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33年夏天，江西新泉，红一军团驻地。
一个干部突然从屋里冲出来，像疯了一样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撕开衣服，双手拼命抓挠胸口，抓出一道道血印，嘴里大喊大叫，谁也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旁边的人吓坏了。有人冲上去抱住他，被他一把甩开。好几个人一起上，才把他摁住抬回屋里。
紧接着，又有人出事了。警卫连指导员，同样的症状——烧心，亢奋，满院子乱跑。
消息传到军团首长那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一样的：有人投毒。
那时候苏区正在搞“肃反”，抓“AB团”，搞得风声鹤唳。两个核心干部突然发狂，矛头立刻指向了经手药品的三名医务干部。
保卫部门的人已经准备动手了。按照当时的规矩，这种“反革命投毒案”，查都不用查太久，审一审，招了就枪毙。
但聂荣臻把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叫来的时候，罗瑞卿说了一句话，把整个案子的走向改了。
他说：“无论如何，现在都不能有杀头的想法。”
一、两个干部疯了
先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一军团在黄陂打了个大胜仗，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好几箱西药。在当时的赣南苏区，这批药比黄金还金贵。
因为疟疾正在部队里肆虐。赣南山区湿热，疟疾一年四季都在蔓延，当地叫“打摆子”。严重的时候，一个连队能倒下去一半人，发烧的发烧，打寒战的打寒战，上不了战场。
奎宁是当时唯一能有效控制疟疾的药。但苏区被封锁得严严实实，外面的药根本运不进来。按当时的供给标准，一粒奎宁的成本抵得上三斤糙米。普通战士染了病，大多靠青蒿、常山这些草药硬扛。只有机关干部和重伤员才能用上西药。
偏偏这批缴获的药，不少瓶身的标签在战斗中被炸得稀碎。剩下的白色药片，外观和苦味都跟奎宁高度相似。军团卫生部急着给同志们治病，凭着老医生的经验判断，先按奎宁登记入库，优先发给了机关的患病干部。
最早出事的是军团机要科的黄科长。
黄科长当时正在打摆子，忽冷忽热，难受得不行。医生游胜华给了他几粒“奎宁”。他配着凉开水吞了下去。
不到半个小时，黄科长突然像疯子一样冲出屋门，跑到营房外面的山上，到了山顶又飞快地跑下来，一边跑一边解开衣服的纽扣，双手乱抓自己的胸脯，抓得一条条血印，嘴里大喊大叫，但谁也听不出他在喊什么。
机要科的人吓坏了，几个人一起把他抓住，抬回了宿舍。副科长赶紧跑到卫生部把游胜华大夫请来。游胜华经过检查，确认是药物中毒引起的，进行了治疗，才让黄科长慢慢平静下来。
紧接着，警卫连指导员也出事了。同样的症状，烧心，亢奋，在院子里大吼大叫，有人上来劝慰，还被他打了。
两个干部，全是军团首长身边的核心人员。
消息在驻地里炸开了锅。
二、“毫无疑问是反革命投毒”
如果放在今天，两个干部服药后出现异常反应，第一反应肯定是查药品本身有没有问题。
但在1933年的苏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那几年，苏区一直在搞“肃反”，抓“AB团”。虽然到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高潮已经过去了，但流毒和影响还在。一些干部还是热衷于搞“宁左勿右”那一套。
现在军团司令部出了药物中毒事件，而且受害者是党的机要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立刻认定：这无疑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破坏活动。有人主张抓住这件事追查到底，把隐藏在军团中的反动分子揪出来。
矛头首先指向了游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