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艾滋病患者不愿说，医疗机构不好说，配偶就只能被瞒吗？重庆的答案是，不！
9月23日，《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经表决通过，明确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配偶为法定义务，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代为告知。
先看不告知意味什么。
贵州铜仁一男子明知感染艾滋，却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致妻子感染，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六盘水一女子收28万元彩礼后结婚，同样明知患病仍不防护，致丈夫感染后失联，法院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这些都是事后的。
再看医疗机构这边。
2015年，河南一对新人婚检，女方疑似HIV阳性，医院仅将结果告诉女方，婚后男方感染，起诉医院索赔。法院驳回诉讼，因医院负有保密责任，没有跨权限披露责任。
告配偶，判了刑也换不回健康；告医疗机构，同样没有用。最亲密的伴侣，最该被阻断的一环，恰恰最容易被沉默伤到。这就是告知义务为什么不能只靠自觉最直白的注脚。
问题不在于谁不懂道理，而在于制度把机构逼到了墙角。
国家层面其实早有判断。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写明，感染者应当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但条例同时规定，未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感染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病史资料等可推断身份的信息。于是，医院陷于两难，一旦感染者选择沉默，便可能出现“机构已知情，却说不得；配偶该知道，却不得知”的尴尬。配偶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作为基础性人格权，反而在现实中低于患者的隐私权。
好在，近年来，地方立法正在强化告知义务的可执行性。
事实上，重庆并非首例。2007年，《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就规定，对确诊者，由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将结果告知本人、配偶或者监护人。并同步配套双向罚则：由未经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的，罚；负有告知义务的医务人员不按规履行告知义务的，也罚。一头管住乱说，一头管住不说。
此后，各地陆续跟进。广西、四川凉山规定，艾滋病阳性结果应在一个月内告知配偶，不告知的，疾控机构有权告知；云南、广东、重庆也相继明确，医疗卫生机构有权代为告知。本人说最好，本人不肯说，就得有人说，这便是进步。
隐私的墙没有拆，只是开了一扇必须开的门。
说到底，保护隐私，是为了感染者不被歧视；保护配偶，是为了无辜者不被感染。两者从不矛盾。真正的矛盾，是有人一边享受着隐私保护，一边把风险留给毫不知情的人。
代为告知，不是对感染者的惩罚，而是制度在给最容易被伤害的人，补上最基本的保护。
守住不歧视的底线，也守住不伤害的底线。两条底线都在，才真正叫以人为本。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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