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外资生物药工厂易主，跨国药企在华 CDMO 业务为何不敌本土同行

在中国本土医药外包公司业绩普遍回暖之际，有跨国药企却选择剥离中国的CD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业务。

上海莱士（002252.SZ）9月23日傍晚发布公告宣布，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100%股权，收购价不超过2000万元。

该标的公司从事生物制药的合同开发与生产。

作为国内血液制品龙头企业，上海莱士已明确将创新药定位为第二增长曲线，本次收购目标，目的是使创新药从靶点发现到商业化销售的完整链条实现自主可控。

但从德国企业勃林格殷格翰角度看，缘何要出售这家经营了12年时间的工厂？这也并非第一家在华选择出售CDMO业务的跨国药企。

带有光环的工厂

一家从事工厂管理的药企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勃林格殷格翰出售中国生物制药的消息一经公布，就迅速搅动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圈。

这一座有着标志性光环的工厂，最早成立于2014年，是勃林格殷格翰中国位于上海张江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基地，是跨国药企在华建立的第一个且唯一具有国际标准的生物制药基地，并参与了国内首批开展生物制药合同生产的试点。

该基地依托哺乳动物细胞技术平台，主要从事生物制药的合同开发与生产，为全球及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提供从临床到商业化的生产供应，并涵盖CMC注册支持、分析方法开发与验证等专业技术服务。该基地具备6000L规模商业化生产能力。

药品委托生产是全球医药产业发展的普遍模式，药品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可以自己建立企业生产药品，也可以委托企业生产药品，这样可以避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现象。

然而，十多年前的中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尚未实施，新药的研发与生产必须在捆绑在同一主体下进行。

2019年12月1日，新版《药品管理法》生效，MAH制度首次被纳入法律，在中国全面实施，这使得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实现适度分离，研发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专业化生产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协作关系。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曾在其公众号上发文回忆称，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将产业链中的“生产瓶颈”转型为“服务平台”，推动了中国MAH制度改革的突破。

该基地也在2019年诞生了中国首个合同生产生物新药，即百济神州的PD-1单抗百泽安。

在MAH制度推动下，随着中国药物研发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日趋明显，本土药企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药物、医疗技术的产业化正推动中国CDMO产业高速增长，中国本土的CDMO公司也迅速成长壮大。

这些年，中国本土头部CDMO公司持续在扩大产能，但外资CDMO公司在华的发展却走向了另外一个分水岭。

从勃林格殷格翰生物药业自身业绩看，表现并不理想。2024年以来，连续处于亏损状态。2024年、2025年、2026年一季度，分别实现收入5.86亿元、2.32亿元、3258.53万元，分别亏损7329.18万元、2.59亿元、1678.67万元。

黯然退场

在勃林格殷格翰出售这座工厂前，近年来，也有其他外资企业进行过类似剥离行动。

前述从事工厂管理的药企人士表示，中国本土CDMO企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技术实力的提升有目共睹。本土企业持续投入重金引进高端核心人才；在硬件层面，国内企业也大量新建厂房，设备条件看齐国际水准，部分甚至优于海外企业。更关键的一点是，国内企业在持续完善合规体系建设的同时，依然保持较高运营效率，这是很多外资CDMO公司难以企及的优势。

一位从事生物药研发的药企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几年前，他们曾与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接触过，根据他们掌握到的信息，该基地最初是勃林格殷格翰为布局生物类似药业务所建立，但因为相关业务被砍掉后，后续转型成为生产外包基地。该基地曾承接过百济神州PD-1的首批商业化生产，但在百济神州自建产线落地后，该基地的产能又出现闲置。

“据我们了解，该基地在两年前就在裁员了，现在只有基本的团队配置，该基地的建设标准很高，但也带来了高昂的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摊销大。这些年，中国本土CDMO企业处于强势发展势头，产能增加很快，行业都在拼价格以及成本控制。相比之下，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的成本以及价格优势并不突出。”在该药企人士看来，外资的CDMO业务在华发展不顺利背后，投入战略并不坚定也是很重要的掣肘因素。

“对于把生物药产能落地或者复制到中国这件事上，跨国药企的战略始终在摇摆。等到他们发现中国医药外包市场发展起来后，又错失了先机，这也导致后面的决策越来越难以开展。”该人士这样认为。

一家中国医药外包公司总经理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本土的医药外包企业不仅具备突出的性价比，一体化服务能力同样是核心优势，可覆盖生物药从靶点发现、临床开发到生产制造的全链条。更重要的是，中国本土企业决策链路短、响应速度快。反观跨国药企，核心决策权掌握在海外总部，即便在中国设有本地团队，但决策效率上仍难以与本土企业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