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公公下地干活休息，我迷迷糊糊睡着，醒来看见公公朝树林走去

和公公下地干活休息，我迷迷糊糊睡着，醒来看见公公朝树林走去

我嫁到周家村第六年，才真正看懂公公这个人。

他叫周长顺，今年六十一岁，话少，脾气也不算好。家里的鸡打翻了食盆，他会皱眉；天旱了，他会坐在门槛上抽一晚上烟；谁要是劝他少干点活，他总会摆摆手，说一句：“还没到躺着的时候。”

我丈夫周远在县城跑运输，一年到头忙得很，家里常常只剩下我和公公。

起初我和他相处得并不好。

他嫌我做饭咸，我嫌他管得宽。家里一块地该种玉米还是花生，两个人都能争上半天。可真遇到事情，他又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去年冬天，我娘家母亲住院，是公公把家里刚卖粮的钱塞给我，嘴上却说：“借你的，明年还。”

我知道，他根本没打算让我还。

可他越是这样，我越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

那天是农历五月，地里的麦子刚收完，西边那两亩玉米地还要重新翻土。太阳从早上开始就毒得厉害，风一吹，带来的不是凉意，而是滚烫的土腥味。

公公扛着锄头走在前面，我拿着镰刀跟在后面。

“爸，歇会儿吧。”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再把这一垄弄完。”他头也不抬。

我看着他弯下去的背，心里有些不舒服。六十一岁的人了，腰已经不直，走路也慢，可只要地里还有活，他就像停不下来似的。

快到中午时，公公终于把锄头立在地边。

“去树底下坐会儿。”他说。

不远处有一片老树林，里面长着榆树、槐树和几棵歪歪扭扭的桑树。村里老人说，那片林子以前是河滩，后来河道改了，地就荒在那里。里面杂草很深，平时很少有人进去。

我跟公公走到树下，掏出水壶喝了几口水。

“你睡一会儿。”公公靠着树干坐下，“我去那边看看。”

“看什么？”

“随便看看。”

他说得含糊，我也没多问。昨晚周远打电话说车在路上出了点问题，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来。我一夜没睡好，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刚靠上树干，眼皮就沉了下去。

迷迷糊糊间，我好像听到公公站起来的声音。

树叶沙沙地响，阳光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我想睁眼，却怎么都睁不开。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耳边突然传来一声乌鸦叫。我猛地惊醒，坐起来时，脖子已经酸得发僵。

“爸？”

没有人回应。

我朝地边看去，公公的锄头还立在那里，可人已经不见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树林走去。

他走得很慢，手里还提着一个旧布袋。

我心里莫名一紧。

那片树林平时没人去，公公为什么偏偏在我睡着后往那里走？

我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土，悄悄跟了上去。

树林里比外面凉快许多，树冠压得很低，阳光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落在满是枯叶的地上。

公公没有回头，像是对这里的路极熟。他绕过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又拨开一丛半人高的蒿草，走到一块塌下去的土坡前。

我躲在一棵树后，屏住呼吸。

公公放下布袋，从里面拿出一只铁饭盒。

他先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蹲下来，用手扒开地上的枯叶。

那下面露出一块破木板。

我心里咯噔一下。

公公掀开木板，竟从里面拿出一只旧铁盒。铁盒已经生锈，边角还沾着泥。他打开盖子，把饭盒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放进去。

有几张照片，一本发黄的笔记，还有一块被布包着的手表。

我看不清照片上的人，只觉得公公的动作很轻，像是在整理什么极其珍贵的东西。

突然，他低声说：“老二，我又来看你了。”

我愣住了。

老二？

公公还有个弟弟，这件事我从没听说过。

他把手表放在铁盒最上面，久久没有盖上盖子。

“远子回来了，我没告诉他。”公公喃喃道，“不是不想说，是怕他知道了，心里过不去。”

我的手心渐渐冒出冷汗。

就在这时，脚下的一根枯枝突然断了。

“咔嚓”一声。

公公猛地转过身。

我们隔着几米远对视着。他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了，手还按在那只铁盒上。

“你跟来干什么？”他的声音很沉。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爸，您刚才说的老二是谁？”

树林里安静得只剩下风声。

过了很久，公公才慢慢坐到土坡上。

“是我弟弟，周长安。”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公公盯着那只铁盒，眼神一点点变得浑浊。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小时候脑子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也不会跟人打交道。那时候家里穷，我爹娘觉得他是个累赘，后来就把他送走了。”

“送去哪儿？”

“县里的砖厂。”

我心里发紧：“他还活着吗？”

公公摇了摇头。

“没了。三十六年前，砖厂塌了一面墙，压死了七个人。他就在里面。”

他说得很平静，可手指却在微微发抖。

“那为什么家里没人提过？”

公公苦笑了一下：“因为没人去认尸。”

我怔在那里。

“当时家里连饭都吃不饱，谁有钱去县里？再说……我爹说，认回来也要花钱安葬，干脆就当没这个人。”

公公低下头，用手摸了摸铁盒上的锈迹。

“那年我二十五岁，刚成家，孩子也快出生了。我本来想去把他领回来，可你婆婆难产，家里又欠了一屁股债。我犹豫了几天，等我赶到县里，砖厂已经把尸体处理了。”

“那这盒东西……”

“是他的遗物。”公公说，“一块表，几张照片，还有一本识字本。那时候我偷偷从砖厂拿回来的，怕被我爹发现，就埋在了这里。”

我看着那块旧手表，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公公抬头望着树林深处，声音沙哑。

“我这些年每年都来几次，给他带点吃的，跟他说说话。你别笑话我，我知道他听不见，可我总觉得，他要是没个人说话，会更孤单。”

我摇了摇头。

“我没笑话您。”

公公看了我一眼，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他沉默了一阵，把铁盒重新包好。

“这事别告诉远子。”

“为什么？”

“他性子直，知道以后肯定要问我，为什么当年不去救叔叔。”公公闭了闭眼，“我没法回答。”

“可这不是您的错。”

“不是我的错？”他忽然笑了一声，笑得很难看，“那时候我明明有机会去。就算借钱，就算跪下来求人，我也该去。可我怕家里穷，怕媳妇和孩子没饭吃。后来日子好起来了，我弟弟却已经没了。”

他把手背在眼睛上，许久没有放下来。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平日里硬邦邦的老人哭。

没有嚎啕，也没有声音，只有肩膀一下一下地抖。

我站在他身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轻声说：“爸，您以后别一个人来了。”

他慢慢放下手。

“你不怕？”

“白天怕什么。”我故意笑了笑，“再说了，您又不是来干坏事。”

公公也扯了扯嘴角。

那天回去以后，他什么都没再说。

晚上，周远打来电话，说车修好了，后天能回家。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树林里的事告诉了他。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声音。

“爸不让我知道。”周远说。

“可你有权知道。”

“我不是怪他。”他的声音有些哑，“我只是突然觉得，我好像从来没真正了解过我爸。”

第二天傍晚，周远回来了。

他没有进屋吃饭，直接去了树林。

我和公公跟在后面。

夕阳已经落到山后，林子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公公带我们走到那块土坡前，挖出铁盒，递给周远。

周远翻开那本旧识字本，第一页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

“长安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周远低头看了很久，突然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公公站在他身边，嘴唇动了几下。

“远子，我不是故意瞒你。”

“我知道。”周远抹了一把脸，“爸，我只是心疼您。”

公公怔住了。

周远把铁盒抱在怀里，低声说：“以后别自己扛了。叔叔的事，我们一起办。”

后来，我们托人查到了周长安的埋葬地，又联系上了当年砖厂的老工人。那位老人已经八十多岁，见到铁盒里的照片时，颤抖着说：“这孩子等了很多年，终于有人记得他了。”

我们给周长安立了一块碑。

碑不大，字却刻得很清楚：

“周长安之墓，兄周长顺立。”

下葬那天，公公在碑前站了很久。

临走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墓前。

“小时候你最爱吃这个。”他说，“哥现在有钱了，以后想吃多少都有。”

风从树林那边吹过来，带着草木清苦的味道。

回家的路上，公公走得很慢。

我扶着他的胳膊，他没有推开，只是轻声说：“明霞，谢谢你那天跟过来。”

我笑了笑：“我不跟过去，您还准备瞒多久？”

他想了想，说：“大概……再瞒几年吧。”

“那可不行。”

公公低头笑了。

夕阳把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乡间小路上。

从那以后，公公偶尔还会去树林，但不再一个人。

有时带一壶茶，有时带几块点心。

而我也终于明白，那天我醒来时，看见的不是一个老人朝树林走去，而是一个背着三十六年愧疚的人，终于鼓起勇气，回头去找自己的弟弟。

有些人离开得太早，连一句告别都没来得及留下。

可只要还有人记得，他就不算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