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6年初，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纪念周会。台下坐着的是清一色国民党特务骨干，戴笠站在台上，目光扫过人群，忽然开口问了一句：“哪一个是李时雨先生？”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面色平静。戴笠打量了他一番，点了点头：“我知道你，余祥琴说过，这些年你在汪伪政府为党国做了很多事情。”说完当众表扬了一番。
台下没有人知道，这个被戴笠当众表扬的人，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更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一年，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已经掌握了李时雨“通共”的蛛丝马迹，电报发到戴笠手里，请求批准逮捕。戴笠看完电报，扑哧一笑：“李时雨不可能是地下党！”
戴笠至死都不知道，他口中“不可能”的那个人，不仅是红色特工，还是一个双重间谍——连负责调查李时雨的人，也是地下党员。
一、从法学生到东北军里的一颗钉子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家里是地主，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从小最爱读的不是四书五经，是《水浒传》。梁山一百零八将里，他最崇拜宋江，觉得“及时雨”这个绰号又仗义又带劲，索性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李时雨”。
1927年，他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那年，东北沦陷，李时雨在北平的校园里坐不住了。组织给他安排的任务很明确：利用大学生身份做掩护，打入东北军。
他通过同窗好友张学孟的引荐进了东北军，后来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当了一名中尉办事员。名义上他是在帮张学良抄写调令、整理兵力部署，实际上每天晚上他都在把这些材料默写成密信，塞进铅笔盒夹层，交给交通员。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东北军树倒猢狲散。李时雨没有跟着散，他接到了一个更危险的任务。
二、一张国民党“北方代表”的通行证
1939年，汪精卫正在筹备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给李时雨安排了一个身份：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这次大会。
这个身份的逻辑很清楚。汪伪政权刚成立，急需拉拢各方势力撑场面。一个从北方来的“国民党代表”愿意出席大会，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李时雨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汪伪的核心圈子。
大会结束之后，他被任命为汪伪政府立法委员。从这一刻起，他开始了在汪伪政权内部长达七年的潜伏。
李时雨在汪伪集团里的升迁速度，连他自己都害怕。他先后担任了立法委员、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到了1941年，他已经挂上了少将军衔。
让他升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是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的信任。陈公博多次考察李时雨，觉得这个年轻人“法学功底深厚，成熟稳重，有礼不卑”，把他当作亲信重点培养。更关键的是，李时雨还得到了陈公博秘书莫国康的信任，莫国康吩咐手下把陈公博每天翻看的文件和报纸都交给李时雨一份。这些材料，正是李时雨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无形中开辟了一条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李时雨后来在回忆录里说，那几年他每天都活在刀尖上。白天在汪伪政府里开会、批文件、跟汉奸们周旋，晚上回到家里，把白天记在脑子里的东西写成密信，通过单线联系的交通员送出去。新四军在华中一带的几次反“扫荡”，就是靠着他送出的情报提前跳出了包围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