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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甘肃迭部县,腊子口。
一支七千人的队伍站在峡谷前,宽不到八米,两侧是五百米高的绝壁。对面桥头碉堡里架着四挺重机枪,子弹像泼水一样封死了唯一的独木桥。这七千人,是从八万六千里走出来的。不是打仗打没的,是饿没的、冻没的、陷进草地里没的。
先说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1935年8月,红军踏进松潘草地。那地方看着是草,踩下去是水,再往下是没有底的泥,面积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渺无人烟。进草地之前,每人最多带了八到十斤粮食,少的只有三四斤。走完整个草地要七天,粮食根本不够。吃完了挖野菜,野菜挖完了啃树皮,树皮啃完了把皮带从腰上解下来扔进锅里煮。煮上几个小时,变成一锅胶质的浑汤,一人分半碗,这就是那天的饭。
有人走着走着就坐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旁边的人拉不住,只能看着。草地里最残酷的不是战斗,是饿死和累死的人根本来不及收。
就在这个时候,救命粮出现了。
红军先头部队经过迭部县一个叫崔古仓的小村子时,发现了一座粮仓。仓门虚掩着,推开一看,里面堆满了小麦,足足二十多万斤。旁边还堆着两千多斤食盐。
这座粮仓的主人叫杨积庆,卓尼第十九代世袭土司,管着甘南大片藏汉交界地区,手握政权、兵权、宗教三种身份。蒋介石早就给他下了死命令:联合鲁大昌,前后夹击,把这支北上的队伍堵死在甘南。
杨积庆没有动。
他一面虚张声势调兵遣将,摆出随时出击的架势;一面暗地里派藏兵帮红军抢修白龙江畔已经被毁掉的栈道。然后他吩咐管粮仓的人离开,敞开仓门,把二十多万斤小麦留给了红军。
红军开仓取粮,但没有白拿。他们详细记录取粮的数量,留下苏维埃的钱币和借条。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掏出一枚大印,重重盖在借据上。
这批粮食,让刚走出草地、身体极度虚弱的战士们得以休整和恢复,为攻打腊子口储备了体力。
但腊子口还得打。
1935年9月16日,红四团发起攻击。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正面强攻一次次被打退,六连先后发动了五次冲锋,全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峡谷太窄,没有迂回空间,一批批战士冲向桥头,又一批批倒下。
打到半夜,团党委做了一个决定:兵分两路。杨成武率部正面牵制,王开湘带突击队从右侧悬崖迂回。
那段悬崖垂直落差七八十米,岩石风化破碎,攀援之难,难于登天。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战友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是从云贵川交界来的,就管他叫“云贵川”。他从小跟父亲在山里采药攀岩,练了一身本事。那天夜里,他用一根长竹竿,竿头绑上铁钩,勾住崖壁上的树根和石缝,赤着脚,一点一点往上爬。登顶之后,他把绑腿接成绳子,将突击队员一个个拉上崖顶。
拂晓时分,手榴弹从敌人头顶炸开。正面部队乘势冲锋,腊子口天险被撕开了。聂荣臻后来评价:“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仗打完了,战士们开始清理战场。
有人摸到了一扇木门。推开一看,所有人愣在了门口。
这是鲁大昌守军的后勤仓库。里面堆着小山一样的粮食袋,三十万斤麦子和青稞,两千多斤盐,还有腊肉、羊皮、羊毛褐子和军装弹药。鲁大昌把搜刮来的粮草被服当成了自己的私产,以为红军只是路过,不会久留,压根没下令焚烧。
盐堆旁边,先是有人伸出手指蘸了一下,放进嘴里舔。后来有人直接把脸埋进盐堆里,肩膀开始发抖。一群在枪林弹雨里眼睛都不眨的硬汉子,站在满仓的粮食面前,眼泪砸了下来。
没人说话。就是哭。
不是为打赢了仗高兴。是饿得太久了,饿到骨头缝里了,突然看见这么多吃的就在眼前,身体比脑子先反应过来——活下来了。
杨积庆后来怎么样了?
红军走后,鲁大昌对他“暗通红军、弃险不守”恨之入骨。1937年,鲁大昌勾结杨积庆部下,杀害了他一家七口。
而那个攀上绝壁的“云贵川”,战役结束之后就再没有任何记载了。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没人知道他是哪里人,也没人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史书上只留下一个绰号,和一个夜里攀崖的故事。
腊子口那道峡谷现在还在。纪念碑立在那里,高9.16米,纪念的是1935年9月16日。而当年那扇被推开的仓库木门后面,堆着的从来不只是粮食——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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