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活动方
在9月23日的北京文化论坛上，“三星堆-金沙与周边文化交流”专业沙龙中，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张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三星堆遗址管委会副主任朱亚蓉等人，围绕着“三星堆-金沙遗址突出价值的阐释”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圆桌对谈。
赵昊曾参与了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仓包包小城等地点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太阳神鸟金饰等在中国同时期其他地区都找不到对应物，但在赵昊看来，这种独特性恰恰不是孤立发展的产物。在现场，他以丰富的考古证据论述这一观点。
圆桌对谈
三星堆-金沙的独特性
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普遍性相统一
“四川盆地其实是一个地理上的‘十字路口’。”赵昊说，四川盆地北越秦岭可达关中，东出三峡直通长江中下游，西北经岷江河谷连接甘青乃至欧亚草原，南沿安宁河谷接入通往云贵和南亚的走廊。而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古蜀文明就持续不断地与周边区域展开了交流，“它是深深嵌入早期中华文明交流网络之中的一种区域文明，而非网络之外的孤例”。
来源于甘青地区的粟黍作物在成都平原生根、发芽，而从长江中游来的水稻更是逐步成为古蜀人的主要口粮，为三星堆-金沙遗址所供养庞大人口和复杂手工业奠定了基础。此外，青关山建筑的夯土台基、陶瓦的使用，折射出与中原、西北建筑技术的交融。
那些看似“奇奇怪怪”的青铜器，同样在原料和造型上，反映了与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的联系。“玉器的情况更为典型。”而从牙璋、玉琮、方体素面琮等玉器中，可以分别看到来自二里头、良渚、齐家文化的影响。此外，在赵昊看来，古蜀在这个网络中还不只是接受者，更是关键的资源中转枢纽。海贝、象牙这些来自印度洋和热带的物资，或许揭示了陕北李家崖文化的商代大墓中象牙器的来源：可能是经由古蜀转运。
“三星堆-金沙的独特性与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一员的普遍性是统一的。它证明了，早期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源扩散，而是在多区域持续交流、彼此激发中共同兴起的——这正是三星堆留给今天最重要的启示。”赵昊总结道。
选择性地吸收并发展
体现古蜀文明兼容并包、勇于创新
“从一个考古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对于三星堆-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价值阐释，不应该局限于对文物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将古蜀文明放置在整个早期中国交流网络的体系中去看，才能理解到古蜀文明在早期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赵昊在采访中这样说。
赵昊指出，从文化交流角度看，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持续性、多层次性，从物质到精神层面，与周边地区都存在多角度的交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富多元、同时已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早期古蜀文明。”
那么古蜀人如何完成将中原和周边文明吸收、进行创新转化的过程呢？赵昊笑道，作为现代人很难完全了解古蜀人的想法。但从考古证据这样的客观事实看，他们对各地区文化的吸收并非照搬的模式，而是与本地文化传统、经济传统和商业传统交织在一起。
例如，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应是由北方、西北或中原地区逐渐传入的。但在获取这种技术后，古蜀人用它来创造符合自己精神信仰的青铜器，如青铜神坛。“这恰恰是古蜀文明兼容并包、勇于创新的重要精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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