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到底是什么？

哲学本质上是对生死问题的反思：我们应当如何活着？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死亡？我们能否知道前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若无法知道，那是否还有研究的必要？这三个基本问题是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根。《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紧扣这三个问题展开，探讨了西方著名哲学家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们的回答有何合理与偏失之处，以及我们如何在他们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更好的回答。

全书从电影《幸福来敲门》开始讨论什么是幸福，借杨振宁的一生探讨生命的意义，从哲学家阿尔杜塞杀害自己的妻子讨论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每一章以经典电影、知名人物或社会案例为引子，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带领读者进入对经典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之中。书中还辅之以大量有趣的思想实验。哲学课堂不再是抽象、难懂、晦涩的代名词，哲学问题成为生活中时时会面对的具体案例。

《西方哲学基本问题》，胡星铭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究竟该如何学习西方哲学？

一些学者认为，学习西方哲学，应该先读一两本西方哲学史著作，对于西方哲学的思想脉络有一个梗概的了解，然后仔细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等人的经典著作，了解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些哲学巨擘的思想深邃而复杂，远非普通人所能轻易企及。在未充分理解他们的思想之前，就急于探讨哲学问题，批判这个或那个观点，甚至提出所谓的“原创”理论，这是浅薄浮躁的表现。硕士和博士论文都应以解读西方哲学经典为主，辅以翻译，打好基础，避免过早追求批判与创新。只有经过长期、扎实的学习与积累，待学养深厚、心智成熟之后，才可能真正提出有价值的批评或创见。

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学习哲学，最重要的是养成哲学思维，而不是了解哲学史和哲学经典。即使误解伟大哲学家的思想，也不影响哲学思维的养成。而没有哲学思维，无论把哲学名著阅读多少遍，理解都不会很深入。养成哲学思维的最好方式是从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出发，在老师的引导下，批判地考察某些哲学家—不必是历史上的那些伟大哲学家，而可以是刚博士毕业的某个青年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指出其不足之处，然后尝试提出更好的回答，并论证自己的回答何以更好。在初步学习批判性思维后，学生往往急于寻找他人思想中的“漏洞”，并为自己的“发现”而沾沾自喜。此时，老师的批评性反馈会介入。这种反馈的目的并非打消学生的批判热情，而是引导他们改进批判的质量—使其更严谨、更深入。当学生带着反馈重新思考时，他们常会发现自己先前批评的偏颇之处，或意识到只要对原观点稍作完善，便可规避那些批评。经过几年的严格训练，他们的态度会愈发谦逊审慎，思维却更加锐利，批判愈发精到，所提出的理论也更加成熟，偶尔更能闪现出真正深刻的洞见。此时，如果他们有兴趣阅读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就可以较好地从事诠释经典的工作。因为要深入地理解一个经典理论，需要能看出它的薄弱之处以及最有竞争力的理论有哪些。

本书更认同第二种观点，但也花了很多篇幅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密尔等伟大哲学家对一些哲学问题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伟大哲学家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学者们的解读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批评对方的解读不够准确或不够厚道。我并非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对他们观点的解读更可能出错（虽然请了一些专家帮我把关）。因此，建议读者这样来理解书中的相关论述：如果讨论亚里士多德，当我说“亚里士多德认为p”时，我的意思仅仅是，p是一个受到亚里士多德启发（提到或暗示）的，并且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观点。至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究竟是什么，读者仍需参考相关专家的解读。

本书是一本研究生教材。哲学教材的写法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平衡式介绍，即客观呈现多种著名的理论与论证，作者保持中立，不展现自己的批评和理论；第二种则是批判式推进，即介绍并批评一两种有影响的理论，同时着力捍卫作者认可的观点。本书选择后者，不是因为我想推销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我希望读者尝试以相似的方式思考哲学问题（可以批评我的观点）—这更有助于哲学思维的训练。

有人可能会认为，批评他人的哲学理论，并没有多大意义。具体言之，哲学批评分为两种：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内部批评旨在揭示一个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例如，指出一位哲学家在某处主张T，在另一处主张p，但T在一个未被察觉的应用场景下必然蕴涵p。然而，对于真正伟大的哲学体系，这种批评是无效的，因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思想，其内部必然是高度融贯和自洽的。批评者所发现的表面“矛盾”，几乎总是源于其自身理解的片面或肤浅。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所谓的“矛盾”最终会被消解，显露出其思想的深层一致性。因此，内部批评至多只适用于三流哲学家，而三流哲学家不值得批评。外部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不同哲学立场（或第一原理）之间的对立与交锋。比如，哲学家甲依据立场T1来批评T2，而哲学家乙则反过来以T2为出发点批判T1。这类争论并不存在一个超然于各方立场之外、客观中立的“阿基米德点”作为裁决标准。它更像是一种“范式”之争，而非事实或逻辑的对错。双方都局限于各自的出发点（T1和T2），他们之间的争论无法在求真的意义上“解决”，因为他们最根本的预设本就不同。因此，外部批评最终会沦为一种“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的立场陈述，没有多大意义。

然而，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二分法难以成立。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的通见法提供了一条更为合理的进路。他的哲学方法分四步。（1）从“现象”开始，即我们对世界的直观观察和事物显现的样子。以“时间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为例。我们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或者至少感觉到时间在流逝。我们体验到时间是单向的，并且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这些都是“现象”。（2）收集“值得考虑的观点”，也就是那些被大多数人、智者或权威认可的观点。比如，大多数人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时间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大多数人又认为，如果构成一个东西的各部分都不存在，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存在。然而，有些智者认为，过去不再存在，未来尚未存在。还有些智者认为，“现在”是一个没有长度、不可再分的“瞬间”，它没有时延，无论你累加多少个“现在”，也无法构成一段有长度的时间。它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分界点，而不是时间的一部分。（3）识别这些现象和观点中出现的矛盾或难题。比如“时间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与“现在不是构成时间的一部分”，“时间客观存在”与“过去与未来都不存在”这几个命题相矛盾。（4）“解答”这些难题。这不是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推翻所有的“值得考虑的观点”；相反，亚里士多德要做的是对现有的现象和“值得考虑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审视，目标是给出一个理论，重新诠释这些现象和“值得考虑的观点”，把它们整合成一个高度融贯的系统。为了尽可能保存和系统化大多数现象和“值得考虑的观点”，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否定某一个“值得考虑的观点”。粗略言之，如果T1能够整合的现象和“值得考虑的观点”（特别是那些最确定的观点）远远多于T2，且T1和T2差不多同等地简单，那么T1比T2更好。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在批评他人的哲学理论时，本书诉诸了跨时代、跨文化的共识（包括大多数人共有的常识和直觉性判断），主张更好的哲学理论是以更简单的方式保留和系统化大多数共识的理论（本书最后一章对这一哲学方法做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