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不仅连接山川与土地,更承载着流域居民的历史记忆、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养了古代埃及和西亚文明。数千年来,人类逐水而居、依水而兴,在与河流相伴的岁月中形成了丰富的治水智慧。今天,当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跨境河流治理等问题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挑战时,回望古老文明的治水传统、融汇与时俱进的治理理念,不只是为了理解过去,更是为了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寻找人与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之路。
从黄河、长江到尼罗河、两河流域:不同文明中的治水智慧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江大河既提供生命资源,也带来治理挑战。中国古代面对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水资源、洪水和泥沙之间的复杂关系。黄河流域长期存在“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从大禹治水强调“因势利导”,到历代治河实践中的疏浚、分洪、蓄泄并举,传统治黄从来不是简单筑堤,而是在防洪、灌溉、土地利用和社会秩序之间寻找平衡,继而形成因水制宜、因势施策的治理智慧。长江流域则呈现另一种生态逻辑。丰富的水量、密集的人口和复杂的湖泊湿地系统,使长江治理长期涉及农业、航运、城市和生态之间的协调。今天,中国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是在传统流域治理经验基础上的现代发展,将河流置于相互关联的完整生态系统中加以认识和治理。
阿拉伯世界同样拥有悠久的流域文明传统。尼罗河周期性泛滥,既带来肥沃土地,也要求社会建立与自然节律相适应的农业和管理体系。人们通过观察水位变化、调整耕作周期,逐渐形成以水定时、因时而作的生产生活智慧。在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面临更加复杂的水环境。这里降水有限,农业高度依赖人工灌溉,古代社会发展出渠道建设、水资源分配和地方协作机制。水不仅是农业资源,也是城市形成、社会组织和文明发展的基础。
虽然山川气候各异、治水方式有别,人类社会却在奔流不息的江河面前,回答着相似的时代命题:如何让水成为滋养文明的力量,如何化洪旱之患为生存发展之机,如何在不同地域与群体之间寻求水资源分配的平衡。河流所留下的,不只是文明发展的印记,也为今天不同文明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历史启示。
从“治理一条河”到“治理一个流域”: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对水的认识和驾驭能力发生深刻变化。河流不再只是依靠经验加以治理,而可以被更精准地监测、更科学地预判、更大范围地调度。然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也让流域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水资源消耗与污染加剧;过度开发带来地下水下降、河流断流和生态退化;极端暴雨与持续干旱交替出现;上下游、左右岸以及城乡之间的用水需求更加多元。面对这些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流域问题,现代治水理念随之发生转变。
中国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正体现了这一变化。江河治理不再只是兴修水利、防洪供水的问题,而是被纳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则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推进“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节水、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这表明,流域治理已经超越单纯的工程建设和水资源管理,而需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与水安全,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求更为长久的平衡。
在阿拉伯世界,流域治理正面临水资源紧张、生态压力和跨境协调等多重挑战。随着人口增长、农业与能源需求上升,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洪旱风险,尼罗河所承载的跨境生存、发展与生态功能日益交织。2026年9月,中埃两国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呼吁所有尼罗河流域国家遵守国际法,包括避免造成损害”。这一立场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超越单纯“分水”的流域治理理念:跨境河流不仅是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是需要共同维护的生态与发展载体,流域各方应当在保障自身合理权益的同时,对河流和流域整体承担相应责任。换言之,流域治理的关键并不是简单地回答“谁能使用多少水”,而是如何在遵循国际法、尊重各国合理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让一条跨越国界的河流成为连接各国利益、促进共同发展的纽带。
两河流域的现代治理则呈现出更加精细化、数字化的合作。近年来,伊拉克持续深化与土耳其的水利基础设施协作,并与叙利亚围绕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共享和管理机制展开技术磋商;伊拉克国内也开始将智慧水务、遥感监测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水资源管理。由此,两河流域的治水思路从资源分配走向协同治理,从单点管控走向系统统筹,从经验驱动走向科技赋能。
让江河成为文明对话的桥梁:中阿流域治理的生态文明互鉴
进入21世纪,流域治理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和工程范畴,成为生态、经济乃至国际合作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河流没有国界,却连接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命运。从古老河流孕育的文明记忆,到当今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面临的现实挑战,中阿治水智慧虽生发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历史脉络,却在彼此映照中呈现出跨越时空的共通价值,也为两大文明走近彼此、相互借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纽带。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同文明在漫长岁月中不断追问、也始终无法回避的共同命题。中华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寄托人与自然相融相依的理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河流既给予文明以滋养,也不断提醒人类尊重自身无法逾越的自然尺度;不同文明在与水相处的漫长岁月中,或许走过不同的道路,却都面对同一个根本问题:既从自然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又在利用与敬畏之间守住人与自然相处的分寸。
水一旦流动,便难以被局限于一地一域,流域治理因而从来不是局部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对整体利益的统筹与协调。中国新时代治水强调系统观念,不以一域之得失论成败,而着眼于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整体联动,正体现了这种整体性思维。同样的,放眼跨境河流,只有将彼此利益置于同一流域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量,合作才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走向更加长久的共治。
河流见证文明,也连接未来。文明互鉴不应停留在历史经验的相互观照,更要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共同实践。中阿需将古老文明中的治水智慧转化为应对现实挑战的力量,在干旱地区水资源利用、城市生态治理、流域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等领域深化政策、学术交流与实践合作。更重要的是,以流域治理为纽带,探索一种超越单一经验的文明对话方式:不是以一种文明衡量另一种文明,而是在彼此理解、相互借鉴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共有智慧。从黄河、长江到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尽管自然环境与历史传统各异,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却彼此相通。今天,流域治理正在成为中阿文明从历史对话走向现实合作的重要纽带,让古老智慧在相互借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共同回应人类面向未来的水与生态挑战。
【本文转载自“中国学”微信公众号,为“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特约文章,即将在《解放日报》发表。原文题目为《从大河文明到流域共同体:中阿流域治理的历史互鉴与未来对话》。作者刘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封面图片取自山东国际传播中心《黄河遇“鉴”尼罗河》节目海报。】
来源: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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