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地质科学院资源所陈振宇：中国矿企出海从简单贸易走向成熟投资

记者 潘俊田

从西半球的拉丁美洲，到非洲、中亚、东南亚，再到澳大利亚，近年来国内矿企对外合作的身影遍布全球各个区域。

国内矿企布局的矿产种类、矿产资源量也逐步增加，矿业对外合作正迎来新一轮高潮。洛阳钼业TFM矿、KFM矿，几内亚西芒杜项目、博法矿区，澳大利亚格林布什锂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RG Gold金矿等一系列项目先后建成投产。

今年9月10日，《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正式发布，国内矿企对外合作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近日，经济观察报就国内矿企对外合作发展的背景、优势、合作方式转变与未来空间等问题，专访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下属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振宇。

陈振宇是中国地质学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境外地质矿产专业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联合国能源转型关键矿产小组中方专家代表。

陈振宇表示，在经历了2000年以前的起步探索期、2000—2019年的快速扩张期之后，国内矿企对外合作进入了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新阶段，在低品位资源利用、绿色矿山建设、智能矿山建设等方面具备一定竞争优势。

他建议，未来国内矿企在对外合作中要坚持“风险可控、互利共赢、绿色发展”三大原则，理性决策、审慎投资，不断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经济观察报：国内矿企对外合作步伐近来明显加快，推动国内矿企开展对外合作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

陈振宇：国内矿企对外合作步伐加快是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核心背景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是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的战略需求。2025年我国矿产品进口额超7000亿美元，占全球23%，居世界第一。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战略性矿产的对外依存度还在持续攀升。仅靠国内资源供给无法支撑产业发展需求，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建立稳定多元的资源供应渠道。

其次是产业升级与产能合作的内在驱动。我国矿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勘探、设计、施工到运营管理的完整产业链，在一些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了对外输出技术、产能和经验的能力。国内部分成熟的矿业产能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需求高度契合，通过对外合作既能帮助东道国提升资源开发能力，也能为国内矿业产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第三是全球矿产治理格局变化的外部推动。近年来全球矿产资源博弈加剧，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稳定合作是全球矿业的普遍诉求。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矿企加快“走出去”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开发，既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经济观察报：在国内矿企走出去的不同时间阶段，这些企业对外合作呈现出哪些特点？

陈振宇：国内矿企“走出去”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第一阶段是2000年以前的起步探索期。这一阶段对外合作项目以国有企业的小规模资源勘探为主，主要集中在周边国家。项目数量少、规模小，合作模式以简单的贸易和技术服务为主，企业的观念相对保守，对外合作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紧缺资源，对国际规则和当地文化的了解不足，风险管控能力较弱。

第二阶段是2001—2019年的快速扩张期。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矿企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项目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模式向并购、合资开发等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一阶段企业的行动更加积极主动，但也存在部分企业盲目投资、重资源获取轻社区责任、风险管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第三阶段是2020年以来的高质量发展期。企业的对外合作理念进入了更成熟的阶段，从单纯的资源获取向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转变，更加注重ESG体系建设和当地社区发展。

经济观察报：中资矿企开展对外合作的过程中，有哪些观念、行动、能力上的变化？

陈振宇：当前合作正从“引进来”“走出去”进一步走向“融起来”。

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不再只看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还要融入资源国的产业链、就业体系、生态治理和社区生活，在共同发展中实现责任共担、成果共享。

在行动上，企业更加理性审慎，投资决策更加科学，普遍建立了完善的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在能力上，中资矿企的国际化运营能力显著提升，不仅在勘探开发技术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跨文化管理、合规运营、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能力也大幅增强。从观念层面看，企业从“我要开发资源”转变为“我们共同发展”。

未来，中资矿企要构建公平参与、平等受益的治理机制，更加重视与东道国的利益共享；从行动层面看，从“被动适应规则”转变为“主动参与治理”，越来越多的中资矿企正在参与国际矿业标准制定；从能力层面看，从“单一的技术输出”转变为“全产业链的综合能力输出”，中资矿企需要能够为东道国提供从资源勘探到产业发展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经济观察报：国内矿企对外合作原先以国企为主导，民营企业占比逐渐增多，民营矿企为何显著加大对外矿产资源合作？

陈振宇：民营矿企显著加大对外矿产资源合作力度，是市场机遇、政策支持和自身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措施，简化了境外投资审批流程，加大了金融支持力度，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全球矿产资源格局重构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部分中小型优质矿产项目更加适合民营企业灵活的投资模式。

经济观察报：民营矿企在对外矿产资源合作方面有哪些优势？

陈振宇：民营矿企在对外合作中具有四大独特优势。

一是决策机制灵活高效。民营企业组织结构相对扁平化，市场反应速度快，决策链条短，能够快速抓住市场机会，对项目的可行性判断更加贴近市场实际，避免了国有企业烦琐的审批流程，在应对市场变化和项目风险时调整更加及时。

二是成本控制能力突出。民营企业普遍具有更强的成本意识，在项目运营中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能够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开发成本。部分民营矿企在中小型矿山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根据矿山实际情况选择最经济的开发方案，投资回报率普遍较高。

三是市场适应能力强。民营企业更善于融入当地社会，能够灵活适应当地的法律、文化和市场环境，在处理社区关系、劳工问题等方面更加灵活务实。很多民营矿企采取本地化运营策略，大量雇用当地员工，积极参与社区公益事业，更容易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

四是产业配套能力完善。我国民营矿业相关产业配套体系十分完善，从矿山设备制造、勘探技术服务到矿产品加工贸易，民营企业在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近年来，民营矿企在印尼镍矿开发、非洲锂矿勘探等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我国矿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

经济观察报：在海外矿山开发领域，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矿企能在一些开发价值不高的矿山项目获得不错的收益，在这方面中国矿企有哪些优势？

陈振宇：中国矿企能够将低价值矿山创造出可观收益，核心优势来源于国内矿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四大能力。

首先是低品位资源利用的技术优势。经过几十年的技术攻关，我国在低品位资源选矿、复杂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等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

其次是工程建设与运营的成本优势。我国矿业工程建设能力全球领先，在矿山基建、选矿厂建设等方面的成本比其他国家低30%—50%，建设周期缩短40%以上。同时，我国拥有完善的矿山设备制造产业链，从大型钻机、选矿设备到运输设备的国产化率超过90%，价格仅为进口设备的50%—70%。

第三是全产业链协同优势。中国矿企“走出去”往往不是单个企业的行动，而是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形成了勘探、设计、建设、运营、设备供应、矿产品加工贸易的全链条服务能力，能够实现各环节的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

第四是精细化管理优势。中国矿企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高效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在生产组织、人员管理、材料消耗控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营成本显著降低。

这些优势叠加，使得中国矿企能够在其他国家企业认为无利可图的矿山项目中实现盈利。

经济观察报：国内持续推进绿色矿山、矿山生态修复等环境友好型矿山建设，在矿产资源国际合作方面，如何推进绿色矿山、矿山生态修复、智慧矿山等经验赋能海外？

陈振宇：推进我国绿色矿山、矿山生态修复、智慧矿山经验赋能海外，需要构建“标准—技术—模式—能力”四位一体的输出体系。

一是要加强标准的对接与互认。我国已形成了涵盖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等多个维度的标准规范。在国际合作中，要积极推动我国矿业标准与国际标准、东道国标准的对接互认，通过示范项目建设，让东道国直观了解我国标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逐步提升中国矿业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要加快适用技术的输出与推广。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重点推广三类技术：第一类是低成本矿山生态修复技术，帮助东道国以较低成本解决矿山生态问题；第二类是高效节能的绿色开采技术，降低矿山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第三类是智慧矿山技术，推广无人开采、智能选矿、数字孪生矿山等解决方案。

三是要创新合作模式。在资源开发的同时，帮助东道国同步规划矿山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将矿山建设与当地农业、旅游、新能源等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多赢。

四是要加强能力建设。通过技术培训、联合研究、人才交流等方式，帮助东道国培养矿业绿色发展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提升当地的自主发展能力。

经济观察报：国内矿企对外合作主要集中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在矿产资源区域选择上，哪些区域适合国内矿企开展对外合作？

陈振宇：国内矿企开展对外合作可优先布局四类区域。

首先是非洲中南部地区，刚果（金）、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铜、钴、锂等新能源矿产储量占全球近30%，且成矿条件优越、找矿潜力巨大，当地政府普遍将矿产开发作为经济发展核心支柱，对华合作意愿强烈。

其次是东南亚地区，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镍、铝、锡等矿产资源丰富，与我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RCEP协定的生效进一步降低了投资与贸易壁垒，适合中短期产能合作项目。

第三是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的铀、金、铜等资源储量丰富，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互联互通机制为跨境矿业合作提供了政策保障。

第四是拉美地区，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南美锂三角国家的锂资源储量占全球近60%，可作为新能源矿产布局的重要补充区域。

经济观察报：哪些矿种、矿址适合国内矿企开展对外合作？

陈振宇：在矿种选择上，矿企应优先聚焦我国紧缺的战略性矿产，包括锂、钴、镍、铂族金属等新能源矿产，以及铬、锰、铜、铝等大宗紧缺矿产。同时，矿企可结合自身技术优势，选择金、银等贵金属以及钾盐等农业相关矿产作为补充。

在矿址评估中，需重点关注三个核心要素：一是资源禀赋的可靠性，矿企应优先选择已完成预查、资源量明确的矿床，规避风险过高的绿地勘探项目；二是基础设施配套条件，矿企应优先选择靠近交通干线、能源供应稳定的矿区，降低开发初期的基建投入；三是社区与政策环境，矿企应优先选择当地政府支持、社区关系和谐、法律体系相对完善的区域，进而有效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经济观察报：展望未来，国内矿企对外合作还有哪些可拓展的空间？

陈振宇：展望未来，国内矿企对外合作还有四大拓展空间。

一是合作区域的拓展空间。当前我国矿企对外合作主要集中在非洲、东南亚等传统区域，未来可以向拉美、大洋洲、中亚等地区拓展，特别是加强与南美锂三角、澳大利亚关键矿产产区、中亚铀矿资源富集区的合作。

二是合作领域的拓展空间。国内矿企应从传统的矿产勘探开发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拓展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矿产循环利用、矿区绿色发展等新领域，特别是围绕新能源产业链，加强锂、钴、镍等矿产的冶炼、加工、电池材料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构建完整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三是合作模式的拓展空间。国内矿企应从单一的投资开发向多元化合作模式转变，探索资源换项目、技术换资源、产能合作、联合勘探开发等多种合作模式，加强与国际矿业公司、东道国企业的股权合作，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四是全球矿业治理的参与空间。2025年我国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得到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未来国内矿企要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体系改革，参与国际矿业规则、标准的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秩序。

经济观察报：你对国内矿企进一步开展对外合作有哪些建议？

陈振宇：合作区域方面，建议国家层面加强与资源国的高层对话，建立更加稳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合作模式方面，建议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矿业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完善覆盖找矿勘探、规划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全球矿业治理方面，建议支持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国际矿业合作平台建设，主动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

总体建议，国内矿企在对外合作中要坚持“风险可控、互利共赢、绿色发展”三大原则，理性决策、审慎投资，不断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推动我国矿业国际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