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和女工友搭伙两年，分开五年后她来电：我女儿要结婚你能来吗

工地和女工友搭伙两年，分开五年后她来电：我女儿要结婚你能来吗

周大强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绑钢筋。

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他双手没停，扎丝在钩针上转了两圈，拧紧。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有些哑，带着四川口音，喊他“大强”。

他愣了一下。

“大强，我是刘桂芬。”

周大强的手停住了。扎丝钩掉在地上，弹了一下，滚进钢筋缝里。他弯腰去捡，没捡着。旁边的小工喊他：“周哥，你没事吧？”

他没理小工，把手机从肩膀上拿下来，握在手里。屏幕上的号码是一串陌生的数字，他看了半天，没说话。

“大强？你在听吗？”

“在。”他的嗓子有点紧。

“我女儿要结婚了，”刘桂芬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夹杂着电视的声音和远处隐约的鞭炮响，“下个月十六。你能来吗？”

周大强蹲在工地上，右手攥着手机，左手还捏着半截扎丝。太阳很大，晒得钢筋发烫，他蹲在那儿，汗水从安全帽的边缘往下淌，滴在钢筋上，滋啦一声蒸发了。

“你女儿？”他问，“小满？”

“嗯。小满。她二十六了，找的对象是绵阳的，人挺踏实。”刘桂芬的声音里带着笑，但周大强听得出来，她在紧张。

“我……”他开口，又停住了。

“你要是忙，就算了。”刘桂芬赶紧补了一句，“我就是想着，你当年帮过我们那么多。小满也记得你。她说，要是周叔能来就好了。”

小满。周大强眼前浮现出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扎着马尾，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在工地门口的公交站等车。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他蹲在工地上，手里的扎丝终于掉在地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在哪儿办？”

“绵阳。小满她对象老家。”

“行。”他说，“我去。”

挂了电话，周大强站在钢筋丛里，半天没动。工友们喊他吃饭，他摆了摆手，说不饿。他走到工地外面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他很久没抽烟了，戒了三年，但今天他想抽一根。他蹲在马路牙子上，点着烟，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几声。

他开始想刘桂芬的事。

那是七年前，在郑州一个工地上。周大强四十三岁，从老家周口出来打工，老婆跟他离了婚，儿子跟着老婆走了。他一个人，没牵挂，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年。他技术好，钢筋绑得又快又牢，包工头都愿意要他。那年春天，他到了郑州西郊的一个楼盘，工地很大，一百多号人。他分在钢筋班，住在工棚里，一个大通铺，挤了十几个人。工棚里臭气熏天，汗味、脚味、烟味混在一起，晚上打呼噜的声音像开拖拉机。

刘桂芬是在食堂做饭的。工地食堂有两个厨子，一个老头，一个中年女人。老头姓张，做饭马虎，菜里经常有虫。刘桂芬是后来来的，接替了另一个女厨子。她做饭比老张认真，菜洗得干净，肉切得均匀，还会变着花样做。今天是土豆烧肉，明天是白菜炖粉条，后天是番茄炒蛋。工人们都说，刘桂芬来了之后，食堂的饭好吃了不少。

周大强第一次跟刘桂芬说话，是在食堂窗口。他打饭的时候，刘桂芬多给了他一块红烧肉。他愣了一下，刘桂芬说：“你瘦了，多吃点。”他抬头看她，她正低头给别人打菜，好像刚才那句话不是她说的。

后来他注意到，她给别人打菜都是标准的一勺，给他打菜的时候，勺子在盆里多翻一下，肉多一块，汤多一勺。他一开始以为她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后来他发现，只有他的碗里会多出东西。有时候是一块肉，有时候是一个鸡蛋，有时候是一勺额外的汤。他没问为什么。他只是在下次打饭的时候，对着她笑一下。她也笑一下。两个人不说话。

那年的夏天特别热，工地上像一个大蒸笼。钢筋烫手，水泥地冒烟。周大强每天干十个小时，衣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后背上一层白花花的盐渍。有一天中午，他热得头晕，坐在钢筋堆上歇着，刘桂芬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过来，递给他。

“喝了吧，解暑。”

他接过来，一口气喝了。绿豆汤是凉的，放了冰糖，甜丝丝的，从嗓子一直凉到胃里。他把碗还给她，说“谢谢”。她接过碗，没走。她站在他旁边，看着远处正在建的楼。

“你老家哪儿的？”她问。

“周口。”

“周口哪儿？”

“太康。”

“太康哪儿？”

他看了她一眼。她笑了笑：“我是项城的，咱俩算半个老乡。”

项城离太康不到一百里。周大强在郑州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遇见这么近的老乡。他放松了一些，问她：“你咋来郑州了？”

“挣钱。”她说，“女儿要上学。”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语气很平，但周大强看见她的手指攥紧了围裙的带子。

后来他知道了刘桂芬的事。她丈夫早年跑运输，出了车祸，人没了。那时候小满才三岁。她一个人拉扯女儿长大，种过地，养过鸡，在镇上摆过摊，后来跟着老乡出来打工。她什么都干过，在饭店洗碗，在超市理货，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后来经人介绍，到工地上做饭，活累但挣得多一点。她要把小满供出来。小满学习好，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后来考上了大学。她咬着牙供，借钱也供。

周大强听完，没说什么。他只是从那天起，每天收工后去食堂帮她收拾。他帮她搬米搬面，帮她洗锅刷碗，帮她倒垃圾。她不让他干，他说“顺手”。她就不再拦了。两个人在食堂里忙活，一个洗一个擦，一个搬一个抬，配合得像干了多年的搭档。食堂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灯光昏黄，锅碗瓢盆的声音响着，偶尔有人说一句话，大部分时候是沉默。但那种沉默不尴尬。那种沉默是暖的。

有一天晚上，周大强帮她收拾完，正要走，她叫住他：“大强。”

他回头。

“你明天还来吗？”

“来。”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像风吹过水面。但周大强看见了。

从那以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说是“在一起”，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他们还是住在各自的工棚里，还是各干各的活。只是每天收工后，他会去食堂帮她。干完活，两个人坐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吹着晚风，说说话。有时候她给他缝衣服，他给她修电饭锅。有时候他给她买一兜子水果，她给他煮一碗面。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着。她靠在他肩膀上，他握着她的手。工地上的人都看出来了，有人打趣他：“老周，你啥时候请我们吃喜糖？”他嘿嘿笑，不接话。她也笑，不接话。

他们没领证，没办酒，没对外说。他们就是搭伙过日子。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年纪，在那样的生活里，“搭伙”就是他们能给彼此的最好东西。

这样过了两年。

两年里，周大强知道了刘桂芬的很多事。她知道他胃不好，就每天给他熬小米粥。她知道他腰疼，就给他缝了一个护腰。她知道他爱抽烟，就限量他一天只抽三根，把剩下的烟藏起来。周大强也知道了她的很多事。他知道她每天晚上要给女儿打电话，问问学习，问问身体。他知道她每个月发工资第一件事是去邮局给女儿汇钱。他知道她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照片，是小满考上大学那天拍的，她穿着借来的旗袍，站在校门口，笑得很腼腆。

两年里，周大强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了。以前他下了工就喝酒，喝完了就睡，睡醒了就干活。日子像一条直线，从早到晚，从春到冬。后来他下了工就往食堂跑，脚步是急的，心里是暖的。他知道有个人在等他。有个人会多给他一勺菜，会给他留一碗汤，会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等他来。

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但第三年春天，刘桂芬接了一个电话。

那天晚上，她站在食堂门口接电话，周大强在屋里收拾灶台。他听见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然后是一阵沉默，然后是一阵哭。他放下抹布跑出去，看见她蹲在地上，手机掉在脚边，整个人缩成一团。

“怎么了？”

她抬起头，满脸是泪：“小满……小满病了。”

小满在学校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检查，说是心脏有问题，需要手术。手术费要八万。刘桂芬手里只有两万。她到处借钱，借遍了亲戚朋友，借了四万。还差两万。

周大强把他攒的两万块钱取出来，塞给她。

她不要。

“你拿着。”他说，“给小满治病。”

“这是你的养老钱。”

“我养老还早着呢。”他把钱塞进她手里，“先给闺女治病，别的以后再说。”

她攥着那沓钱，哭了很久。然后她收拾了东西，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回了四川。走之前，她站在工棚门口，看着他，说：“大强，等小满好了，我就回来。”

他说：“行。”

她走了。

他站在工棚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工地大门口。尘土飞扬，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他回到工棚里，坐在她的床铺上——她走了之后，那个铺位一直空着。他坐了很长时间，然后去食堂，给自己煮了一碗面。面煮好了，他吃着吃着，发现碗里有一颗荷包蛋。是她走之前给他煮的，放在锅里温着。

他吃着那颗蛋，眼泪掉进了碗里。

刘桂芬走后第一个月，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说小满做了手术，很成功，在恢复。她说等小满出院了，她就回去。他说“不急，你先把闺女照顾好”。第二个月，她又打了一次电话，说小满恢复得不错，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他说“行，你安心待着”。第三个月，她没打电话。第四个月，她也没打。

第五个月的时候，周大强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的手机停机了。他又打了一次，还是停机。他打到她老家村里，接电话的是她邻居，说她带着小满去外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邻居说不知道。

周大强坐在工棚门口，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坐了很久。

他没有再打。他想，也许她不想回来了。也许她觉得欠他太多，不知道怎么面对。也许她在那边找到了更好的活路。也许，也许，也许。

他把她的手机号存着，一直没删。他换了三个手机，每次都把那个号码导过去。他知道那个号码可能已经不用了，但他还是存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后来他离开了郑州，去了别的工地。武汉、长沙、西安、贵阳，他跟着工程队到处跑。每个工地都差不多，钢筋、水泥、塔吊、工棚。每个食堂里都有做饭的女人，但没有一个人会多给他一勺菜。他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干活，一个人睡觉。他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周大强。

但他心里有个地方不一样了。那个地方以前是空的，后来被一个人填满了，那个人走了，填进去的东西还在。它像一块石头，沉甸甸的，压在他心口。他不疼，但有时候喘不过气。

这样过了五年。

五年里，他偶尔会想起刘桂芬。想起她围着围裙的样子，想起她给他缝衣服的样子，想起她蹲在食堂门口哭的样子。他想起她的笑，想起她的手，想起她靠在他肩膀上的重量。他想完了，就继续干活。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

然后那个电话来了。

周大强在马路牙子上抽完那根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他掏出手机，给包工头打了个电话，说“我请几天假”。包工头问“几天”，他说“五六天”。包工头说“行，回来把钢筋绑完”。

他回工棚收拾东西。一个蛇皮袋，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还有一件他一直没舍得穿的夹克。他把那个存了五年的手机号翻出来，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机揣进兜里，提着蛇皮袋出了门。

他坐火车去绵阳。从武汉到绵阳，十几个小时。他买的硬座，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山越来越高，越来越绿，隧道一个接一个。他想起刘桂芬说过，她老家在项城，但小满嫁的是绵阳人。绵阳在四川，她应该已经回去了。她应该在那儿等着他。

他掏出手机，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通了，响了两声，接了。

“大强？”

“嗯。我上车了。”

“好。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

“行。”

挂了电话，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火车咣当咣当地响着，他的心跳也咣当咣当地响着。

他到绵阳的时候是下午。出了火车站，他站在广场上，四处张望。人很多，来来往往的，他找不到她。然后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大强！”

他转过头。刘桂芬站在广场边上，穿着一件暗红色的外套，头发挽在脑后，比以前胖了一些，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她冲他挥着手，笑着，眼眶红了。

他走过去。蛇皮袋拖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他走到她面前，站住了。

两个人对看了几秒。

“你来了。”她说。

“来了。”

她伸出手，接过他的蛇皮袋。他想说不重，但她已经背在了肩上。她转身往前走，他跟在她后面。她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她一边走一边说：“小满在酒店等着呢，她对象也来了。我跟她说了你要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你还记得她吗？她那时候才这么高……”她比了比自己的胸口，“现在比我还高半个头。”

他听着她说话，看着她后脑勺上的白发。她老了。五年了。他也老了。

“大强，”她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他，“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他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他熟悉的东西——心疼。

“还行。”他说，“你呢？”

“也还行。”她说，“小满毕业了，在绵阳找了工作，她对象是公务员，人挺踏实的。我在这边一个学校食堂做饭，活不累，有寒暑假。”

他点了点头。

“大强，”她的声音低下来，“那两万块钱……”

“别说了。”他打断她，“给小满的。”

她看着他，嘴唇动了动。然后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他看见她抬手抹了一下脸。

婚礼在第二天。

小满穿着白色的婚纱，站在酒店门口迎宾。她长高了，也长开了，眉眼像刘桂芬，但比刘桂芬白净。她看见周大强，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一把抱住他。

“周叔！”

周大强被她抱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手在空中悬了一下，然后落在她背上，轻轻拍了拍。

“小满，你长大了。”

小满松开他，眼睛红红的：“周叔，谢谢你。我妈跟我说了，当年要不是你……”

“别说了。”他摆了摆手，“今天是你的好日子，高兴点。”

小满用力点头。她拉着他的手，把他往里面拽。他回头看了一眼刘桂芬，她站在门口，正看着他和小满，脸上带着笑，眼泪却往下掉。

婚礼上，周大强坐在主桌。他旁边是刘桂芬，再旁边是小满的公公婆婆。他穿着一件新夹克，蓝色的，是他来之前在镇上买的。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了。他坐在那儿，看着台上的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小满哭了，新郎笑了，台下的宾客鼓掌。刘桂芬也在鼓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擦了擦，又流下来。

周大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她。她接过去，抽了一张，捂着鼻子。

“大强，”她小声说，“谢谢你。”

他没说话。他看着台上的小满，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背着书包在工地门口等公交的小女孩。她那时候瘦瘦小小的，看见他就喊“周叔”，喊得脆生生的。他有时候会给她买一根冰棍，她接过去，先舔一口，然后笑着说“好甜”。

现在她长大了，结婚了，穿上了婚纱。她不再需要他买冰棍了。但他还是来了。

婚宴结束后，宾客们散了。小满和新郎回了新房，刘桂芬送周大强去车站。他们走在绵阳的街上，路灯亮着，梧桐树影落在人行道上，斑斑驳驳的。

“大强，”刘桂芬开口，“你明天就走？”

“嗯。工地上还有活。”

“哦。”

沉默。

“大强，”她又开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他说，“干活呗。干到干不动为止。”

她看着他。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角有皱纹，但眼睛还是亮的。

“大强，”她说，“小满结婚了。我也没什么牵挂了。你……你要是不嫌弃，我跟你走。”

他停住了脚步。

“你说什么？”

“我说，我跟你走。”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五年前我没回去，是因为小满需要我。现在她有自己的家了。我该回去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她。她站在路灯下，暗红色的外套，头发挽着，脸上有笑，也有泪。她老了，他也老了。但他知道，她还是她。那个多给他一勺菜的女人。那个给他煮荷包蛋的女人。那个靠在他肩膀上睡着的女人。

“你跟我走，”他说，“住哪儿？我住工棚。”

她笑了：“我也住过工棚。我不怕。”

“我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

“我也有手。我能做饭。你忘了？我是厨子。”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被他捂热了。

“行。”他说，“你跟我走。”

她低下头，靠在他肩膀上。街上有车经过，有行人经过，有人看了他们一眼，有人没看。但他们都无所谓。他们站在路灯下，像很多年前在郑州工地的食堂门口一样。风吹过来，带着秋天的凉意。但他们的手是暖的。

第二天，周大强回了武汉。他没有带刘桂芬——她还要收拾东西，还要跟小满告别，还要处理一些事情。他们说好了，半个月后，她来武汉找他。

他回到工地，继续绑钢筋。每天收工后，他站在工地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在等一个人。他知道她会来。也许半个月，也许二十天，也许一个月。但不管多久，他都会等。

他把手机揣在兜里，时不时掏出来看一眼。那个号码他存了五年，现在还在。他不打电话，也不发短信。他只是看着那个号码，就知道她在。

半个月后，他正在工地上绑钢筋，手机响了。他接起来，那边是刘桂芬的声音。

“大强，我上车了。明天到。”

他说：“行。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他把扎丝钩别在腰上，坐在钢筋上，笑了。他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灰都被挤掉了。旁边的工友问他：“周哥，啥事这么高兴？”

他说：“有人来给我做饭了。”

工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嫂子要来？”

他点了点头。他把手里的钢筋绑完最后一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他看着远处的天，天很蓝，云很白。他想，明天他要去火车站接她。他要穿上那件新夹克，把头发梳好，胡子刮干净。他要站在出站口，等她出来，然后接过她的包，带她回工地。

他要给她搭一个灶台。他要让她在工地上做饭，给工友们吃。他要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跟她一起坐着，吹晚风，说说话。他要握着她的手，就像以前一样。

他想，这些年他一个人扛过来了。现在有人要跟他一起扛了。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他掏出手机，把那个存了五年的号码，从“刘桂芬”改成了“桂芬”。然后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绑钢筋。钢筋在他手里弯成各种形状，一根一根，整整齐齐。他干得很快，也很稳。

明天，她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