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陶铸别邀请邓华来广州看病，陶铸愤怒回应：这是我个人决定！

1963年，广州，陶铸听说老战友邓华病情恶化，决定写信请他来广州治病。工作人员得知收信人的身份后，却显得十分迟疑。

邓华当时已调到四川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沈阳军区司令员。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被免去职务，转任四川省副省长，处境颇为敏感。这个时候主动与他联系，确实容易让人顾虑重重。

工作人员小心提醒，事情最好谨慎处理，免得被人借题发挥。没想到，陶铸当场沉下脸来，说：“老战友病了，请他来看病，有什么不对？”

他停了一下，又说道：“这是我个人决定，有什么话冲我来。”

话说得很重，却并非一时冲动。陶铸清楚，邓华的身体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肺气肿反复发作，呼吸越来越困难，又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整个人瘦弱不堪，体重一度不到八十斤。

邓华的病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加上长期高强度工作，使他的身体早已埋下隐患。调到四川后，医疗条件和照料难以与大城市相比，而他本人又不愿麻烦别人，小病常常忍着，能扛就扛。

更复杂的是，身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压力交织在一起。邓华性格沉稳，不善于诉苦，也不愿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太重。许多时候，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仿佛忙起来，心里的郁结就能暂时压下去。

陶铸与邓华的交情，早在东北战场便已形成。解放战争时期，两人一个负责地方工作，一个统率部队，却配合得十分紧密。辽吉地区局面复杂，既要创建根据地，又要应对军事压力，双方常被战友称作“陶邓不分家”。

1947年四平战事紧张时，陶铸曾到前线看望部队。邓华见他出现在枪火附近，既高兴又着急，责问他为何亲自冒险赶来。

陶铸没有退缩，只说：“司令员在前面，政委总不能躲在后面。”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让前线官兵感到，地方干部和作战部队并不是各管一摊。陶铸走进阵地，逐一了解伤员和战士的情况，邓华则继续承担指挥重任。那种相互支撑的关系，正是在一次次危急时刻磨出来的。

四平战斗后，部队伤亡较大，邓华一度十分沉重，连饭也吃不下。陶铸没有空泛安慰，而是抓紧地方工作，为部队补充兵员。不到一个月，便设法动员、征集近万名新兵，送到部队补充力量。

兵员到达时，陶铸对邓华说：“队伍补上来了，训练就交给你。”

邓华紧紧握住他的手，许久没有说话。对一名指挥员来说，最难承受的并不只是战场损失，还有部队能否重新恢复的问题。陶铸懂得这一点，所以他的帮助总是落到实处。

也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陶铸才没有把邓华当作一个需要回避的“敏感人物”，而是把他看成患病的老战友。政治环境需要谨慎，这是事实；战友情谊不能因此被抹掉，同样也是事实。

陶铸的信送到后，邓华内心十分激动。他没有想到，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公开表达关心。但激动之余，他也有自己的顾虑，担心前往广州会给陶铸增加麻烦。

他没有亲自回信，只托人转告：“病没有那么重，感谢老战友惦记，广州就不去了。”

这番推辞并没有让病情好转。后来，邓华在四川方面安排下前往重庆治疗，住进潘家坪招待所，经过近两个月的医治，才逐渐脱离危险。

陶铸当年的那封信，最终没有把邓华接到广州，却把一层意思说得很明白：面对共同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不能因为外界议论便装作不认识。1969年陶铸病逝后，邓华悲痛异常，老战友之间几十年风雨，也凝结在那场久久难以平复的哀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