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年七月的天气闷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教室顶上那台摇摇欲坠的吊扇发出“吱呀吱呀”的惨叫，却扇不走半点热气。我低着头，死死盯着脚尖前那块起翘的水泥地，耳边是全班同学刻意压低的呼吸声。
“你看看你这副德行，满手都是机油味！马上就要高考了，你还在鼓捣这些破铜烂铁！”班主任王老师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炸响，伴随着半截粉笔精准地砸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一道刺眼的白印。
他一把抓起我藏在课桌下的那台拆得七零八落的收音机，毫不留情地摔在过道上。塑料外壳碎裂的声音格外清脆，那是隔壁班同学花五块钱托我修的，也是我打算用来凑高考报名费的全部指望。
我下意识地蹲下身想去捡那些零件，却被他一脚踢开了地上的电路板。
“李建国，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王老师居高临下地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几乎飞到我脸上，“就你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态度，考不上大学，你这辈子都只能是个捡破烂、修废品的底层废物。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记住我的话，一辈子！”
我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倒流，脸涨得通红，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里，却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在那个年代，一个重点高中的班主任对一个学生下达这样的“判决书”，无异于在全班面前剥夺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我没有参加那年的高考。不是不想，是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拿毕业证那天，我没有去办公室和任何老师告别，只是默默收拾了铺盖，买了一张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票。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摇晃了三十多个小时，车厢里混杂着汗臭、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我挤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厕所门口，双腿站得失去了知觉。
每当疲惫感快要将我吞噬时，王老师那句“一辈子没出息”就会像一根带刺的鞭子，狠狠抽打在我的神经上。
刚到深圳的头三年，我把尊严踩在脚底下过日子。因为没有学历，我只能进最苦最累的模具厂做学徒。车间里没有空调，夏天温度能达到四十度，铁屑飞溅到手臂上，烫出一个个红色的水泡，最后变成暗褐色的疤痕。我住在一间只有六平米的地下室里，墙壁常年渗水，床板下时不时会有老鼠窜过。
每天晚上倒在那张散发着霉味的硬板床上时，我都会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呆。身体累到了极点，脑子却异常清醒。王老师那张轻蔑的脸总是毫无征兆地闯入我的脑海。我不甘心。我不相信我李建国这辈子只能是个“废物”。
别人下班去录像厅看电影、去大排档喝酒，我跑去旧书摊按斤称那些机械原理和数控编程的书籍。遇到不懂的英文专业词汇，我就抱着一本翻烂了的牛津词典一个个查。
为了能上手操作厂里那台进口的数控机床，我连着一个月自掏腰包请车间主任吃宵夜、递好烟，终于换来每天晚上别人下班后，我在机器上摸索两个小时的特权。
一九九九年冬天，厂里接了一批精度要求极高的外贸订单，连老师傅都因为图纸上的公差要求直摇头，我大着胆子接下了那个活儿。
整整三天三夜，我没离开过车床半步，眼睛熬得通红，硬是靠着自己摸索出来的编程逻辑，把样品完美地做了出来。
那一年，我成了厂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工资翻了三倍。
两千零三年，我拿着攒下来的所有积蓄，加上四处找老乡借的钱，买了两台二手机床，在东莞的一个偏僻村落里租了个铁皮棚，成立了自己的小作坊。
创业的艰辛远比给别人打工要残酷得多。为了拉业务，我一家一家工厂地拜访，被人当成推销员赶出来是家常便饭；为了赶货期，我经常连续几天几夜守在机床边，困了就在成堆的铁屑旁边铺张纸皮眯一会儿。有一次因为疲劳过度，我的左手食指差点被绞进齿轮里，至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凹痕。
最难的时候是两千零八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珠三角大批工厂倒闭。我的加工厂也被上游客户拖欠了上百万的货款，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那年的除夕夜，讨薪的供应商堵在我的出租屋门口，我把身上最后几百块钱掏出来分给他们，自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厂房里，喝着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看着外面绚烂的烟花，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那时候我真的想过放弃，想过把机器当废铁卖了，回老家找个安稳的营生算了。可是酒劲上头时，耳边偏偏又响起了那个刻薄的声音：“你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废物。”
我猛地把酒瓶砸碎在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我不能认输，我绝不能让那句话变成现实。
后来我抵押了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拉下脸皮去找以前帮过的一个老板借了高息过桥资金，硬生生扛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时期。
随着经济复苏，我的工厂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死磕到底的信誉，渐渐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从几台旧机床的铁皮棚，发展到拥有上百台精密数控设备、几百名员工的现代化制造企业。
两千零一十五年秋天，高中班长在微信群里张罗着举办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这些年来，我因为工作忙碌，加上心里那层始终没有彻底捅破的窗户纸，几乎从未参加过老同学的聚会。
但这次，群里特别提到，老班主任王老师今年刚退休，身体也不大好，这次聚会也是为了看看大家。
看着屏幕上跳动的“王老师”三个字，我的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二十年了，那个曾经掌控我自尊生杀大权的名字，此刻看来竟有些陌生。我决定去一趟，不为别的，只为给那段沉甸甸的青春画个句号。
聚会定在市里最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我没有开那辆扎眼的奔驰S级，而是让司机开了一辆普通的商务车把我送到路口，自己步行走了过去。我穿了一件简单的深色POLO衫和休闲裤，没有戴任何显眼的手表或首饰。
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刻，一股混杂着香水、酒精和岁月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曾经青春飞扬的少年们，如今大多挺起了啤酒肚，或者发际线严重后移；那些曾经扎着马尾辫的女同学，眼角也爬上了遮掩不住的细纹。
大家都在互相敬酒，吹嘘着各自的工作、房子和孩子。我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微笑着和几个走过来认出我的老同学寒暄。
“哎哟，建国，好多年没见你了！听说你在南方发大财了？”当年的体育委员端着酒杯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没有没有，混口饭吃而已。”我平静地举起茶杯和他碰了碰。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王老师走在前面，由班长搀扶着。我的目光死死锁定在门口那个身影上，心里猛地一酸。那是王老师吗？那个当年在讲台上声如洪雷、眼神锐利得像鹰一样的男人，如今怎么变得这么矮小了？他的背严重佝偻着，头发已经全白了，甚至连走路的步伐都显得有些迟缓和蹒跚。
大家纷纷起立，一口一个“王老师好”地迎了上去。王老师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连连点头，嘴角颤抖着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主桌上留了最尊贵的位置给他，大家轮流过去敬酒，汇报着自己现在的“出息”。当年考上重点大学的几个同学，如今有的在体制内做到了处级干部，有的在国企当了高管，他们自然是王老师眼里的骄傲。
王老师拉着他们的手，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嘴里不断重复着：“好，好，没给我丢脸。”
我一直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吃着菜，看着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二十年前，也是这些人围在他身边，享受着夸赞，而我站在被遗忘的角落里承受着鄙夷。只是此刻我的内心，竟然出奇的平静，再也没有了当年那种想要把桌子掀翻的愤怒。
酒过三巡，班长提议大家按当年的学号顺序，每个人再和王老师喝一杯，聊聊近况。
很快轮到了我。我站起身，端着一杯白酒，稳步走到王老师面前。
他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似乎在记忆的深处费力地搜寻着我的名字。
“王老师，我是李建国。”我主动开了口，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他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随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哦……建国啊。想起来了。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
包厢里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有几个当年知道那场冲突的同学，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这边。
我看着眼前这个衰老、虚弱的老人，二十年来在无数个深夜里排练过的、那些用来打脸和羞辱他的台词，突然一句都说不出口了。
“我在东莞开了一家机械加工厂，做精密零件制造的。现在有五百多个工人，去年的年产值大概做到了三个亿。”我的语气平淡得就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没有炫耀，也没有拔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