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睿 | 班固是我们每个人的化身

“前四史”的作者里，班固大概是大家最不熟悉的一个。他写的《汉书》号称“博洽”，却出了名的难读，很多人印象里，班固就是个无趣、刻板的人。

班固这一辈子，顺境逆境都经历过。小时候跟着父亲四处奔波，从河西走廊一直走到华北平原；年轻时成绩优异，是洛阳太学里的天才；正要大展抱负，父亲突然去世，他回家守丧，在孤独中撰写西汉历史；因私自修史被人告发，又被押回洛阳；好在汉明帝赏识他，让他接着写，这才有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他还是当时最出色的文学家，主持编写了《白虎通义》，晚年还跟着窦宪出征匈奴。他既清高又懦弱，一生都想建功立业，却因为不懂政治，落得个悲惨结局。

《岁以百年》的作者曲柄睿教授想给班固和他的家族写一部传记。父亲班彪是理想主义者，由他开始才有了《汉书》的动议；班固是现实主义者，在刀笔简牍的时代，克服客观条件的制约，实现了创作对技术条件的突破；班超与班昭，一武一文撑起家族最后的荣光。两代人串起了新莽、更始、隗嚣、窦融、东汉五个政权，也串起了班氏家族的百年兴衰。

作者没有把班固供在神坛上，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把班固放回东汉初年那个复杂的时代里，去理解他的选择、他的挣扎和他的无奈。

“在同样的条件下，若与班固易地而处，你将如何选择？”这是作者在绪章里留下的问题。如果你也对人生选择感到迷茫，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班固的故事。

绪章 一个人、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

发现班固

是时候给班固和他的家族写一部传记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和中国早期纪传体史书的前四部，也就是泛称为“前四史”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打交道，对四部史书的作者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私心以为，应该为他们四个人各写一部传记。四位作者中，陈寿的资料最少，写他的传记难在没有抓手。司马迁的思维世界最驳杂，前人研究也多，写他的传记难在我还没有真正理解他。剩下两位，班固和范晔，我都有一点个人的体悟，可以逐步地完成他们的传记。

开始具体的写作之前，不妨先就班固说几句话，方便读者对他形成一个初步印象。大多数人对班固或许都算不上了解。即便是历史系出身的朋友，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秦汉历史或者古代史学，恐怕也不是很熟悉班固。

大家一开始便可以记住的是：班固是我们每个人的化身。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人生几乎包含了所有人都可能体验的生活面相——既有顺景，也有逆境。顺利时他很少膨胀，逆境时他也能逆流而上。小时候，他伴随父亲辗转各地，从河西走廊一直游历到华北平原。青年时代，班固成绩优异，被视作东汉首都洛阳太学的天才，前途一片光明。正当他要在仕途上大展抱负之时，父亲突然离世，他回到关中的家乡居丧。孤独之余，他尝试完成父亲的遗愿，撰述西汉的历史。紧接着，班固因为修史被人告发，再次回到洛阳——这一次可能是被押送来的。汉明帝赏识他的才能，命令他修撰东汉历史，后来又让他继续修撰西汉历史，由此就形成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这并非班固唯一的成就。他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学家，也参与了经学上的大讨论，作为唯一主笔人主持完成了东汉经学的思想总结性作品《白虎通义》。更有甚者，他还参与过讨伐匈奴的军事行动，跟随将军窦宪追亡逐北。

班固是传统士人出将入相追求的典范，也是读书仕进人生模式的样本，更是自强不息人格的直观体现。倘若没有他晚年的败笔——这项内容需要读者阅读后文体会，恕不在此处告知——我们简直可以视之为理想人生的模板：出身贵冑、家庭和睦，天才少年、一代宗师，出入宫省、周游贵幸。除了最后那一点点缺憾，他的人生堪称完美—甚至那一点点缺憾，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实在也是难以避免的。

评价历史人物时，对一些容易归类的人往往很容易得到结论，他们的区别就好像火是热的冰是冷的一样简单。反而是班固，很难被归入某一类人中去：他是儒生，却不专攻一经；他是外戚，却没有掌权；他出征边塞，却未得封候；他属文著述，却不甘于以此为荣。他是冰与火的混合，既不冷得刺骨，又不热得灼人。因为无法归类，所以班固身上展示出了一种孤独感。那是天才们所共有的孤独感——他是一个令人惋惜的天才。

班固的每一步路都走得很扎实，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当时条件下最趋利避害的结果。他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他的结局却最无法预料。

究竟怎样的选择才称得上正确，究竟怎样的人生才是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问题，班固或许在他撰写的人物传记中给出过答案，但是他未必完全认同过那些结论。我沿着司马迁、班固之路，写一份班固和他家族的传记，将几代人百余年的风云激荡和大时代联系起来，试图勾勒出一种历史的可能轮廓。本书无意指示一条具体的道路，这需要读者自行体会。此处只尝试描述历史的可能性。也请读者试想：在同样的条件下，若与班固易地而处，你将如何选择?

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范式，从此，中国古代历史撰述将人物摆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上。重视人物传记并非中国史学的特例，如果我们关注西方古典史学，同样可以发现对人的深切关注。诸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斯巴提雅努斯的《罗马君王传》、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等著作自是人人传诵的名篇，甚至当我翻阅色诺芬的《长征记》和凯撒的《高卢战记》时，也能感觉到作者以传记的形式描述过往，将自己的生命轨迹融入历史洪流的抱负与雄心。当代史家莫米利亚诺在《古希腊传记的嬗变》中提示我们，古代西方史学的传记传统同样发达²。随着对人类历史的了解愈加深入，我们会本能地意识到，古代东西方文明在关注同类命运并以之作为延展生命的体验，以之丰富自己的头脑与心灵并确定未来的进路方面，没有什么不同。

东西方史学中对于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未必始于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反倒是对于生命的共通性的理解与同情，促使人们选择传记作为书写的起点。

这种情况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今天的历史学家很愿意将司马迁作为中国古典史学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史记》这部书，很难说是一部纯粹的史书。《史记》是司马迁借用历史阐释自己的宇宙论和人生观的作品。类似的证据在书中俯拾即是。即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秦汉之际的历史环境中看，也是当时流行的黄老道家的共同认知。甚至，“史记”成为司马迁作品的专名，要等到魏晋时期；而在此之前，这部作品一直以“太史公”、“太史公书”或者“太史公记”为名³。一部个性化的作品被后人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实录，其背后是秦汉魏晋史学观念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悄然而至的，还有官方和社会群体对个性化表达的规训与警觉

转折的关键在东汉初年，决定性的人物就是班固。

班固是汉明帝时代最重要的史家。正是在汉明帝和班固等人的合力之下，官方修撰王朝历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而官方择定纪传体作为样板史著的基本叙事模式，也有赖于班固的推动。

这么看，班固是一个颇为无趣且刻板的人。他留下的《汉书》号称“博洽”,但也最为难读。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然而当我们阅读班固留下的其他文学作品的时候，又能看到他的野心、焦虑、迟疑，以及那种遭受苦闷时的彷徨反侧，还有自我鼓励时的心理安慰。班固就像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有自己纯粹真实的一面——虽然他一度用厚重且冰冷的历史给自己戴上面具，将敏感而复杂的心灵隐藏在宏大叙事之后，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窥知他鲜活的思绪和灵魂。

班固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用赞美的口吻讴歌着汉朝历史的伟大；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文章中痛恨生不逢时，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一方面品评着西汉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非功过尽在指掌；另一方面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既张狂又懦弱，如同一个没有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智慧和教训的稚子，笨拙地玩弄着大人的武器。倘若一个历史学家本身都搞不懂政治，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对政治史所下的结论?

正因为反思着班固和史家自身的矛盾，我决意撰述一部班固的传记。而叙述班固的历史，便不能不从他的家族世系说起。通过班氏家族的百年浮沉，又能窥知两汉的巨大转折脉络。

于是，便有了这部书。

书籍史

班固以及他的父亲班彪都不是寻常的作者。写本时代，著作能够保留至今的都不会是泛泛之辈。在书籍史的视阈中，我不将班彪和班固父子视作单纯的史家，那反而将他们看得简单了——我将他们视为能坚持写作，并有明确著作权意识的作者。明确这两点至关重要。

坚持写作并非一件易事，更不用说坚持数十年时间完成八十余万字的作品了。任何有严肃写作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远非“谈何容易”四个字可以概括。在拥有电脑、网络甚至是人工智能的今天，写作《汉书》这样高质量的大部头著作尚且存在困难，更何况在使用刀笔简牍且文献保存不易的汉代呢?

很多抽象的问题，一旦还原到物质条件中考虑，就很清楚了。

东汉时代的文具是简牍、毛笔、墨和书刀。简牍是载体，毛笔和墨是书写工具，书刀则是修改工具¹。竹、木的生长需要时间，将其砍伐再制作成简牍也需要时间；同样，毛笔、墨、书刀的制作统统需要时间。在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今天，人们很少会思考类似的工具生命周期。有赖于互联网，只要略作搜索，看看手工生产一支毛笔需要多少道工序，以及生产墨块需要多少道工序，大致就能对上述情形有所了解。

即便以班氏父子的地位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文具，但是创作这样的巨著在简帛时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假设班固的书写速度是日均500字¹,那么十日就是5000字，一年则是150000字上下，写完《汉书》大致需要6年的时间。且慢!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假设。我们不知道班固是否每天都在写作，更不知道他要用多少时间修改、重写——对于一本书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里。

不过有一件事很清楚：诸如后代集体修史时出现的重复立传的情形，在《汉书》中并不存在。甚至《汉书》也效法《史记》,使用“互见法”,即并不在不同篇章之间共享史料，而是将某事完整记载于一个传记之中，在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提示读者去该传记中补充阅读。“互见法”的存在证明，作者会不时翻阅自己的作品，核查重复;或者至少是在全书写就之后尾做一次从的作品，,可不要忽视，在简帛时代，参昭的是，即使进入多少炒时间。前能够与少照了纸笔时代，人们也更倾向于阅读《汉书》的节略本，而非它的原本¹。

班固的确是个伟大的作者。他克服了客观条件的制约，实现了创作对技术条件的突破。战国文献多单篇流传的原因之一，必然是作者获得书写工具的困难。即便是孔子、墨子、荀子、孟子等当时已经组织大型学术团体的学者，也没有编辑个人文集或者撰述专著的意识，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书写工具获取不便关系甚大。直到吕不韦以国相之尊组织一部合集，并撰写了序言，独立的作者意识方才进入萌芽状态。比较而言，战国学者的成果止步于单篇论文，《吕氏春秋》如同论文集，而《史记》《汉书》更近似于专著了²。这种变化表明，决定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最基本要素，依然是客观世界的物质存在。

班固是有勇气尝试专著撰写的第二人。他和司马迁的优势在于有国家的物质支持。司马迁先后担任太史令和中书令，班固担任过兰台令史，两人均掌握了国家的文献资源，取用便捷。同时他们也拥有极其富足的闲暇时光，可以令他们沉思于篇瀚之海，博采于典籍之山，流连于古人之侧，遨游于浩渺之境。对于学者来说，不受打扰的专注光阴，是最为奢侈的财富。他们不仅可以广泛调阅前代材料，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有书手，也有编连竹筒的小吏，甚至在调阅先前篇章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了篇次的目录。

借工作之便做一点微小的事业，也实在不能算是过错。

但也不能由此质疑班固的工作量。参考后代司马光团队修撰《资治通鉴》的经验，如果从找材料、做长编、最终定稿一步步做起，《汉书》是断难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所以，今天也能明确看到班固抄录《史记》汉初史事的部分。宋人郑樵批评班固的工作“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这个指责实在堪称苛刻了。在班固时代的书写条件下，如果不抄撮前人成果，完成这么大部头的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迁的《史记》也大量引用了先秦文献²,相较之下似乎人们对司马迁辑录引用前人材料的批评声音很是轻微，而对班固的作为又特别敏感³。这么做，是否有些学术之外的因素作祟呢?更不用说，战国时期类似的情况更多，比如当时大量存在的语类文献的改写。

语类文献“说”本就是一种公共素材，是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并改动的⁴。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抄”、“撰”和“删”,也就是修改他人著作以成己著,也是非常常见的做法⁵。班固因袭父亲的作品，在当时的语境中，似乎未必不可理解。只不过到了宋代，富含作者个人意识的创作变得异常普遍，印刷术的推广又使得材料的获得相对容易，班固的行为反而成了异类。历史地理解人，理解历史中的人，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了解其中真意者，自然明白个中道理；不了解其中委曲者，终究难以形成共情认识。

认清作为作者的班固，是认清作为史家的班固的前提。班固撰写的著作固然是历史，但是以个人身份完成的历史，必然有着个人成就的追求。这部书是个人的成果，是个人成就的具象表征，其意义在于超越有限生命，进入无垠之境的追求。然而，班固的工作被打断了。这就要从史学的角度予以理解。深入史家撰述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甚至生活环境中，我们才能理解班固在写作中遇到的压力、挑战与困难。

在本书后面我们能看到，班固的父亲班彪是一个遇到了压力而试图对抗压力的理想主义者，班固则是一个遇到了困难并小心地服从的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多乐观，现实主义者多悲观。乐观与悲观固然有历史的加持，但在涉及人生道路选择等大问题的时候，也不可完全回避他们的性格差异。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我有时无法完全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一方面是由于早期历史资料的匮乏，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承认历史解释的限度。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抉择，其原因究竟是什么?除了客观条件的左右外，家族的传统、学术的信仰、思想的习惯乃至个性的差异，或许都约略发挥着作用。我每每注意到，一个人未必如其所述，人言也未必与行为相统一。悲观者多正确，乐观者多成功。性格和思想的因素，成为干扰理解线性历史的变量，但又增加了历史阐释的可能，使之不仅有厚度，亦有温度。

微观史与叙事史

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和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在中国历史学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著作对小人物和小地域的关注，给出了重新理解历史的不同角度和方法。微观史学的研究方式，表面上看是从小人物和小区域出发，目的在于揭示时代的深层图景，不过这种研究方式有个前提，那便是相关材料的丰富。对中国早期历史来说，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出土材料，但是倘若以之建构某个人或者某个家族的历史，又难免有“马牛风”之感。反倒是明清历史的微观史研究，其实很有条件。明清时代有大量的日记、回忆录、墓志等个性化材料存世，也有许多官方及民间档案可为佐证。举个经典的例子，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是一个中国背景下的微观史研究的典型，王氏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整个时代联系起来¹。与之可为参照，乌尔里希以一位助产士玛莎·巴拉德的生命经历，勾勒出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新英格兰地区乡村社会的日常面貌和性别角色的历史意义²。

由此而言，微观史的意义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个人生台的成入理解，不如此便失去了史学研究天怀人类本性的本能；其二，由个体窥知时代，不如此便失去了史学研究关怀历史运动的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史学自20世纪初发轫以来，一直强调做“祛魅”的工作。自梁启超开始，传统史学过度关注人物，抑或以同质化的方式呈现人物，便已经遭到尖锐的批评¹。伴随着胡适等人在思想界高声疾呼用怀疑和实证的方法重新理解传统的材料²,“疑古”成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开辟现代化之路的最主要方式之一³。

古代史学的弊病在于支撑它的基础已经沉疴难起。帝制社会早已陷入发展停滞的状态，王朝的更迭既不能促发思想的革新，也不能带来制度的变革。从汉至清，君主专制千载延绵不绝，社会结构并无根本转换。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史学，亦不能摆脱陈陈相因的面貌。

梁启超的思想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影响，特别是盛行于欧洲的进化论观点和国家观念给予他独特的刺激¹。早年投身于维新改良的梁启超，以政治家的敏锐捕捉到了思想的搏动。他意识到史学不可不因应社会的进化，亦不可不观照海外学术的动态。正当清末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古代史学不足以呈现复杂的历史现实；正当海外新思潮与新见解层出不穷、意思百变之际，中国古代史学又无法与之对话和争鸣。一句话，中国古代史学到了不得不蜕变为近代史学的时候了。

王汎森指出，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重心是“什么是历史”,此后经过20世纪头二十年的酝酿与探索，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史语所开展的事业，其重心则是“如何研究历史”²。梁启超的工作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而胡适等人的努力则改变了中国人的史料观³。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大声呼吁研究“古学”要“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4,他所谓的古学就是“整理国故”,亦即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当研究国家和群众的历史已经成为学术讨论的当然主题之后，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顾颉刚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发刊词中认定，要将新旧材料用平等的眼光搜求⁵。后来他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写道：“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学术的进步取决于能否直接研究材料，能扩张研究材料的学问才能进步?。其实王国维早在此前三年便已经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举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材料作为新学问的促力而陈列说明³。如此，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影响力的史学家都已经注意到了传世文献和新发现材料在证明历史方面有着同等效力。而为着扭转传统史学的风气，他们又特别提倡新材料的作用。

这种转变自然与史学工作的性质和方法变化有关。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是重叙述、轻研究；近代西方史学侧重考证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做叙述的工作。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以史观变化为初始，以史法转变为路径，进而带动了搜求、考订和利用史料的新见解。

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固然受到了西方学术的触动，然而倘若没有他山之石，何以攻错?同时，中国传统学木到了清末，本身的发展向何处去?学者们自然也有反思，并进一步生出了一些超越性的主张。源自内在的需求和外在的促动相互鼓荡，改变传统史学将目光聚焦在上层人物的做法，自然成为一种趋势。由此，关注微观、重视叙事，理应成为当下史学研究的一个当然选择。

回归人物传记

人们讨论某项传统的发明时，往往愿意用“历史悠久”这个颇为模糊的意象。“悠久”究竟是多久，人们并不关心，只要比昨天更为古老就行了。事实上，人物传记在中国古代的出现，只能精确到司马迁时代。迄今为止大约两千多年的历史，的确称得上很古老了。然而这项古老的技艺，在司马迁之后，却不见得有特别大的改进，似乎一切规则由先人制定下来，后人就无须更作改制了。于是人物自然越写越死板，四平八稳陈陈相因，除了时代和名字不一样，人生经历总是很接近的。

这种情况当然称不上妥当。以至于近代史学开创以后，人们有“不看二十四史”的倾向。不看二十四史看什么?自然是看新的材料。从20世纪初开始的对出土简帛、宫廷档案、民间契约以及各种民族文字撰写文献的热情，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历史学界。在这种观念下，举凡行政文书、谱系牒记、户籍簿册、典章则例、地券契约、试卷判词都可以当成史料，甚至图画造像、方书医案、释道典藏、筮占系辞、水文物候、天文星历也被看作史料，进而宫室遗存、墓葬窖藏、城市里坊、农田水道、五谷绫罗、砖瓦瓷陶均进入史料的范畴。无论保存状态属于传世还是发掘、完好还是缺损，无论形制样貌属于器物抑或文字、物质抑或精神，只要能够记录当时的情景、留存过去的信息、标记曾经的痕迹，这样的材料，今日都被视作史料。日用记录得以保存便成为历史记录，搜求史料的工作就是寻找、发掘、保存历史记录。

然而将目光大为转向史料的搜求与考订，转过来说便是对依靠人物传记支撑的传统中国叙事史学的一种淡忘。人物传记本质上是一种叙事性的文本。撰写传记的作者，并非没有从事考订的工作，只不过是直接将考订的结果以叙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呈现模式的不同并无高下之别，关键在于内容是否足以实现记录客观，并呈现史家的主观意愿。

在这里又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语境中，历史学是一门纯粹记录客观的学科。这种观点起源甚早，但对中国影响最巨的当数兰克史学。二战以后，随着各种新的学术思潮的出现，无论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逐渐意识到，人类的记忆并不能纯粹地反映客观，即便是再具有客观精神的史学家也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主观意识融入自己的撰述之中——更不用说，没有绝对客观的史学家，人们总会在自己主观意图的支持下完成写作。且不说主动修改自己的记忆，只说搜罗史料的眼光与范围，谋篇布局的次序与方式，遣词造句的修辞与逻辑，都可能蕴含着史学家意欲让读者注意到或者忽略掉的事实。纯粹将史学家视作客观精神的仲裁者，无异于将所有人都置于绝对理性的尴尬境地。做出这种结论的人，要么是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无知之士，要么是有意说胡话误导他人的诡辩者，抑或将自己的思考丢在一边、借用别人大脑生活的懒汉。无论是哪一种人，他们的结论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其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

如果将古代记录历史的人视作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之辈，视作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吃到美食会开心，离开家乡会难过的正常人，我们就不会在头脑中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中家都右着所谓“为天地立心”的宏伟目标。甚至，从自身观照而得出的当然结论是，类似的大话说得越多，越能证明古代记录历史的人大都做不到如此了不起的业绩，他们也不过是跺跺脚喊几句，给自己打打气罢了。

特别是我们在本书中关注的这个时代——战国至东汉。后人因为学科分类的缘故，很自然地将司马迁、班固等人视作历史学家，将他们所做的工作，与今日大学和研究所里历史工作者所做的工作混为一谈。这种身份的判断和事实有点出入。司马迁和班固的时代没有特别明确的史学概念，他们撰述时有着特别强烈的主观意图，很大程度上是用历史来证明自己预设的一种宇宙论和历史观。司马迁很自然地说，他要“成一家之言”,这一家指的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其实“一家”字样很清楚地表明，他只对自己负责。虽然司马迁表现出了浓厚的文献学意识和相当准确的时间把握能力——这些都是历史学工作的必须——但是他也强调只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撰写历史。在他那里，历史是印证他的某些观念的工具。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工具仅是通往观念的途径罢了。

对于司马迁也好，班固也好，以及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很多记录历史的人而言，历史是他们通向未来的途径。他们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并不以此为生。用今天的视角看，他们可以被称作“业余的历史学家”甚至“历史爱好者”。请注意，恰恰是这些并不依赖记录历史生存，或者从一开始就表明将历史视作工具的人，因为自身足够真实，反而能够让读者体味出历史本来的样貌。当一个人承认自己并非绝对的全知全能时，他的所思所感便也有了足够的说服力。正因为如此，人物传记产生了活力与魅力。人类是本能会对同类发生兴趣的动物。我们好奇其他人是否和我们分享一样的快乐、苦恼和忧郁。我们关心他人的生活与事业。我们也会对他人产生一种共情的映射。这种好奇、关心和映射是与生俱来的反应，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司马迁开创的人物传记的写法，正是对上述心态的客观回答。让我深思的是，为什么司马迁之前中国没有出现专门的人物传记，一直要等到汉代才产生如此重要的文章体裁。理由和解释有很多，无须在这里一一展开。只要承认，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意义非凡，便足够了。

正因为对他人的关怀，传记作品往往生动灵活；也因为撰述他人的历史是为了解答内心的困惑，平息自己的烦恼，分享个体的喜悦，传记又有着相当强烈的主观色彩。我们能在好的传记作家笔下读到很多人，同样，也能从这些人身上读到作者本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写作传记和阅读传记，以及研究传记，都有着学术之外的意义。

我认为好的传记作品应该是在呈现个人色彩的基础上，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而在承认普遍性的基础上，提示个性化的对策与答案。毕竟大海辽阔而浪花不同，众生参差而世间有梦。甚至可以说，无论我们透视谁的生活，都会意识到，从来没有完美的一生。进而可以清楚，没有人参与表演的历史缺乏人性，没有历史观照的人物经历缺乏时代性。无论缺乏人性还是时代性，本质上都是对真实的否定，也是对人类的回忆与反思本能的抹杀。

本书关注的是东汉班氏的家族史与生命史，主人公是班固和他的父亲班彪。几年前我曾经撰写过一部《《汉书〉学术史》,是从书的角度来窥见人生。现在我撰写这本书，试图直接从人的角度进入到个体生命和群体经历的复杂中来。本书主体部分一共有四章。

第一章“起源”,交代班氏家族的兴起过程。本章特别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班氏对自己始祖的神话传说和血统延续的重视；第二，班氏在西汉末与王氏外戚的联盟。这两点既是班氏家族崛起的根源，也是他们在后来历史发展中背负的沉重包袱。

第二章“父亲”,讨论班彪的个人历史。班彪并非班氏家族中拥有最高政冶地位的人物，但是他因为自己丰富的经历，串联起了新莽、更始、隗嚣、窦融、东汉五个政权，成为当时历史中最典型的亲历者。班彪擅长写作，由他开始才有了《汉书》的动议。一个经历了众多风云变幻，且以思考和撰述见长的人，他的阅历和思想留下了哪些痕迹，又给班氏家族后来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第三章“修史”,讨论班固的个人历史。班固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物。在东汉之初，班固先后经历了牢狱之灾和监视修史，成为皇家的文学之士，后又加入大将军窦宪幕府。如果说班彪代表了身处乱世而保全性命的范例，那么班固则是在承平年代谋求进取抑或不至于更为堕落的典型。事实上，班固的人生剧本早在很久以前就写好了，他的努力带有一种悲剧色彩。我们看待他的纠结与选择，也难免与他一起扼腕叹息。

第四章“告别”,讨论班超和班昭——也是班氏家族最后的代表人物的历史。班超和班昭一武一文，支撑起了班固之后班氏家族最后的荣光。历史发展到他们这里，昭示了班氏家族开始尝试某种分工与转型。这种转型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一章，我集中讨论了班氏的家族转型、外戚和史家的身份演变，试图从中发见历史的某些共通性规律。

班氏家族的历史，兴盛自有缘由，衰败也有道理。当其兴盛之时，气势无法比拟；当其衰败之际，亦无人能挽狂澜于既倒。读书至此，我们确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运动的强大力量。班彪、班固两代人长于修史，他们曾亲近历史，也了解历史，却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班氏的挣扎、蹉跎、悬兴悬灭、方死方生，又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班氏的家族史，是人生的奋斗史，自有欢欣成败、生灭教训，可以说，虽败犹荣。走近他们，观察他们，尝试理解他们，将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精神体验和生命力量。

本文为《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曲柄睿 著，九色鹿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绪章，感谢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