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9年6月初，上海福州路185号。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站成几排，等着新局长训话。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走进来，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土布黄军装，脸晒得黝黑，像个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庄稼汉。
有人低声嘀咕：这就是新来的局长？
没人知道，这个男人叫李士英。国民党法院两次判过他死刑，他在死囚牢里蹲了五年，腿骨被押赴刑场时打折过，背上被烙铁烫过的疤到现在还没消。用旧警察们的眼光看，这人不就是个“死刑犯”吗？
推荐他坐上这把椅子的，是陈赓。陈赓跟陈毅说了八个字：“特科的神枪手，能胜任吗？”
上海刚解放，特务横行，帮会盘踞，旧警察系统烂到了骨头里。陈毅需要一个能镇住场子的人。陈赓把一个“死刑犯”推到了他面前。
这步棋，险到了骨子里。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说说这件事。
一、上海滩换了旗，但底下的水比黄浦江还深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解放军队伍整齐地开进市区，老百姓隔着门缝往外瞧。旗帜换了，可日子没那么快变。
蒋介石临走前撂下一句话：“共军攻占上海容易，想要稳定上海绝无可能。”
这话不是随口说的。国民党撤退前在上海埋下的东西，比一般人想象的多得多。三万多潜伏特务留在城里，八个特务组织藏在暗处，等着炸电厂、炸铁路。青帮的徒子徒孙照旧在霞飞路收保护费。银元贩子在证券大楼里翻着花样把人民币往死里砸。
更麻烦的是旧警察系统。全市一万四千多名旧警员，九成立场不稳、劣迹斑斑，跟黑社会暗通款曲，甚至还在偷偷收受黑钱。这些人穿着警服，干的却是黑活。
经济上也撑不住了。全市一万两千多家工厂，只有不到三成能正常开工。存粮只够吃半个月，煤只够烧七天，街头流落着三百多万难民和失业工人。光1949年6月到12月，每月抢劫案就超过一百起，连警备部队师部住的旅馆都被贼摸进去抢过。
陈毅坐在市长办公室里，面对的局面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内忧外患。
白天，解放军在街上维持秩序，老百姓看着安心。到了晚上，特务就上街搞破坏——炸仓库、切电线、散传单、策划暗杀。毛人凤奉蒋介石密令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陈毅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陈毅心里清楚，新政权要在上海站稳，第一件事就是选出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公安局长。
这个人光会打仗不行。得懂特务的门道、租界的规矩、江湖的话术。底子太干净的干部去管治安，跟让小学生去斗黑社会一样，根本压不住那帮沾满泥腥味的狠角色。
陈毅翻了一遍人选名单，眉头越拧越紧。
二、“让那个死刑犯来当如何”
就在陈毅为这事头疼的时候，陈赓拄着拐杖推门进来了。
陈赓刚从战场上下来，腿脚还不太利索，脑子转得快。两人聊起治安的难处，陈赓忽然冒出一句让满屋子人都愣住的话：
“让那个死刑犯来当如何？”
陈毅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可陈赓接下来的话，让他沉默了。
陈赓说的这个人，叫李士英。
这个名字当时在党内知道的人不算多，可他的经历，说出来没人信。
李士英，1912年出生在河南内黄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家里没有地，靠租种别人的田过活。他13岁那年，父亲死了，家里顶梁柱没了，他只能去镇上布店当学徒，一边学手艺一边糊口。
按正常轨迹，他这辈子大概就是个本分的店员。但1927年改变了一切。那一年革命浪潮席卷全国，15岁的李士英加入了共青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
1930年冬天，18岁的他被调到了上海，进了中央特科第三科——也就是江湖上说的“红队”。红队干两件事：保卫中央领导，清除叛徒。李士英枪法极准，身手敏捷，很快有了个外号——“神枪手”。
在红队，他干了一件震动上海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