钱”。

六毛钱，明明不算什么。

可她说得认真，像是欠了别人东西，就一定要还。

第二天早上，我不到六点就到了旧棉纺厂后门。

天还没亮，厂房外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周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她穿着昨天那件蓝布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看见我，她赶紧跑过来，从口袋里掏出六毛钱。

“师傅，这是昨天的车钱。”

三枚两毛的硬币，落在我手心里，凉冰冰的。

我本来想说不用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货呢？”

“在里面。”

她带我走到厂房后面。

地上堆着十几个麻袋，每个都扎得很紧。她打开其中一袋，里面是成卷的棉布，颜色有白的、蓝的，还有几卷淡黄色的。

“这些要送到三个村子的裁缝铺。”

“今天一趟送不完。”

“先送近的两家。”

“多重？”

“这一车三百斤左右。”

我摸了摸车斗。

“能拉。”

周梅看着我：“你确定？”

“我蹬车这么多年，三百斤还不知道？”

她笑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她笑起来并不漂亮，嘴角有一点细小的裂口，像是冬天冻出来的。但那一瞬间，她整个人显得松弛了许多。

我们一起往车上搬货。

我本来以为她只是指挥，没想到她抱起一个麻袋就往车斗里放。袋子太沉，她没站稳，身子一歪，差点摔倒。

我赶紧伸手扶住她。

“你别搬。”

“我不搬，难道看着你一个人搬？”

“女人力气小。”

她把麻袋往车斗里一放，拍了拍手上的灰。

“女人也要吃饭。”

我没再说什么。

第一趟送得并不顺利。

车上坡的时候，我蹬得满头大汗。周梅在后面用手扶着货，车往下滑时，她就下来推。

到了第一家裁缝铺，老板检查了布匹，压了半天价，只肯先付一半。

周梅急了。

“说好的价不是这个。”

“现在布价跌了。”

“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

“你要是不愿意，就拉回去。”

我站在旁边，没插嘴。

那老板看了我一眼，冷笑道：“你们还找了个车夫撑腰？”

周梅脸一下涨红。

“他只是送货的。”

“那就赶紧把布放下，别耽误我做生意。”

周梅咬住嘴唇，转身把布从车上卸下来。

我看着她一袋一袋往下搬，手背很快磨红了。

等离开裁缝铺，她走了很远才停下来。

“这家不要送了。”

“那你们不损失？”

“损失也不能由你来承担。”

“我不是怕这个。”

“我知道。”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磨破的手背。

“你昨天说得对，蹬三轮的人最怕白忙。我们也一样。”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没开口。

到了棉纺厂后门，她从包里拿出两块钱递给我。

“今天的车钱。”

我没接。

“说好是月底结。”

“今天先给你。”

“你们不是缺本钱吗？”

“车钱不能拖。”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

“我们缺钱，但不能靠欠别人钱活着。”

那天晚上，我把两块钱放在枕头下面，翻来覆去睡不着。

过去我拉客，别人总爱跟我讨价还价。

八毛说成五毛，一块说成七毛。有的人到了地方装作没听见，有的人说下次再给，还有人下车就跑。

我早就习惯了。

可周梅不一样。

她昨天没给六毛，是因为手里那十块钱要买布。今天赚没赚到钱，她都先把我的车钱拿出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说的“大生意”不只是让我蹬车。

她是想找一个能一起扛住这摊事的人。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每天早上六点去棉纺厂。

周明负责联系裁缝铺，周梅负责装货、记账，我负责送。

一开始每天只有两三百斤，后来慢慢有了固定的铺子，货也多了起来。

我在车斗两边加了两根木条，又找铁匠把车架重新焊了一遍。

周梅问我多少钱，我说：“先记账，月底一起算。”

她不肯。

“修车是为了送我们的货，不能让你自己掏钱。”

“我这辆车本来也该修。”

“可不是为了我们就修。”

“那就各算一半。”

“师傅，你别总想着让着我们。”

我看了她一眼。

“我没让。”

“你有。”

她说这话时很认真。

我低下头，把扳手放回工具箱。

“你们生意还没稳，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们现在不是朋友。”

“那是什么？”

她愣了愣。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问。

她转过身，去整理麻袋。

“是合作的人。”

我笑了笑。

“合作的人也能帮忙。”

她没回答。

那天之后，我们之间多了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不是男女之间的亲近，更像是两个在泥地里赶路的人，发现对方也穿着一双沾满泥的鞋。

有一次下大雨，乡里的路被水冲坏了。

我拉着一车布，车轮陷进泥里，怎么也蹬不出来。周梅从车上跳下来，挽起裤腿，直接踩进泥水里推车。

泥水很快漫过她的小腿。

我急了。

“你上车去，我自己来。”

“你自己能出来吗？”

“能。”

“你每次都说能。”

她用力推了一下，车轮终于从泥坑里转了出来。

我赶紧把车蹬到高处，停下来以后，她的裤腿已经全湿了。

我从车斗里拿出一条旧毛巾递给她。

“擦擦。”

她接过去，擦了一会儿，忽然问：“你女儿叫什么？”

“月月。”

“为什么不跟你住？”

“屋子小，没地方做饭。她姥姥那边有院子，也有人照看。”

“她想你吗？”

“想。”

“你想她吗？”

我看着远处被雨打湿的田埂。

“想。”

“那为什么不把她接回来？”

我没有回答。

不是我不想接，是我怕接回来以后，女儿跟着我吃苦。

每天住在小屋里，跟着我吃冷馒头，冬天连煤都舍不得多烧。她要是生病，我连药钱都拿不出来。

周梅看出我不想说，没继续追问。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我哥的腿，是装货时被机器压的。”

我转头看她。

“厂里赔了吗？”

“赔了些，没多少。那时候他躺在床上，我嫂子带着孩子走了。”

“你一直照顾他？”

“嗯。”

“你没成家？”

她笑了一下。

“谈过一个。人家嫌我家里拖累多，后来没成。”

她说得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却听得心里发紧。

“你哥能做什么？”

“他会算账，也会认布。腿坏了，脑子没坏。”

“你呢？”

“我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不精。”

雨停后，我们继续赶路。

那天傍晚回到旧棉纺厂，周明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他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车钱算清楚了吗？”

周梅说：“都记在本子上了。”

周明拄着拐杖走过来，把账本翻开。

每天哪一天送了几趟，送了多少斤，哪家收了货，哪家还欠钱，都记得清清楚楚。

“师傅，月底我们按这个本子结。”

我点点头。

“行。”

周明抬头看我。

“你要是觉得我们不可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看了看周梅。

她没有说话。

我说：“我不是因为钱才干到现在。”

周明皱了皱眉。

“那是因为啥？”

“因为这生意能做。”

这是实话。

可我心里还有一句没说。

我留下来，也因为每天早上到了棉纺厂，总能看见周梅站在门口等我。

她把车钱算得很清楚，把货物数得很清楚，却从不问我晚上住在哪里，也不问我为什么总在女儿的事情上沉默。

她给我留着体面。

那是我很久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

生意逐渐稳定下来后，周明提出要扩大范围。

“我们不能只给几家裁缝铺送货，得去更远的乡里找客户。”

周梅有些担心。

“现在这辆车已经够辛苦了，再跑远路，师傅吃不消。”

周明看向我。

“陈师傅，你愿不愿意跑？”

我问：“多远？”

“来回三十多里。”

“每天？”

“先试半个月。”

“车钱怎么算？”

周明刚要说话，周梅先开口：“每天三块，月底另算辛苦钱。”

我看着她。

“你们给得起吗？”

周梅点头。

“只要能把货送出去，就给得起。”

我想了一会儿。

“我可以跑，但有一个条件。”

“你说。”

“远路必须跟我一起去。”

周梅愣住了。

周明皱眉：“为什么？”

我说：“货是你们的，人也是你们的人。路远，遇到什么事，不能让我一个人扛。”

周梅看着我，慢慢点头。

“好，我跟你去。”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去了一趟她家。

屋子很旧，院子里晒着几匹布。周明坐在门口算账，周梅在灶房里煮面。

她看见我进来，连忙擦了擦手。

“你怎么来了？”

“周明说让我看看明天的货。”

“货在后屋。”

我走到后屋，看到墙边放着一只旧木箱。

木箱上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纸，上面写着几个字：给小梅的嫁妆。

我停下脚步。

周梅站在我身后，沉默了很久。

“那是我娘留下的。”

“你娘呢？”

“病走了。”

“你没打开过？”

“打开过。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两床旧被子和一套缝纫机。”

“那为什么一直留着？”

她看着木箱，声音很轻。

“我哥说，等我嫁人的时候拿出来。”

“现在呢？”

“现在不想嫁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她靠在门边，手指轻轻抠着门框。

“不是没人要，是我不想把我哥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也不希望你一辈子不嫁。”

“他说过。”

“那你呢？”

她转头看我。

“我不知道。”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说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伸手，轻轻把木箱上的灰尘擦掉。

就在这时，周明在外面喊：“小梅，陈师傅还没吃饭吧？”

周梅应了一声，转身出去。

我看着那只旧木箱，心里忽然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想法。

如果有一天，我能把自己的女儿接回来，再把这间屋子收拾一下，也许日子未必过不下去。

可这个念头只出现了一瞬，就被我压了下去。

我一个蹬三轮的，带着一个孩子，住着一间破屋子，凭什么让别人跟我过这种日子？

第二天，我们去更远的乡里送货。

一路上，周梅坐在车斗边缘，手里抱着账本。

她看着路边的庄稼，突然说：“陈师傅，你是不是有话想问我？”

“什么？”

“昨天在后屋，你看见那个箱子了。”

“看见了。”

“你想问我为什么不嫁？”

“这是你的事。”

“你不想知道？”

“想知道也不能问。”

她侧过脸看我。

“为什么不能问？”

“问了，人家不说，尴尬的是自己。”

她笑了。

“你这人说话，怎么总绕弯子？”

“我蹬三轮的，路都是绕着走的。”

她被逗笑了。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老婆为什么走？”

我蹬车的脚顿了一下。

“跟别人走了。”

“你恨她吗？”

“刚开始恨。”

“现在呢？”

“现在不恨了。”

“为什么？”

“恨一个人太费力，我没那么多力气。”

她低头看着账本，没再说话。

那天我们跑了三十多里，回来的时候已经天黑。

车灯很暗，只能照出前面几步路。周梅把一只手搭在车斗边，另一只手扶着布包。

经过一段下坡路时，车子突然失控，朝路旁的沟里冲去。

我赶紧捏住车闸。

车身一歪，我整个人扑在地上，肩膀重重撞到车架。

周梅从车上摔下来，滚了两圈才停住。

我爬起来，先去看她。

“你有没有事？”

她没有回答，脸色苍白。

我伸手去扶，她忽然抓住我的胳膊。

“我的账本。”

我愣了一下。

“人没事就行，账本丢不了。”

她挣扎着爬起来，顾不上拍身上的泥，先跑去捡那本账。

我站在旁边，忽然有点生气。

“周梅，你到底把什么看得最重要？”

她抱着账本，抬头看我。

“这是我哥和我的命。”

“命不是一本账。”

“可没有这本账，我们连活下去的路都没有。”

她说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摔疼，也不是因为账本湿了，而是因为这段日子积下来的担心终于压不住了。

我站在黑暗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最后只说了一句：“以后货多了，别全压在一辆车上。”

她擦掉眼泪。

“你还愿意继续送？”

“车没坏就送。”

“要是坏了呢？”

“修。”

“修不好呢？”

我看着她。

“那就换一辆。”

她怔怔地看着我，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把车从沟边推回路上，又把散落的布匹重新捆好。

那一晚，我们回到旧棉纺厂时已经快十点。

周明坐在门口等着，看到周梅身上的泥，脸一下变了。

“怎么回事？”

“车翻了。”

“人呢？”

“都没事。”

周明松了口气，又看向我。

“明天别送了，我去找别的车。”

我说：“不用。”

“陈师傅，今天是侥幸。要是再出事怎么办？”

“车架修好就行。”

“不是车的问题。”

周明拄着拐杖走到我面前。

“你有女儿，不能为了我们把命搭上。”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

“那你还干？”

“因为这不是只为了你们。”

周明没听明白。

我也没解释。

那天以后，我开始认真盘算买一辆新三轮车。

旧车已经不适合拉货，可新车要一百多块钱。我手里没有那么多，只能晚上多跑几趟散客。

周梅知道后，提出先预支车钱。

我拒绝了。

她又提了一次。

我还是拒绝。

第三次，她直接把一叠钱放到我车座上。

“这是预支的，不是送你的。”

我把钱拿起来还给她。

“我不用。”

“你不用，货怎么办？”

“我先用旧车。”

“旧车坏了怎么办？”

“再修。”

“修到什么时候？”

“能修到什么时候就修到什么时候。”

她突然发火了。

“陈有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给你钱，就是在可怜你？”

我愣住了。

“我没这么说。”

“可你就是这么想的。”

她的眼睛红了。

“你帮我们送货，我们给你车钱，这是买卖。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肯要？你是怕欠我们，还是怕我们欠你？”

我握紧那叠钱。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靠女人养。”

“谁养你了？”

“这钱是你的。”

“是生意的钱！”

“那也不能用来买我的车。”

“为什么不能？”

她逼近一步。

“你有车，我们才有生意。你买车是为了送货，是我们共同要用的东西。你非要把自己一个人扔在外面，装得什么都不需要，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院子里，周明听见声音，从屋里走了出来。

“怎么了？”

周梅转过身，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他不肯要钱。”

周明看着我手里的钱，又看向妹妹。

“陈师傅，买车的钱算在生意里。新车是我们的工具，车归你用，钱从每个月的车钱里扣。这样可以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

周梅抹了把脸。

“你可以拒绝，但不能一边说想把女儿接回来，一边又什么都不肯承担。”

我抬头看她。

“你怎么知道我想接女儿？”

“你每次路过学校，都要看很久。”

我心里一震。

原来她早就看见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钱。

很久以后，我说：“买最普通的，不要贵的。”

周梅点头。

“好。”

“车钱还是按原来的算。”

“可以。”

“欠你们的钱，我会还。”

“谁说不要你还？”

“那就写清楚。”

周明把账本拿来。

我们三个人站在昏黄的灯下，把买车的钱、每天的车钱、月底的结算，一项一项写了下来。

写完以后，周梅在最后一行加了一句：车是用来做生意的，不是任何人的人情。

她把笔递给我。

“你签字。”

我接过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在给别人帮忙，而是在跟别人一起做事。

新车买来的那天，我特意把旧车擦得干干净净。

旧车虽然破，陪了我好几年。我把它推到二手车铺，换了二十块钱。

周梅问我为什么不留着。

我说：“留着占地方。”

她说：“你舍不得。”

我说：“谁舍不得了？”

她笑着看我。

“嘴硬。”

有了新车，送货的速度快了很多。

我们接到的铺子也越来越多。周明在屋里专门腾出一张桌子记账，周梅每天跟着我跑，路上不再只是搬货，还会把各家裁缝铺的需求记下来。

她知道谁喜欢厚布，谁要便宜的，谁每个月什么时候结账。

她原本说自己什么都只会一点，可几个月以后，周围几个村子的裁缝铺都认得她。

有人问她：“你们家的车夫怎么换了？”

她就说：“不是车夫，是合伙人。”

每次听见这句话，我心里都会热一下。

到了年底，生意最忙。

裁缝铺赶着做新衣，布匹一车接一车地往外送。我每天早出晚归，终于攒够了钱，把女儿从母亲家接到了自己的小屋。

女儿第一次看见周梅时，躲在我身后不敢出来。

周梅没有急着抱她，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水果糖。

“你叫月月？”

女儿点点头。

“我叫周姨。”

女儿看了看糖，又看了看我。

我说：“拿着吧。”

她这才伸手接过来。

周梅没有问孩子叫她什么，也没有说自己以后会怎样。她只是蹲下来，指着院子里的布料说：“你爸爸每天就是送这些。”

女儿问：“爸爸很累吗？”

周梅看了我一眼。

“有时候累。”

女儿又问：“那你为什么还让他送？”

我说：“周姨不让，是我自己要送。”

周梅低下头笑了。

那天晚上，我把女儿安顿在床上，自己坐在门口修车灯。

周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只饭盒。

“我哥让我给你送饭。”

“你吃了吗？”

“吃过了。”

“你撒谎。”

她没有反驳。

我把饭盒推回去。

“你吃。”

“里面有两双筷子。”

我打开饭盒，里面是两份面条。

女儿在屋里喊：“爸爸，周姨，你们怎么不进来？”

我和周梅同时愣了一下。

周梅先走进去，把面条放到桌上。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旁吃饭。屋子太小，转身都困难，可女儿一直在笑。

吃完饭，周梅收拾碗筷，忽然问我：“陈有成，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先把欠你们的钱还完。”

“还有呢？”

“把车钱攒着，过两年换一辆更大的。”

“再呢？”

我看着女儿。

“让月月上学。”

“你自己呢？”

我没回答。

她擦干手，站在门边。

“陈有成，你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

“男人不都这样？”

“不是。”

她看着我，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一个人要是总把自己放在最后，别人也会忘记他应该有自己的日子。”

我低头摆弄手里的筷子。

“你想让我有什么日子？”

她没有马上说话。

屋里很安静，只听见女儿翻身时被子的摩擦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嗯。”

她看着我。

“我只知道，我不想再把所有事情都当成生意。”

我心里一跳。

“什么意思？”

“我们认识这么久，你每天给我们送货，我给你算车钱。你帮我哥，我帮你照看月月。我们什么都算得清楚，可有些东西，算不清。”

我坐在门槛上，没敢看她。

“你哥知道吗？”

“知道。”

“他怎么说？”

“他说只要我想清楚，就不用问他。”

“你想清楚了吗？”

“没有。”

她停了一下。

“但我想试试。”

我抬头看她。

她的眼神没有以前那么坚定，反而有些紧张。

我忽然想起第一次送她到旧棉纺厂的那个下午。

她下车没有给我六毛钱，转身对我说，有个大生意。

那时我只以为她说的是货。

后来我才知道，她真正想做的，是找一个可以一起过日子的人。

可我不敢往那边想。

我怕自己一旦答应，就会把她和她哥哥拖进我的穷日子里。怕她以后后悔，怕女儿不接受她，怕我又一次被人留下。

周梅见我一直不说话，站起身。

“你不用现在回答。”

她刚走到门口，我突然开口：“我有个条件。”

她转过头。

“什么条件？”

“以后账本上，除了车钱和货款，不许再记别的。”

她没听懂。

“什么意思？”

“买车的钱该还的，我会还。生意上的钱，该怎么算怎么算。可饭钱、修车、给月月买糖这些，不许记。”

她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

“好。”

“还有。”

“你说。”

“你要是觉得跟我过日子辛苦，可以不答应。可一旦答应了，就不能因为我穷，遇到一点难处就走。”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那你呢？”

“我也一样。”

“如果以后你发现我不能给你想要的日子呢？”

我想了想，说：“你可以走。但不能不说一声。”

她抬起脸。

“就这个？”

“人走可以，话要说清楚。”

她眼里的泪终于落下来。

“你这个人，连说喜欢都像谈买卖。”

我有些局促。

“我不会说。”

“那你会做什么？”

我看着她，慢慢说：“明天我去接你哥看医生。下午把后屋的窗户修好。晚上把月月的床挪到里面，外面给你留一张。”

她背过身，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是在哭，还是在笑。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旧棉纺厂送货。

周梅站在门口，手里抱着账本。

我下车时，她把账本递给我。

“今天不用记。”

“为什么？”

“今天是家里的事。”

我接过账本，翻开一看，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

“陈有成欠周梅六毛钱，已于1998年秋天还清。”

我看着那行字，忍不住笑了。

“你还真记。”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那我是不是还得给你写收据？”

“要。”

我拿出钢笔，在下面写了一句：

“六毛钱已收到。以后不再欠。”

周梅接过笔，在后面补了一行：

“以后算一家人的账。”

我抬头看她。

她没有躲，脸却红了。

那天上午，我拉着周明去看腿，下午修好了后屋的窗户。傍晚，周梅把自己的衣服从旧木箱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叠好，放进了屋里的柜子。

那只贴着“给小梅的嫁妆”的木箱，最后被她放在了床底下。

她没有丢掉。

只是终于不再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日子。

后来，生意越做越稳，我们又添了一辆三轮车。

周明在屋里记账，周梅负责联系裁缝铺，我负责送货。月月上了学，放学后常常跑到店里写作业。

有人问我：“你现在还蹬三轮吗？”

我说：“蹬。”

“还给别人送货？”

我说：“送自己的货。”

到了第二年春天，周梅把那辆旧三轮车卖掉了。

买车的人检查了半天，嫌车架旧，最后只给了十几块钱。

我没讨价还价。

周梅站在旁边问：“不心疼？”

我摇头。

“它已经把该拉的都拉完了。”

那天晚上，我从旧车的座位下面摸出一枚硬币。

是三年前留下的，已经磨得发亮。

我认出那是周梅第一次坐车时欠我的六毛钱中的一枚。

她看着硬币，问：“你怎么还留着？”

“忘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刚发现。”

她伸手要拿，我却攥在掌心里。

她笑着问：“不还我？”

“还什么？”

“这是我的钱。”

我把硬币放进她手里。

“现在还你。”

她握着那枚硬币，忽然说：“陈有成，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到地方没给你车钱？”

“记得。”

“你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我故意骗你？”

“是。”

“那你后来为什么还愿意跟我做生意？”

我想了一会儿。

“因为你第二天真的把六毛钱给我了。”

她看着我。

“就因为这个？”

“还因为你说有个大生意。”

“我说的是送布。”

“我知道。”

我望着门外昏黄的路灯，又补了一句：“可你给我的，后来不只是生意。”

周梅低头看着手里的硬币。

“那是什么？”

我没有绕弯子。

“是日子。”

她的眼睛一下红了。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把那枚硬币紧紧握住，像是握住了这些年不敢相信的东西。

我把车推到门边，准备关门。

她忽然从身后叫我：“师傅。”

我回头。

她站在那辆新三轮车旁，脸上带着笑。

“明天还有一趟大生意。”

“拉什么？”

“拉我哥去复查，拉月月去买新书，再拉我去买一床被子。”

我问：“车钱怎么算？”

她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

“不要钱。”

“那不行。”

“为什么？”

“蹬三轮也得吃饭。”

她笑着说：“那就月底一起算。”

我看着她，故意板起脸。

“又想赖账？”

“这回不赖。”

“你保证？”

“保证。”

她说完，转身进屋。

月月在里面喊：“爸爸，周姨，吃饭了！”

我锁好车，走进屋里。

1998年那个秋天，我蹬三轮拉过一个女乘客。她到地方没给我六毛钱，反而告诉我，有个大生意。

那时候我以为，她说的是几百斤布匹，是每天两块钱的车钱，是月底才能结清的账。

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大生意”，是让两个都不敢再相信别人会留下的人，决定一起试着过日子。

而那六毛钱，周梅一直没有忘。

因为她知道，从她把那六毛钱还给我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不再是谁欠谁。

我们只是一起，把往后的日子，一趟一趟，稳稳地拉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