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旧面包车在城郊土路上颠了三个钟头,终于停在一扇铁门前。
门框上钉着块白底牌子:夕阳红养老院。
护工推着轮椅迎出来,脸上堆着笑,嘴里喊着“薛老伯来啦”。
我坐在后排没动,老大伸手来扶我,我挡开了。
我慢慢解开棉袄内衬的扣子,从贴肉的地方摸出一个红本子,边角磨得发白。
老大看见红本子先笑了,伸手就要接,说:“爸,你还有存折呢?”我没给他,自己翻开第一页,举到他眼皮底下。
他低头看了三秒。脸上的笑一下子冻住了。薛卫民凑过来也看,看清之后两条腿一软,直接靠在了车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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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八十八岁生日那天,太阳挺好。
一大早就听见院门口有动静,老大薛长生拎着排骨推门进来,后头跟着老大闺女。
我在厨房里切萝卜,差点切了手指头。
这日子稀罕。四个孩子全回来了。
大女儿薛爱萍进门就卷袖子进厨房帮忙,嘴里念叨着“爸你怎么瘦了”。
二儿子薛卫民提着一箱牛奶搁在堂屋,来回踱了几步,磨蹭了半天才叫了声爹。
小女儿薛丽云最晚到,提着一兜橙子,进门先看了一眼手表,说路上堵车。
老伴走了十一年,我一个人守着老宅,养了几只鸡,种了一畦菜。
四个孩子各自有家,平时难得登门。
今天全到齐了,我嘴上不说,心里是热的。
中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蒸了条草鱼,炖了锅排骨。
薛长生从包里掏出一瓶酒,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满上。
他说:“爸,你八十八了,是个福气。”
薛丽云低头夹菜没接话。薛爱萍给我夹了块鱼肚子,说:“爸你慢点吃,有刺。”
我在老式八仙桌上坐下,也不喝酒,来来回回地看着这几个子女。
饭快吃完了,薛卫民起身说到门口透口气。
我扒了两口饭,心里琢磨着这几个孩子今天肯定是有什么事。
从去年底开始,我的腿脚就明显不行了。
走路要用拐棍,洗澡都得扶着墙。
上个月在院子摔了一次,在泥地上趴了半个钟头才爬起来,愣没敢跟任何人提。
我慢吞吞地吃了半碗饭,听见院子里头,薛卫民压着嗓门在打电话,一句“那老宅子迟早是我们的”飘进来,扎得我心里一堵。
我没动声色,假装没听见。
晚上孩子们都走了。
我把碗筷洗刷干净,关好院门,回到自己屋里,弯腰从床底拖出一个铁皮盒子。
那盒子跟了我几十年,表面漆都磨掉了一大片,露出一层铁锈。
铁皮盒里头压着一个老红布包。
我解开布包,就是一个红本子。
红色的塑料壳子,上头一行烫金字,已经模糊褪色,要凑近了才能认出那几个字。
我一页一页翻开,指尖停在泛黄的纸片上。
看了很久。
合上红本子,我正要把它放回铁皮盒里,忽然觉得不对。
我住的堂屋西边有个老衣橱,衣橱旁的矮柜门好像有一条细缝。
刚才我开锁的时候,那缝还是关严实的。
我没有多看,把红本子锁回铁皮盒,塞进床底。
躺下之后,我翻了个身。
窗外月光很白,照在墙上那张黑白合影上。
是年轻时候的我和老班长韩立国,穿着军装,肩膀上扛着枪。
那照片底下,有一行铅笔字,写了五十多年了:“活着回来。”
我合上眼,心里那个念头又转了转——这个红本子,怕是迟早要翻出来见人。
02
那场祸事出在一个雨后的下午。
我在院里浇那几棵青椒苗,脚下踩到一块青苔,整个人往后一仰,胯骨撞在台阶上。
疼得我眼前发黑,在地上躺了好一阵,才够着墙上挂的电话。
薛长生一个多钟头后才到,满嘴说堵车。他把我送到医院,检查了半晌,说是胯骨骨裂,得住院。
四个孩子陆陆续续来了。
薛爱萍来了两趟,头一趟带了一兜橘子,第二趟说要照看外孙,匆匆走了。
薛卫民来了一趟,站在门口跟护士长要了一次性手套,说怕感染,进来站了不到五分钟,就蹲在外头楼梯口抽烟。
薛丽云最晚到,在病房里待了一阵,帮忙倒了杯水,她就坐在床尾不停地翻手机,屏幕上什么声音都开着。
我躺在病床上,吊瓶滴答滴答地走。
第三天的夜里,我起夜去完卫生间,走到病房门口想透口气。
门外的长椅上,有压着声音说话的声音,是薛长生和薛丽云。
“……都这样了,你还想怎么弄?”是薛丽云的声音。
薛长生说:“我不是说不行,但你要我天天来回跑,我心脏也受不了。我这血压也高。”
“那就请人看?”
“请人看多少钱?问过了,住家护工一个月四千五起步,还不算伙食。他那点退休金剩不下多少。”
沉默了一阵子。薛丽云的声音压得更低:“那养老院呢?”
我在门后边站着。
门缝儿透进来的走廊灯光,打在我的拖鞋尖上。
我扶着门框,没出声。
这时候,薛爱萍的声音插了进来:“我也说一句,我那孙子还等我接送呢,天天两头跑谁能受得了。”薛卫民说:“我没意见,你们定。反正老宅子放在那里也跑不了。”
他们没有再说下去。过道里安静下来,护士站的灯光白晃晃的。
我没有立刻回到病床上。
我站了很久,直到腿实在撑不住,才慢慢挪回去。
护士夜里查房,发现我把输液针头拔了,惊得叫起来。
我说不碍事,我就是翻了个身碰掉了。
护士帮我重新扎针的时候,问我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我说没有。
天亮以后,主治医生查房,说恢复得不错。他又问了一句:“你们家子女谁负责陪护?好多手续需要家属签字。”
没人应声。
薛爱萍去楼下打饭了,薛卫民说去车上拿东西,薛长生去了走廊尽头接电话。
我算了一下,除了护士站例行查房的动静,这个病房里安静得跟没人似的。
我在医院总共躺了十二天。
出院那天,一个孩子说要去开家长会,一个说约了老同事吃饭,一个说车送去检修了,还有一个说自己腰不好,不能搬重物。
电话是最小的薛丽云打的,她说“爸,你自己叫个车吧,回头我们去看你”。
我挂了电话,坐了半晌,自己扶着墙去办了出院手续。走到医院大门口的台阶上,风一吹,我有点站不稳。这时旁边一个声音喊我:“老薛!”
我抬头一看,是我住在隔壁三十多年的老邻居,罗德武。
他开着一辆旧桑塔纳来接我,把我扶上车,朝那排空荡荡的停车位看了一眼,叹了口气:“你这几个孩子,比我家的还忙。”我说不出什么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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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回到老宅,罗德武帮我把东西提进堂屋,转身要去烧水。我从床底拖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从里头掏出房产证。又把红布包也取了出来。
我把两样东西都放进去,从柜里翻出一个旧饼干铁盒。饼干盒生锈了,用力才掰开盖。我把房产证和红本子一起放进饼干盒,递给罗德武。
罗德武愣住了:“这是干什么?”
我说:“老罗,你替我先收着。等哪一天我真的糊涂了,你再拿出来。还有,要是我哪一天没了,你按这个红本子上头写的,替我把事办了。”
罗德武接过盒子,想开口问,最后没问出口。他抱着饼干盒走到门口,又折回来,看着我:“老薛,你这是……要出远门?”
我说说不准。罗德武愣了一会儿,把盒子用外套裹好,走了。
当天傍晚,薛丽云提着一兜苹果来了。
我正蹲在床上叠衣裳,听见她脚步声响,随手把饼干盒的位置挡了挡。
铁皮盒我放回原处,锁得严严实实。
锁扣是新的,亮锃锃的,一眼就能看见。
薛丽云放下苹果,在屋里转了一圈,目光在床底停了一下。
她慢慢蹲下来,伸手去碰那个锁扣:“爸,你这盒子底下垫着个什么?”
我在她身后开口:“丽云,我还没糊涂呢。”
她的手在半空停了一瞬,缩了回来。
她直起腰,脸上换了个笑:“爸,我就看看,又没要你的东西。”她把苹果放到桌上,又站了一会儿,说家里还有事,就走了。
我走到院门口,看着她自行车拐出巷子口。她回头望了一眼,又转回去了。
这天夜里,我把铁皮盒从床底拉出来,没上锁,打开看了看里面空荡荡的底。
那里面原本放着老伴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还有一双孩子们小时候穿的虎头鞋。
我把虎头鞋重新放回去,把锁扣扣好,推进床角最深处。
后天是立秋。我心里算着日子,觉得也该有个结果了。
04
没过几天,薛长生打电话来说,四个人要回家商量件正事。我说行,来吧。
那天来了,他们提了一袋排骨,一箱牛奶,还买了一兜苹果。
老二薛卫民甚至还提了一瓶酒,进门之后先没落座,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了看那两间老屋的墙根,又看那口老井。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饭桌上,有一阵子没人开口。
薛长生夹了块排骨,放我碗里,清了清嗓子。
他没直接说,先从电视里一个新闻聊起,说现在国家对养老有政策,有老年公寓,样板间干净又敞亮,有人专门做饭洗衣,老伙伴也多。
薛爱萍接话说:“听说那地方要排队的,晚了就轮不上。”薛丽云低头扒饭,像是事不关己。
薛卫民喝了一口酒,抹了把嘴:“那就去看看呗,又不吃亏。”
我端着搪瓷缸子,一句话没接。
他们四个人,目光在桌上桌子底下交来换去。
薛长生又开口了,说城郊有家养老院条件不错,护理员二十四小时在,比自己在家强。
薛爱萍放下筷子:“爸,我们不是不孝,是你一个人在家,我们实在不放心。”
我坐在黑暗的堂屋里,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温白开。
白开水寡淡无味,喝不出一点茶味来。
他们等着我开口。
我慢慢放下缸子,说:“那就去看看吧。”
四个人像是松了口气。
薛长生又给我夹了一块排骨,说:“爸你放心,我们不是把你送出去不管了。”我没有再接这句话,低头把那块排骨吃了。
排骨炖得酥烂,但我嚼了半天也咽不下去。
他们走完了以后,我坐在院里,剥了一碗毛豆,喂了鸡。
天黑下来,我把堂屋的灯关了,坐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心里想起很多年前的事,想起年轻时候,我牵着老大的手去厂里食堂打饭,那时候老大四岁,小女儿还没出生。
那个年月,日子苦,油水少,一个月就那么二两肉票。
我领了工资先去粮站买米,再从厂里食堂打一份菜,端回家分到四只碗里。
孩子们吃,我看着。
那时候他们吃什么都很香,碗底的那点油汤都要舔干净。
现在呢,那碗排骨搁在桌上渐渐凉了,浮起一层白花花的油,没人动第四筷子。
我起身去厨房,把剩下那半锅排骨倒进砂锅里,架小火炖着。
没别的事可干。
我拉开抽屉,翻出那种老式红皮记事本,在第一页上写了一行字:“立秋后第三天出发。”
写完我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我欠老班长的,这辈子能不能还完,就看这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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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立秋后第三天。
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薛长生的面包车就到了院门口。
老二薛卫民跳下车,二话不说,把我的两个蛇皮袋子塞进后备箱,又把一个旧包袱塞到座位底下。
我站在堂屋里,把屋里最后扫了一遍,关好窗户,锁好门。
钥匙揣在兜里,想了想,又把钥匙取下,放在门槛下的砖缝里。
老宅子得住别人了。
薛长生探头进来看了一眼,说:“爸,东西都带齐了没有?”我说嗯。
他伸手要帮我拎包袱,我没让。
车上的人都已经坐好。
薛卫民坐在驾驶座,薛爱萍坐在副驾,薛丽云端着手机靠在车窗边。
我慢吞吞地爬上后排,坐在中间,左右两边是窗。
车启动了。
出了城,路渐渐颠簸起来。
街边的楼房一点点矮下去,换成一片片庄稼和荒地。
车内没人开口说话,只有轮胎碾过砂石路的声音。
薛爱萍把车窗开了一条缝,风灌进来。
薛长生靠在座椅上闭着眼,不知道真睡假睡。
薛卫民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不断调着收音机频道,没有一个台有像样信号。
我没看他们,眼睛看着窗外。
那些树和电线杆,一排一排往后退。
路边有个老人在放羊,慢悠悠的从车窗外头过去。
又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前方路边出现了一个大门,门边一块青灰石碑,上面几个大字。
我说:“停一下。”
薛卫民踩了一脚刹车,扭头:“怎么了?”
我拉开车门,没有马上下去。
我说,我想进去站站。
薛长生睁开眼,看了看窗外那个刻着烈士陵园字样的门楼,皱了皱眉:“爸,这没提前预约,不好进吧?”
我没有回话,自己推开车门下了车。
四个孩子在车上没有动。
我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到纪念碑前面,站住了。
碑前没有人,风有点大。
我抬头看了看碑上的人名,又低下头。
我在碑前站了大约十分钟,腿有点发酸了。
回转时,我迈过台阶,脚下一个趔趄。
薛长生看见了,想推门下车,可车门被安全带卡住了,他一时打不开。
我在台阶上站定了,没摔倒,挥挥手,慢慢地重新爬上车。
薛长生总算把安全带解开了,脸上有些发红:“爸,你刚才也不说一声。”我没接话,把拐棍放好。
车里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薛卫民重新发动车子,这回开得慢了一些。
约莫又走了四十来分钟,路两边越来越荒凉。
我远远看见前面一扇铁门,门旁边挂着一块白底牌子。
车子打了个转向,驶入那条岔道,在铁门口停下来。
薛卫民熄了火。
06
养老院的门敞着。
护工推着轮椅在门口站了许久,迎上来,笑着喊了一声“薛老伯”,又朝我那几个孩子点了点头,非常熟稔的模样。
薛长生先下车,替我拉开车门,伸手要扶我。
我没有动。
薛卫民从后备箱把蛇皮袋拎下来,搁在我脚边。
薛爱萍也站过来了,手上拿着一叠入院登记的单子,说:“爸,房间我们都看过了,朝阳,有暖气。”我扫了一眼这些单子,没有伸手去接。
我慢慢把手伸进棉袄的内衬口袋。
薛长生看到我这个动作,脸色缓和了一些,带着试探地笑了笑,说:“爸,穿这么厚不热?回头进了屋我给你找件薄的换上。”
我没答话,手指在棉布里摸到了那个硬挺的边角,把它抽出来。
红本子被体温焐了一路,摸在手里是热的。
薛爱萍看见红本子,愣了一下:“爸,你这是?”
薛丽云也凑过来,瞥了一眼,说:“什么证件?不用现在办手续,回头都统一弄。”
我不急不缓地解开水红色塑料皮上的细绳扣,手指有点僵,指甲费了些力气才挑开。
周围几个人安静下来。
薛长生往前走了一步,想看清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可当他看清红本子的封面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呼吸猛地一顿,瞳孔骤然紧缩。
方才还挂在脸上的漫不经心的笑容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手心冒出一层细汗。
他万万没想到,这本红本子,竟然隐藏着一段他从未想到的真相——
“爸!你这是....”
我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