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探讨“共和”的意义

前几年在读《史记》的时候，读着读着发现有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同样的几句话，太史公反复在提及，这在古代史家惜字如金的意识里，是很反常的，比如《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而且以后读到《齐太公世家》《晋世家》多篇世家都有二相行政、大臣行政，故曰共和类似的语句，当时也就认为在太史公的心中“共和”这个年份或者共和行政这个事件非常重要。

按照《史记》记载背景是周厉王姬胡即位后急功好利，国人不敢说话，道路以目，以至于国人暴动，厉王出奔于彘地，今山西霍州一带。然后由召公、周公共同行政，称为共和，共和十四年，周厉王去世，大臣立姬静为周宣王。

在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太史公记述共和元年（公元前841）起，中国的历史可以逐年纪事，连续承接，而这一年也是西周由盛转衰的具体表现，“是后或力政，强承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王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周天子权威彻底衰弱，政不由天子，各诸侯国逐渐强大，相继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但是后续出土的简牍文件对太史公“共和”元年的记载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比如古本《竹书纪年》以及清华简《系年》。

在《史记.周本纪》中下有司马贞《索隐》：“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说共伯和这个人篡夺了王位。这部古本《竹书纪年》是西晋出土战国一个魏王墓中的竹简，已经散佚，而且郑樵《通志》以及刘攽《资治通鉴后纪》中也引用过《索隐》这段记载，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对于“共和”记载，采取了三种论断，一是共伯和摄政，二是召公、周公共同行政，三是大臣共同执政。他认为根据各种资料记载这三种说法都合理，我认为关于陈登原解释中召公、周公行政与大臣行政是一个。只是太史公在世家中用大臣代替周公、召公了。而近年来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的部分记载，因为与《竹书纪年》有地方吻合，以至于现在很多学者倾向《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的记载，认为共伯和篡位，否定太史公写的召公、周公共和行政。 清华简《系年》第一章“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宗……。”

《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共同点在于“共和”是与共伯和有关，但是宣王的生年不同，再有一点是因为古本《竹书纪年》出自战国时魏王墓，清华简《系年》为战国楚简，普遍认为这些简牍逃过了秦始皇焚书之难，自然就比太史公《史记》有权威。

其实，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我还是认可太史公《史记》中的记载，认为“共和”即大臣共同行政，大臣包括召公、周公。

第一从太史公记载角度，太史公在《史记》各个世家中反复提及共和行政，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综合各种史料整理《史记》时，可以想象他处的时代已经面临不同的记载的取舍，而通过反复提及解释，正式对这个结论的自信。

第二，从历史合理性，虽然当时周天子权威不在，而周厉王逃奔到彘地，并没有亡国，而如果有另一个人篡王位，还有自己的年号，很难赢得各诸侯国的认可。国人暴动指的是都城内的贵族，并不是全国性的行为，所以有理由相信各国还是承认周厉王，只是政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行。等到周厉王去世，宣王才即位。我认为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周厉王去世的节点。宣王即位时间，说明各国还认可周厉王的天子地位，而且从周初开始，周公、召公共同行政也是有历史传统的。

第三今本《竹书纪年》已经被证实是一本伪书。古本《竹书纪年》已经散佚，现在的内容是从唐宋的文献中辑录出来的；清华简《系年》，现在有学者研究认为它与《铎氏微》从国别相同、年代相近、记述时限等方面具有某种关联，属于该书或是流传中的某一版本，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结合太史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提到各种旧闻时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说明太史公写《史记》时已经知道《铎氏微》这部书，证实《铎氏微》与清华简《系年》的关系，也可以说明太史公时代看见过清华简《系年》（《铎氏微》），只是有所取舍。所以就目前出现的新史料，我还是认可太史公这段记载。

从王国维提出历史二重证法（传统纸质文献加出土简牍甲骨文献）到现在历史三重证法（加上一条无文字考古遗存文物）。我认为三者应该交叉验证，而不能盲目相互否定。在看过很多历史学家证实某一观点时，尤其是关于传统文献、出土文献以及各种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过程中，我当时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这些文献文物在我们之前的某一时代，是否就有过交集已经相互论证过，才会有现在的通行流传。就像陈寿写作《三国志》时对很多历史资料进行取舍，后来裴松之注解时的很多史料陈寿是看见过的，不能以裴松之的史料与陈寿原文不同而否定陈寿。而是要将史料重新综合验证。

我不否认传统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加工处理，比如现在通行的《史记》三家合注本，导致原来三个单行注本（《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原貌不见了，张守节《史记正义》是删削最严重的，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以补注大量《史记正义》佚文为人称道；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参订史料多达三百多种，而这些史料很多都已经失传了，好在司马光又单独编写了《资治通鉴考异》指出某一史实不同史料不同记载的片段，又说明自己取舍的理由。所以即使这些史料原貌某一天再次发现，或者随着出土文献以及无文字文物的不断出现，所记载内容与通行纸质文献有某些差异，不能因为新史料出现断然否定原来的文献，因为前人也许就是在这部分史料基础上为我们流传下来这些历史记忆。这时候给当代史学家的任务是在各种史料基础进行再“加工”，以谨慎态度、方法探讨前人取舍以及记述是否合理。当然经过探索后可以得出不同结论或者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