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为什么需要信仰？

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信仰？仅仅因为它能给人精神安慰吗？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简单。

美国威斯康星协和大学教授王珞，结合史诗级电影《魔戒》，分析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晚年转向基督教的原因，得出了一个颠覆大众认知的结论：信仰，其实是维持人类文明稳定运行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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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要维持社会秩序，首先必须要有制度。而在经济学界，最被强调的就是市场经济制，其开创者是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告诉世界，不需要每个人都是好人，人们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照样可以实现繁荣。

这种设计是所有现代制度的初衷——不需要全社会都是好人，只要按法律办事，就能维护基本的正义；不需要官员都是好人，通过分权制衡和监督，政府依然可以良性运转；不需要政客都是好人，只要有民主和选举，人们的诉求就能得到尽可能大的满足。

设计并维护这样的制度，是无数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信念。杨小凯最初正是秉承着这种信念，投身到经济研究之中。他经过数十年努力开创了超边际经济学，用严格的数学模型，把斯密的市场分工理论推到了极致。但杨小凯没有止步于此，他比许多经济学天才走得更远。

他发现：无论分工多么细密，监督永远不可能完备——你不可能为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配一个盯着他的人。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连超边际分析也处理不了的位置：一套不要求人是好人的制度，最后仍然剩下一块地方，只能靠人自己。

但人真的靠得住吗？杨小凯的学生王珞认为，电影《魔戒》给出了答案：弗罗多历尽千辛万苦，一路走到末日火山口，只要松手，一切就结束了。但在最后一刻，他说：魔戒是我的。这表明：面对绝对的诱惑，人的意志存在极限。换成制度的语言就是——如果一个文明的存亡，最终取决于某个人在最后一刻能不能管住自己，那这个文明的设计本身就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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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脊背发凉的是，这正是近现代制度最大的漏洞。法律需要人来执行，执法者可以选择性执法；选举允许竞争，但若输的一方死不认输，这套机制就难以运转；权力制衡依赖各方互相牵制，但若他们彼此勾结共同作恶，制衡就完全消失了。这些全都发生在监督不到的地方。他们的这种特权，正是魔戒的形状。

历史上因滥用“魔戒”而引发的灾难太多了：罗伯斯庇尔主张废除死刑，他掌权后却把成千上万人送上断头台；波尔布特梦想创建农业乌托邦，却导致约两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卢梭毕生思考如何消除世间的不平等，他的学说却成为后世诸多灾难的思想根源。

新和谐村，一个旨在实现社会和谐与平等的乌托邦实验

经济学家也有属于自己的魔戒，并且更加难以被监督。比如，经济学家设计了GDP的概念，家政劳动不计入GDP，志愿服务不计入GDP，生态损耗不计入GDP，而战争带来的重建支出却计入GDP。可笑的是，人们用GDP来判断“经济好不好”，却没有任何机制会因为它的不合理而去惩罚它的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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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致命的漏洞，要靠什么来修补呢？杨小凯追逐一生找到的答案，就是信仰。他年轻时在监狱里看到一个基督徒，总是把自己仅有的物资分给别人；他在澳洲看到教会的人，给自己家人太多无私的帮助。他的转向不是“理性让位于信仰”，而是长期观测到一类稳定出现、却在任何系统之外的现象，最后得出的理性解释。这在方法论上不是失败，恰恰是学术诚实。

他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深刻地明白：若要保证制度不被摧毁，其约束就必须来自制度之外。而信仰，正是修补世界系统漏洞无可替代的“补丁”，是一枚能发挥奇效的“定海神针”。所以当他像其他社会精英一样站到魔戒面前时，他却像甘道夫一样选择放手，不去拿它。他放弃了魔戒，转向了信仰。

他的理念被后人概括成一句话：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但他自己的原话更朴素、更硬核。他说：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这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里来的，不是从经济基础里来的；而正是这套东西决定了制度、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然后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这就是杨小凯最独特的地方，他完全超越了一般的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他将文明兴衰归于个人自由，又将个人自由拓展到了信仰维度。而信仰维度的缺失，正是当下中国与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源。这就是杨小凯的重要之处，他逝去22年后今天，中国和世界比以往更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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