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博主：到底是谁告诉中国人民，在美国洗碗工都买得起房子的？

在美国靠最低工资端盘子、洗碗、扫地的普通劳动者，真的能像某些说法里那样，攒几年钱就买得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吗？

当"美国梦"被简化成一句"洗碗工三年买房"的口号时，那些每天穿梭在酒店后厨、主题公园休息室里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当地执法部门刚刚清理了圣塔安娜"河床"一带聚集的数百名无家可归者。比这些流落街头者更不易被人察觉的，是另一群同样在为居所苦苦挣扎的人——他们大多是拿着最低工资的劳动者，虽有工作，却始终难以拥有一处稳定而负担得起的住所。

这一现象在加州阿纳海姆市尤为突出，也是当地"追梦"话题里绕不开的一环。

阿纳海姆是一座看似充满欢乐的城市，这里以及其闻名遐迩的主题公园共接待游客24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城市失业率处于低位，酒店客满，餐厅生意兴隆，街头随处可见笑脸。在棕榈树掩映的主干道之外，还存在着游客鲜少涉足的社区。

数以万计的普通劳动者居住在这些街区里，他们正是支撑本地繁荣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些劳动者中很多人的时薪只有约11美元，接近当地最低工资水平，而住房问题几乎是每日必须面对的难题。改建的车库、汽车旅馆的房间、他人家中多出的一间卧室，都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

汽车和帐篷也无奈地被当作住处使用。该地区的住房成本在全美居于前列——按照标准，一个人若要租得起一套基本的公寓，时薪需要达到24至26美元。

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时薪多在11至13美元之间。

这中间的差额，几乎注定了一份工作换不来一处安稳的居所。看似15美元左右的时薪比很多国家的工资数字都高，但真正决定生活质量的，从来不是名义上的收入，而是收入与房租、房价之间的比值。

当分母以远快于分子的速度上涨，工资单上再漂亮的数字也追不上一间空房的月租。

阿纳海姆市议员何塞·莫雷诺所代表的选区，居住着大量低收入劳动者。去年，阿纳海姆宣布进入无家可归"紧急状态"，他牵头组建了一个专项工作组研究该问题。

他指出，工资水平停滞，失业率虽在下降，但住房成本却持续攀升。如果雇主付给员工的报酬无法支撑他们在本地经济中维持生活，那么整个城市的社会体系都会承受巨大压力。

58岁的格伦丹娜·谢夫林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她已在迪士尼乐园工作30年，如今是度假区一家酒店贵宾休息室的全职接待员，同时也是代表迪士尼员工、酒店和餐饮业工人的一家工会的成员。

她表示，自己热爱这份工作，喜欢每天迎来送往的客人，也珍视透过窗户可以饱览迪士尼小镇和两座主题公园全景的位置。她所感激的还有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然而她并不满意自己的薪水——每小时15.70美元。多年来，她一直在为寻找稳定且负担得起的住所而奔波。

去年夏天，一位朋友把一间卧室租给了她，她才总算把无家可归的日子暂时按下了暂停键。

在她所在的度假区，像她这样的例子并非孤例。一项由西方学院与非营利机构"经济圆桌"共同完成的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度假区雇员在过去两年间曾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很多人不得不与陌生人合住、把车当卧室，或者在几份工作之间来回奔波仍然凑不齐房租。

迪士尼方面拒绝接受镜头采访，但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声明称，这项不准确且不科学的调查由带有政治动机的工会出资进行，结果被刻意扭曲，并不能代表公司3万名员工中绝大多数人对企业的真实看法。

声明同时表示，公司也认识到南加州许多居民确实面临社会经济方面的挑战，但公司为员工的工作体验感到自豪。迪士尼还指出，过去五年间，公司在橙县创造了4000个就业岗位，数量超过任何其他企业，并将为小时工推出全新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

阿纳海姆市市长汤姆·泰特认为，此问题远非一家企业所能解决。他本人支持提高工资水平，但他强调，负担得起的住房问题很难由地方政府独力破解。

土地价格高昂，使得建造真正低价的住房变得极为困难。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一切都在变贵。地方政府或许可以帮到几户家庭，但要救助数以万计的困难家庭，所需资金远远超出现有能力。

事实上，阿纳海姆过去确实拥有过更多资源，可以利用州政府的再开发资金去修建价格低廉的公寓项目。这笔资金在2012年前后基本枯竭。

根据市政府记录，2014年至2016年间，全市仅新建或翻修了300套面向低收入及极低收入租户的住房。目前，约有3万人正在等待市政府的可负担住房，另有2万人排队申请联邦第八条住房补助券。

这样一份等候名单，本身就说明市场化的供给根本追不上真实的需求。

而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普通家庭的置业环境这几年只有更差，没有更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房贷利率仍维持在7%以上，通胀呈现明显的粘性，很难在短期内回落到舒适区间，与此同时周期性风险还在累积。

美联储陷入两难：若选择降息缩表，此前积累的资产泡沫极可能重新膨胀；若继续维持高利率，普通家庭的偿债能力就会被进一步削弱。对拿最低时薪的劳动者而言，无论政策朝哪个方向倾斜，他们都是最先被挤压的那一拨人。

在市政领导层中，莫雷诺是为数不多主张对开发商采取强制与激励措施的一位——他认为新项目应当被要求纳入一定比例的可负担住房单元，或向住房基金缴纳资金。

他坦言，市政府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可负担住房政策，结果只能依靠市场自我调节，而现实证明，市场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相反，市场只会把有限的好地段留给最有支付能力的人，把最脆弱的群体推向车库、汽车和帐篷。

按照现有安排，加州的最低工资将在2022年前上调至每小时15美元。

但当地工会不愿再等下去，他们正在征集足够数量的签名，力争将一项提案送入11月的选票——该提案要求明年就把工资提升至每小时15美元，适用对象为接受市政府补贴的大型酒店旅游企业，其中包括迪士尼乐园。

对这些每天在乐园里迎送游客的员工来说，几美元的时薪差距，往往就是"有家可归"和"车里过夜"之间的一道分水岭。

一位普通洗碗工，凭着15美元上下的时薪，就能在美国轻松买房。放到阿纳海姆这样的城市里去对照，就会发现这个结论多么脱离现实——买得起一套房需要的时薪，是他们实际收入的两倍还多。

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安顿下来的，从来不是工资单上那个孤立的数字，而是它在整个物价、房价、利率体系里所处的位置。当房贷利率长期停在7%以上，通胀居高不下，普通家庭连按时还款都吃力，所谓"三年买房"的故事，本质上只是一层滤镜。

那些把美国生活描绘成"最低工资也能岁月静好"的说法，往往省略了最关键的分母。汇率换算后的时薪确实亮眼，可一旦把房租、医保、通勤、育儿摞在一起，剩下能存进账户的数字，很多时候是负的。

阿纳海姆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座城市的繁荣，不能只靠光鲜的门面，也要看那些支撑门面的普通人是否还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