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齐祎 梁智博 王泊岩 邢家璇 祝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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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与伴侣共同生活、分担开支、彼此照料,却无法以“配偶”的身份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也无法在伴侣离世后依法继承遗产。她们是女同性恋同居伴侣——一个在法律视野中近乎“隐形”的群体。她们的日常生活、亲密关系与家庭构建,长期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没有婚姻制度的框架,她们如何协商家务分工?她们是否考虑生育,又怎样面对养老与医疗的风险?她们是在“模拟”异性婚姻,还是正在开创一种全新的家庭模式?带着这些问题,本研究深度访谈了六位处于同居关系中的女同性恋者,试图呈现她们如何在制度的夹缝中,把“家”实实在在地“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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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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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往往是从一些细碎的小事开始的。下班后谁做饭,房租和日常开销怎么分,生活用品缺了谁记得补货?日子再长一些,便会慢慢谈到要不要孩子、父母老了怎么办,以及将来怎样互相照顾、一起变老。“家”的内容,就是在这些安排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只是对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伴侣而言,这些日常之外,还伴随着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两个人早把彼此当成了家人,法律上却没有配偶的身份,这样的共同生活要怎样维持,这段关系的未来,又能靠什么安顿下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得先回头想想,我们习以为常的“家庭”究竟是什么?
家庭未必只建立在血缘之上,Weston(1991)在同性恋亲属关系研究中提出“选择的家庭”这一概念,认为人也可以凭借爱情、友谊和相互承诺建立亲属联系。但一个由两个人经营起来的“小家”,也很难真正与各自的原生家庭分开。Lo(2020)对北京女同性恋者的研究发现,建立伴侣生活和处理与父母的关系,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关系要不要向父母公开、彼此保持怎样的距离,背后都是感情、责任和现实资源之间的权衡。Morgan(2011)的家庭实践理论则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家庭不只是一个既定身份,更是在共同生活、照料和责任承担中被持续“做”出来的。对同性伴侣来说,并没有“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现成的角色脚本可以照抄,家庭分工只能照着两个人的收入、工时、生活习惯和偏好慢慢商量。
但生活里的相互依靠,并不会自动兑换成法律上的身份。在中国大陆现行法律框架下,同性伴侣无法通过结婚登记取得配偶身份,长期同居也不会自动产生配偶的法定继承资格。罗彧(2019)用“家庭中的陌生人”来描述同性同居者的处境:两个人可能早已共同承担开支、彼此照料,把对方放进未来的每一项计划里,可一旦走进医院、公证处这样的制度场景,仍然需要重新说明彼此是什么关系。生活中最熟悉、最亲近的人,在制度面前却未必拥有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身份。
身份落了空,零散的法律工具就显出了分量。受组装体思路的启发(DeLanda,2006),我们把同性伴侣连接零散制度工具与生活安排、寻求局部保障的过程称作“制度拼装”。遗嘱可以处理身后的财产安排,符合条件的意定监护能够回应特定情况下的监护需要,而其他财产和保险安排也能在各自场景里提供有限保障。但这些工具彼此分散,拼装的过程往往会留下许多缝隙。比如,遗嘱可以安排身后的财产,却未必能解决医疗、监护等场景中伴侣以什么身份参与重要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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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把我们带向一连串更具体的追问:人们究竟怎样理解一段关系中的安全感,哪些风险被认为需要现在处理,哪些可以暂时留给以后?当婚姻无法提供现成答案时,两个人又如何通过一次次日常选择,把共同生活慢慢组织成一个家?
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完成了4次半结构式访谈,受访者为6位正处于同居关系中的女同性恋者。接下来,我们将从她们的关系形成、共同生活与未来规划出发,看亲密关系中的分工、照料和责任如何被理解与安排,也看她们怎样看待婚姻制度之外的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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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同居女同的异质性家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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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侣的家庭实践与异性婚姻家庭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于情感联结的生成逻辑,也渗透于日常分工、生育安排及制度保障等维度。
「情感构建的去性别化趋向」
在传统主流观念中,异性恋被视为情感关系的唯一正当形式,同性恋者成长过程中缺乏关于同性情感的正规信息渠道。随着互联网普及和相关信息传播,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度逐步提升,使得一部分个体在经历异性恋爱或婚姻之后,转向或接纳同性亲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向不宜简单归结为性取向的“发现”或“正视”,而更应理解为个体在选择亲密伴侣时,性别的权重趋于下降,个体特质而非性别类别成为关系建立的核心理由。换言之,同性伴侣的情感构建体现为从“选择某类性别的人”向“选择某个具体的人”的转变,这与传统异性恋关系中性别角色先于个体特质的模式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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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模式中的角色期待差异」
在传统异性亲密关系中,社会文化对夫妻角色存在明确的性别化期待——女性被要求温柔、体贴,男性被要求强势、沉稳。这些期待深刻影响关系中的互动评价,使某些行为特质因与性别角色不符而被赋予负面标签。相比之下,同性伴侣关系中缺乏既定的性别角色模板,对伴侣特质的评价更加包容和去规范化。例如,在异性关系中女性主导决策常被视为“强势”而引发冲突,而在同性关系中类似特质更可能被理解为“有主见”并得到接纳。这种差异表明,同性伴侣的相处模式较少受到外部性别规范的压力,冲突来源更多集中于具体行为而非角色预期。
「日常分工的协商性与个人化」
家务与经济分工是亲密关系中的经典议题。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中,男性被默认承担经济责任,女性被默认负担家务照料,即便双职工家庭日益普遍,旧有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仍常引发异性伴侣的矛盾。同性伴侣则因缺乏预设的角色分工模板,其分工安排完全基于双方的经济状况、个人习惯和性格特点,通过协商逐步形成适合彼此的方案。冲突主要源于对具体任务分配或时间占用的不均衡感,且更易通过行动调整得到缓解。即便分工内容与异性伴侣无实质性差异,同性伴侣对分工的感知也较少带有性别规训所引发的防御性情绪,从而降低了因角色期待而产生的摩擦。
「生育安排的个人化考量」
同性伴侣对生育的态度呈现高度异质性,既有明确拒绝生育者,也有在条件成熟时准备养育子女者。与异性伴侣将结婚生子视为默认路径不同,同性伴侣的生育决策更倾向于结合健康、经济、心智成熟度和性格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生育并非基于家庭伦理或社会压力的必然选择,而是个体意愿生发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饲养宠物在女同性伴侣中虽常见,但访谈研究表明宠物并非子女的替代品,这进一步印证了生育在同性伴侣生活规划中的非必要性。这种多元化的生育态度,反映出同性伴侣在家庭再生产议题上比异性伴侣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强的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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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的认知与实践张力」
在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化的背景下,意定监护、公证等制度“拼装”被视为同性伴侣获取部分法律保障的可能路径。然而,实际观察表明,同性伴侣普遍缺乏制度焦虑,对保障缺失的紧迫性感知较低,倾向于认为具体问题出现时可“就事论事”地解决,因而缺乏主动进行制度拼装的动力。部分受访者甚至将寻求制度保障视为弱势地位的体现。这种积极态度虽可能受限于现行制度供给不足的现实,但也与普遍存在的制度认知滞后有关——多数人对亲密关系保障制度的了解仅停留在基本功能层面,对详细内容知之不深。传统伴侣关系通过文化惯习自然习得制度认知,而同性伴侣既缺乏类似的习得渠道,又因自身关系不被制度显性认可而更难形成常识性的制度认知。因此,同性伴侣对制度拼装的乐观态度并非源于充分的制度信任,而更多是制度真空下的适应性反应。
PART 3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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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同居女同的家庭实践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鲜明特征:
在情感构建上,伴侣选择从性别类别转向个体特质,呈现出去性别化特征;
在相处模式与日常分工上,因缺乏性别角色模板,互动规则更具包容性和协商性;
在生育安排上,决策基于个人意愿和现实条件而非家庭伦理;
在制度认知上,伴侣们普遍缺乏制度焦虑,倾向于事后应对而非主动寻求法律保障,与传统伴侣“先制度后关系”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同居女同的家庭实践并没有现成的脚本可循,却也因此更自由地定义着关系的边界与责任的内涵。然而,这种自由也暴露出制度支撑的脆弱:意定监护、遗嘱公证等碎片化工具虽能应对一时之需,却难以赋予她们完整的法律身份。受访者的乐观令人欣慰:未来的社会也许能以更开放的视野,承认并容纳多元的家庭形态。
家的本质从来不是一纸证书,而是日复一日的相守与担当,每一份用心经营的关系,都值得被善待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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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罗彧. 家庭中的陌生人:批判法学视野下的同性同居. 中国法律评论, 2019; 6: 171-185.LuoYu.2019.Strangers in the Family: Same-Sex Cohabitation from a Critical Legal Perspective. China Law Review 6: 171-185.
2.DeLanda M. 2006.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3 Goldberg A. E. 2013. “Doing” and “Undoing” Gender: The Meaning and Division of Housework in Same-Sex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5(2): 85-104.
4 Lo I. P. Y. 2020. Family Formation among Lalas (Lesbians) in Urban China: Strategies for Forming Families and Navigating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ies of Origin. Journal of Sociology 56(4): 629-645.
5.Morgan D. H. J. 2011. Locating “Family Practic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6(4): Article 14.
6 Weston K. 1991.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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