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莎剧为“桥”，深入探知西方文化之“长河”

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莎士比亚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化符号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几乎所有作品都有着丰富的素材来源，他是在点石成金、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完成了举世公认的不朽经典。学术界对莎士比亚创作的材源问题有着持久的兴趣，这一视角有助于加强读者对莎士比亚认知的广度与深度，成为莎士比亚批评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莎士比亚戏剧来源与创新》以莎士比亚戏剧来源与传承创新研究为主题，深入探索莎士比亚戏剧的源与流。这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莎士比亚的诞生过程，而且可以进一步总结出文学创作传承与创新的具体路径和基本规律。

《莎士比亚戏剧来源与创新》，李伟昉 等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对于《哈姆莱特》的争议

伦诺克斯对莎士比亚的改创充满了质疑。首先，她指出莎士比亚犯了以相同模式塑造两个类同人物的错误，即莎士比亚让配角雷欧提斯与哈姆莱特以相同的性格面对同样的境遇，遵守相同的行为准则。雷欧提斯的父亲被哈姆莱特误杀，责任和荣誉促使他为父报仇；雷欧提斯和哈姆莱特一样，都是以巧妙的计谋实现复仇，甚至也以平等的方式死去。雷欧提斯用毒剑刺伤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奋力夺下毒剑又将雷欧提斯刺伤，两人在临死前相互致歉，达成谅解。这种在一部剧中设计两个主角的做法，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大大降低了哈姆莱特的重要性。这两个主角唯一不同的是，一个为王子，另一个是贵族。若非这一区别，完全可以改剧名为《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的悲剧》。这肯定不是莎士比亚想要看到的结果。当然，伦诺克斯也坦承，莎士比亚让雷欧提斯的父亲因偷听遭误杀而引入了诸多情景，这些是莎士比亚的创新。

其次，伦诺克斯质疑莎士比亚笔下哈姆莱特装疯所起的作用不及原故事中重要。在原故事中，疯狂为阿姆莱特提供了保护，尽管有些荒谬，但帮助他实现了复仇，而哈姆莱特的疯狂似乎多余，仅起到活跃对话气氛的作用。这种突然的疯狂反倒引起国王的怀疑，随之引出借刀杀人的剧情，此后，国王又策划了使用毒剑的计划。莎士比亚明知让哈姆莱特装疯会有危险，却仍让他继续装疯，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做有必要吗？在伦诺克斯看来，莎士比亚让哈姆莱特装疯纯粹是为了想与原故事保持一致，而不是戏剧自身行动逻辑产生的结果，这样的写法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在当代学术界也有呼应，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就认为，哈姆莱特的装疯“不但没有起到掩护的作用，反而引起了凶犯的密切注意”，致使“克劳狄斯向波罗涅斯咨询，和葛特露商量，仔细观察奥菲利娅，又派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去侦查他们的这位朋友”。

最后，伦诺克斯指责莎士比亚让“勇敢负伤的哈姆莱特和谋杀者同时倒地而亡，无情地让无辜者和罪恶者同时化为乌有”，不仅严重违反了“诗的正义”，而且让“哈姆莱特的光辉形象大打折扣”，因为“为父复仇是哈姆莱特的唯一目标，也是该剧的核心事件。哈姆莱特面对这一目标，始终没有动摇过，这构成他性格中最为亮丽的一面。然而，这一伟大目标却一直推迟到哈姆莱特的肉体受到伤害后，才杀死国王。这就让他的复仇变得相当滑稽，似乎他对叔父的惩罚更多的是因为他造成了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因为叔父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到，伦诺克斯整理、提供了被认定为具体莎剧来源的一手资料，并将其与莎剧文本进行比对、分析，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伦诺克斯认为莎士比亚在对原材料的借鉴处理过程中，过于追求与原故事的形似，忽略了事件与戏剧内在逻辑间的关系，忽略了所选用事件与戏剧人物本身的适配性，未能达到理想的戏剧效果。故而她批评《哈姆莱特》原创成分少，且为数不多的原创在她看来多是败笔，要么不合时宜，要么画蛇添足，这就是她每每提到莎士比亚的创新之处时总是浅尝辄止，不愿深究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伦诺克斯虽然对莎剧和原故事做了细致的比较，但她主要关注的是“同”，没有对造成差异的原因以及莎士比亚改创的真实用意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她错误地把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的为父复仇等量齐观了，完全无视这两个人物的本质区别，自然也就更无从把握、清楚理解哈姆莱特忧郁延宕的性格内涵。尤其重要的是，伦诺克斯依据的主要美学批评原则是古典主义的合适、得体及诗的正义说。在此批评原则指导下，作者通过来源研究基本否定了《哈姆莱特》的创作，认为它情节荒诞，不合常规，严重背离了“诗的正义”。

处于18世纪的伦诺克斯持有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当时，古典主义的审美原则和批评标准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开明的古典主义者、著名莎学专家的约翰逊曾在三一律、悲喜剧混合等方面极力为莎士比亚辩护，但也止于得体说和正义论。强调文艺的教化功用与社会效果是古典主义者的共同立场，这让得体说和正义论宛若一根红线贯穿了整个古典派文艺思想。约翰逊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严厉谴责莎士比亚的创作缺乏道德目的，认为其“比较严重的过失”，是“没有给善恶以公平合理的分布，也不随时注意使好人表示不赞成坏人；他使他的人物无动于衷地经历了是和非，最后让他们自生自灭，再不过问，使他们的榜样凭着偶然性去影响读者”。其实，这种看法恰恰说明了约翰逊囿于成见，没有完全理解莎士比亚寓教于乐的艺术手法。他所看重的道德目的、是非善恶就蕴含在莎士比亚对人性不同层面的深刻表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