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殡仪馆干了12年，老伴翻出件红睡衣，坐那儿哭

我在殡仪馆干了12年，见过老头老太，分被窝睡了一辈子，人走了，老伴翻出件红睡衣，坐那儿哭，念叨_你咋不早说_，我站门口没敢进

昨天晚上值班，老赵又跟我唠叨他儿子的事。

我一边擦着告别厅门口那盏长明灯，一边嗯嗯啊啊地应着。灯罩上落了灰，怎么也擦不干净。老赵说，儿子在杭州，一个月一万二，房租四千五，吃饭两千，通勤三百，剩不下几个钱。他说这些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捏来捏去，烟丝都快掉出来了。

我说，那你让他回来呗。

老赵笑了一声。回来干啥，回来喝西北风啊。

他把烟塞回烟盒里。殡仪馆里头不让抽烟，他兜里永远揣着一包，永远不拆。

我在这个殡仪馆干了十二年了。火化、整容、守夜、接待、搬抬，什么都干过。最开始那几年还觉得这工作特殊，后来就麻木了。人推进去，门一关，出来就是一盒灰。家属在外面哭，我站在旁边等着签字。日子长了，什么都不稀奇了。

但有的事，还是会卡在心里。

前两天走了一个老太太。七十八，心梗，夜里睡过去就没醒。送来的时候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她老伴跟来的，八十了，背驼得厉害，走路要人扶。三个子女站在走廊里，商量后事，声音不大，偶尔飘过来几句。

“妈那存折你看见没有。”

“在衣柜最底下那个铁盒子里。”

“爸以后怎么办。”

“再说吧。”

老头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一句话没说。手里攥着一串钥匙，铜的，磨得锃亮。他低着头看自己的鞋。那双鞋是老式的黑布鞋，鞋底已经磨得一边高一边低。

我推老太太进整容间的时候，老头突然站起来，跟了两步。我回头看他。他张了张嘴，没出声。然后又坐回去了。

后来他大女儿过来，说，师傅，我妈那件衣服能不能换一下。

我说，什么衣服。

她说，我妈柜子里有件新的，红睡衣，带花边的那种。我爸说让她穿那件走。

我说，行。

她就回去了。第二天送来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那件红睡衣。标签还在上面，没剪。我翻了一下，是好几年前的款式了，料子倒还行，叠得整整齐齐，闻着有樟脑丸的味道。

换衣服的时候，老头跟进来了。这次没人拦他。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给老太太换。我也不好说什么。他就那么站着，看着。等我把那件红睡衣给她套上，扣好扣子，理好衣领，老头忽然蹲下去了。

他蹲在墙角，两只手抱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

没有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嗓子像砂纸磨过一样。

他说，你咋不早说。

就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念叨。你咋不早说。你咋不早说。

我站在门口，没敢进。也没敢出。

那件红睡衣，标签都没剪。她买了，没穿过。藏了多少年，谁也不知道。老头也不知道。人到走了才翻出来。他蹲在那儿哭，哭得像个小孩。三个子女在外面商量存折和房子的事，没一个人进来。

我就在门口站着。站了很久。直到他大女儿进来叫他，说爸走了走了，商量事呢。

老头站起来，抹了一把脸，跟出去了。

那件红睡衣，跟着老太太推进去了。

我有时候会想，那件衣服到底压了多少年。五年？十年？还是更久。买的时候她是怎么想的。想着哪天穿给他看。还是想着哪天自己穿。结果一直没穿。藏在柜子里，藏到自己都忘了。

老头大概也不知道。

他们那一辈人，很多话不说。不说，就一辈子过去了。

我见过太多这种事了。

有一对老夫妻，分被窝睡了一辈子。真的，分被窝。两床被子，各盖各的。老太太走了以后，老头来办手续，跟我们闲聊，说他们结婚五十年，从来没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他说，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就一床被子，后来条件好了，买了第二床，就各盖各的了。习惯了。

他签完字，问我们，能不能让他再看一眼。

我说行。

他进去看了。也就看了半分钟。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老太太的一根头绳。那种黑色的，带松紧的。他说，这个你们不要了吧。

我说，不要了。

他就装兜里了。

后来我听说他一个人又过了七年，走的时候是夏天，邻居闻到味儿才报的警。他那七年怎么过的，没人知道。那根头绳还在不在，也没人知道。

我们这行有句话，叫“死人好送，活人难办”。说的是遗体处理有流程，按规矩来就行。麻烦的是活人。活人有情绪，有要求，有说不出口的东西。

上个月来了一家人。老太太走的，八十三，摔了一跤，脑出血。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从进大门就开始吵。

老大说，妈的后事我来办，钱我出。老二说，你出什么出，上次爸走就是你出的，这次该我了。老三不吭声，站旁边抽烟。女儿也不吭声，低头看手机。

他们吵了一个多小时。吵的不是钱，是面子。谁出钱谁有面子，谁出钱谁说了算。最后老大拍板，说他出。老二脸都绿了，甩手走了。

老大来签的字。签完字问我，师傅，我妈走得痛苦不痛苦。

我说，走的时候应该没什么感觉。

他点点头，说，那就好。

然后他站在走廊里，掏出手机打电话。声音很大，说，都安排好了，我出的钱，你们放心。挂了电话，他靠墙站着，看了会儿天花板。

那会儿是下午三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闭了一下眼。

就闭了一下。

再睁开的时候，又是个没事人。

你说他不难过吗。肯定难过。但那点难过，很快就被别的东西盖过去了。面子，账本，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点较劲。人还在的时候，这些也都在。人走了，这些还在。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行看的不是死人，是活人怎么应付死人。

我们殡仪馆分好几个区。告别厅、火化间、骨灰寄存处、整容间。我各个岗位都待过。见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老头老太太。他们那一代人，好像特别能忍。忍了一辈子。忍到最后，忍出一件没穿过的红睡衣。

有个老太太，我印象特别深。她来送她老伴。老伴走的时候七十九，她七十六。那天她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别了个黑卡子。她一个人来的，子女都在外地，赶不回来。

办手续的时候，她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她说，同志，麻烦你给老头刮个胡子。他爱干净。

我说，放心。

她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刮胡子。后来老了，手抖，刮不动了，就让我给他刮。我给他刮了十几年。

我说，您手艺好。

她笑了一下。说，刮不好，他老嫌我刮不干净。但他不说，就摸摸下巴，说还行。

她说完这句，停了一下。然后说，其实他嫌，我知道。

签完字，她要去看看。我陪她进去。老头躺在那儿，胡子已经刮干净了。她站在旁边，弯着腰，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一下老头的下巴。

就摸了一下。

她说，这次刮干净了。

然后她站直了，说，走吧。

我送她到门口。她说谢谢。我说不客气。她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同志，你说人走了到底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说，我觉得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话。

她走了。那天风大，吹得她灰白的头发有点乱。她没管，就那么走了。

后来我查了一下记录，老头是晚上走的。走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听说是睡着睡着，人就没了。老太太说，她半夜醒了一下，看他睡得挺沉，就没叫他。早上起来，人已经凉了。

她就那么陪着他躺了一夜。

这些事，我都记得。你说我记这些干什么。没什么用。但就是记得。

我师父老孙，在这个行当干了三十多年。他退休那年我问他，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嘴要严，心要软，腿要勤。

我说，怎么讲。

他说，嘴严，是别人的家事不要外传。心软，是看见惨的别麻木。腿勤，是能跑就跑，别让家属等着。

他又说，还有一条，他没做到。就是别往心里去。

他说他干了三十年，还是往心里去了。有一年冬天，他给一个五岁的小孩整容。车祸，撞得不成样子。他花了四个小时，一针一针缝。缝完了，小孩看着像睡着了。他出来，蹲在雪地里抽了一包烟。

他说从那以后，他就知道这活干不长久了。

他退休以后，在郊区包了块地，种菜。我偶尔去看他。他蹲在地里拔草，腰弯得很低，背晒得黑红。他说，种菜比送人强。菜死了还能肥田，人死了就是死了。

他种的最多的是西红柿。他说西红柿好活。摘下来，擦擦就能吃。酸甜的，像活着的味道。

我问他，孙师傅，你怕死吗。

他说，不怕。就是不想。

他说，看多了，就觉得死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没活明白。他说他有一年送过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走之前把后事都安排好了。穿什么衣服，放什么音乐，骨灰撒哪儿，都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压在枕头底下。子女翻出来的时候，哭成一片。

他说，那个老太太是活明白的。

我说，那件红睡衣也是活明白吗。

他想了想，说，那不一样。那是没活明白。憋了一辈子，憋到死。

我说，那老头呢。

他说，老头也没明白。两个人都不说。都不说，就都不明白。

他说完，低头拔草。拔了一会儿，又说，但你说他们不爱吗。也不是。就是不会说。

我觉得他说得对。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也不太会说。

我今年四十三。我爹七十一。他在老家，我在城里。我一个月打一次电话，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他问我吃了吗，我说吃了。他问忙不忙，我说忙。他说那行，你忙吧。就挂了。

上次回去，我看见他床头放着一盒药，治膝盖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老毛病。我说去医院看看。他说不用，花那钱干啥。

我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我说，回去吧。他说，嗯。我走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那儿。背驼着，像一棵老树。

我突然想，我爹有没有什么没说的话。有没有一件藏着没穿的“红睡衣”。

我不知道。我不敢问。

回到殡仪馆这边。

前阵子来了个老头，八十整。走的时候是凌晨，独居，邻居早上发现门没关，进去一看，人躺在地上，已经凉了。法医来了，说是心梗，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

通知了子女。大儿子从上海飞回来，二女儿从广州飞回来。两个人见面就哭。哭完了，开始翻东西。

翻什么呢。翻存折，翻房产证，翻老头平时放钱的盒子。

翻出来一个铁皮盒子，生了锈。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现金，旧的，捆得整整齐齐。数了数，三万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给孙子孙女的，一人一半。”

大儿子拿着纸条，愣住了。二女儿也愣住了。

他们不知道老头攒了这笔钱。老头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一个人住，吃得很省。听邻居说，他早上就吃馒头咸菜，中午煮碗面，晚上有时候不吃。省下来的钱，全塞那个铁盒子里了。

大儿子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

“别吵架。”

就这三个字。

二女儿拿着纸条，蹲在地上哭。大儿子站在旁边，没哭。他把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说，一人一半吧。

二女儿说，我不要。

大儿子说，爸写的，一人一半。

二女儿说，我不管，我不要。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在老头还没凉透的屋子里，为了三万二吵架。纸条上那三个字，他们看了，但没看进去。

我站在门外等着。等他们吵完了，我进去把老头抬走。

抬的时候，我看见老头的手。指甲很长，没剪。指甲缝里有泥。大概是前几天浇花的时候弄的。他那点爱好，就是养几盆花。阳台上摆了一排，月季，茉莉，还有一盆快死的君子兰。

他走了，花也没人管了。

我出来的时候，跟大儿子说，您父亲阳台上那几盆花，要不要处理一下。

他愣了一下，说，扔了吧。

我说，那盆君子兰还活着。

他说，扔了吧。

我没再说话。

那盆君子兰后来我搬回宿舍了。养了两个月，还是死了。可能是我不会养。也可能是它认人。

还有一对老夫妻，是我们这儿的“常客”。老头先走的，老太太来办的手续。过了三年，老太太也走了，子女来办的手续。子女说，我妈走之前交代了，骨灰跟爸放一块儿。

我们查了一下，老头骨灰还在寄存处。三年了，一直没人来取。子女在外地，一直没顾上。

合葬的时候，子女都来了。大儿子捧着两个盒子，放进同一个格子里。他放的时候，手有点抖。放完了，退后一步，看着那个格子。

他妹妹说，哥，你说爸妈这辈子，值吗。

他没回答。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值不值，这是个大问题。我们这些人，天天跟“走”打交道，反而更不知道“活”值不值。你说老头老太分被窝睡一辈子，值吗。你说那件红睡衣藏了一辈子，值吗。你说那三万二省吃俭用攒下来，子女拿来吵架，值吗。

我没法说。

我只知道，来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账。有的账算得清，有的算不清。算不清的那些，最后都跟着推进去了。

我给你们算几笔账吧。

第一笔，是时间的账。

那个穿红睡衣的老太太，七十八岁走的。她老伴八十。两个人结婚，大概是四五十年前。那时候一件睡衣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买那件睡衣的时候，肯定不算便宜。她把它压在柜子底下，一压就是好几年。这几年，是多少天。一天一天算下来，是几千天。几千天里，她有多少次可以拿出来穿。她没有。她等。等到最后，也没穿上。

这笔账怎么算。算不出来。时间花了，但没花在刀刃上。时间花了，但花在了“等”上。等什么呢。等一个合适的日子。等一个说出口的机会。等来等去，等到了殡仪馆。

第二笔，是钱的账。

我见过一个老头，退休金一个月六千。在城里不算多，在老家算不错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老头自己过，每个月花不到两千。剩下的四千，分成三份，给三个孩子。每个孩子一千多，不多，但他月月给。给了十几年。

后来老头病了，住院。三个孩子轮流来照顾。老头说，你们别来了，请护工吧。

孩子们说，那哪行，我们自己照顾。

老头说，护工一天两百，我出得起。

孩子们还是来了。来了以后，在病房里算账。算谁照顾得多，谁照顾得少。算老头的医药费怎么摊。算老头以后不能动了怎么办。

老头躺在病床上，听着。没说话。

有一天，他把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说，我柜子里有个折子，里面有十五万。你们三个分了吧。分完了，就别来了。

三个孩子愣住了。

大儿子说，爸你说啥呢。

老头说，我说得不够清楚吗。钱分了，你们各过各的。我不用你们管。

二儿子说，那怎么行。

老头说，怎么不行。我养你们小，你们不用养我老。我自己能行。

他后来真的自己行了。出院以后，请了个护工，一天两百。护工照顾了他三年。三年下来，花了二十多万。他那点积蓄花光了，房子也抵押了。走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他把他们叫到跟前，说，我不欠你们的了。

这句话，是他最后一句。

三个孩子站在床边，没人说话。

那笔账怎么算。老头一个月给一千多，给了十几年。加起来十几万。他最后花了二十多万请护工。算下来，他亏了。但他说他不欠了。这个“不欠”，是钱的事，还是情的事。

我不知道。

第三笔，是面子的账。

我见过一家人，老太太走了。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有钱。老大开厂，老二搞房地产，老三在体制内。老太太的葬礼，办得很大。花圈摆了几十个，来的人乌泱乌泱的。三个儿子轮流守灵，一个比一个哭得响。

出殡那天，老大请了锣鼓队，吹吹打打。老二租了十辆豪车，排成一条龙。老三订了最好的骨灰盒，汉白玉的，好几千。

老太太生前住哪儿呢。住老大家的老房子，一个人。老大忙，一个月来看一次。老二在省城，一年回来两趟。老三倒是近，但老三媳妇跟老太太不对付，很少来。

老太太走的时候，是邻居发现的。一个人在家，摔了，没人知道。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葬礼上，三个儿子哭得撕心裂肺。旁边的人说，这老太太有福气，三个儿子这么孝顺。

我站在后面，没说话。

那场葬礼花了十几万。十几万，够老太太请多少年保姆，够她住多少次院，够她吃多少顿好的。但这十几万，花在了葬礼上。花给了活人看。

这笔账怎么算。算给谁看。

第四笔，是情的账。

我刚工作那会儿，送过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走的时候，老伴还在。两个人感情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老太太病了三年，老头照顾了三年。喂饭，擦身，端屎端尿，全是他一个人。子女要请护工，他不让。他说，我照顾她，我放心。

老太太走的那天，老头握着她的手。一直握着。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还在握。我们说，大爷，该走了。他说，再等会儿。等了十分钟，他松手了。

他站起来，晃了一下。我扶了他一把。他说，谢谢。

他出去以后，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的，两个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前。他看了一眼，包起来，揣兜里了。

然后他站起来，去办手续。签字的时候，手一点不抖。字写得工工整整。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师傅，麻烦你们了。

我说，您节哀。

他说，我不哀。她走了，不受罪了。我替她高兴。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干的。

但我看见他转身的时候，肩膀垮了一下。就一下。然后他又挺直了，走了。

那笔情的账，他算了三年。算得清清楚楚。他不欠她的。他照顾了她三年，把能给的都给了。所以她走的时候，他不哭。哭不出来。

但那个手绢包，他一直揣着。揣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第五笔，是亏欠的账。

这个账，是我自己的。

我爹七十一了。我娘走得早，走的时候我还没成家。我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他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我考上学，他说，行。我找到工作，他说，行。我结婚，他说，行。我生孩子，他说，行。

他只会说“行”。

我娘走的那年，我十八。我爹四十六。有人劝他再找一个。他说，不找了，麻烦。后来我知道，他是怕我受委屈。

我工作以后，想接他来城里。他不来。他说，城里住不惯，没地方串门。我说，那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他说，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好着呢。

他好着呢。膝盖疼，不说。血压高，不说。感冒了，自己找点药吃，也不说。我打电话问，他说，没事。我说，那行，我挂了。他说，挂吧。

挂了以后，我有时候会坐一会儿。想他一个人在老家干什么。看电视？睡觉？还是坐在门口发呆。

我娘的照片，他摆在床头。擦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我回去，看见照片前面放着一个苹果。红红的，洗过的。我问他，这是干啥。他说，你娘爱吃苹果。

就这一句。

我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回到城里，晚上躺床上，突然想起这个事。我娘走了二十多年了。我爹还记得她爱吃苹果。他每天放一个。她吃不到。但他放。

这算什么呢。算情，算亏欠，还是算习惯。

我说不清。

我有时候想，我爹有没有什么没说的话。有没有一件藏着没穿的“红睡衣”。

我不知道。我不敢问。我怕问了他也说不出来。也怕他说出来，我接不住。

我们这代人，跟我爹那代人，其实差不多。都不会说。说了怕矫情，不说又憋得慌。憋到最后，就剩一个苹果，摆在照片前面。

我写到这儿，停了很久。

窗外有车经过。灯光扫过天花板，又暗了。隔壁宿舍的老赵在打呼噜。他今年五十六，儿子在杭州，刚才说的那个。他老伴去年走了，也是心梗。他没跟我说过。我听别人说的。

他老伴走的那天，他还在上班。接到电话赶回去，人已经送医院了。没见上最后一面。

后来他照常上班。该搬抬搬抬，该值夜值夜。没人看见他哭过。只是有一次，他搬一个老太太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这个跟我老伴差不多重。

旁边的人没接话。他也没再说什么。

老赵现在一个人住单位宿舍。他儿子让他去杭州。他不去。他说，去了干嘛，添乱。他兜里那包烟，一直没拆。他戒了，但一直揣着。他说，揣着踏实。

我不知道那包烟对他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也不意味。就是个习惯。

但有时候，习惯就是一个人全部的故事。

我们这行干久了，会有一种错觉。觉得生死都是平常事。每天有人走，每天有人哭。你站在旁边，看着，听着。时间长了，就觉得没什么了。

但有些事，还是会突然扎你一下。

比如那件红睡衣。

比如那个蹲在墙角说“你咋不早说”的老头。

比如那根头绳。

比如那个苹果。

比如老赵那句“这个跟我老伴差不多重”。

这些事不大。但就是扎你一下。扎完了，你继续干活。继续搬抬，继续擦灯罩，继续听家属吵架。

日子还在过。

有人说，你们这行积德。送人最后一程。

我说，谈不上。就是一份工作。跟别的活一样。有苦有累，有委屈，有干不下去的时候。但干久了，也就干下去了。

我师父老孙种西红柿。我有时候去看他，他在地里干活，我坐田埂上抽烟。他不抽烟了，但也不管我。两个人就那么待着。偶尔说两句，大部分时候不说话。

有一次我问他，孙师傅，你干了三十年，最忘不了的是什么。

他蹲在那儿，拔了半天草，说，有一年，一个小姑娘，六岁，白血病。走的时候，她妈给她穿了一件红裙子。她妈说，她最喜欢这件裙子，一直舍不得穿。走的时候穿上，让她漂漂亮亮的。

他说，那裙子也是新的。标签也没剪。

他说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走吧，吃饭。

那顿饭吃的什么，我忘了。但那件红裙子，我记住了。

六岁的小姑娘。红裙子。标签没剪。

你说这跟那件红睡衣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都是藏着的东西。都是没来得及穿的东西。都是活着的时候舍不得，走的时候才舍得的东西。

你说这些东西值多少钱。不值多少。但你说这些东西不值钱，那什么值钱。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每次看到这种事，我都会想起我爹。想起他床头那个苹果。想起他一个人坐在门口的样子。想起他说的那个“行”。

我想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膝盖还疼不疼。问问他药吃了没有。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但我打了他也只会说“没事”。我也只会说“那行”。

然后挂掉。

我们父子俩，就这样。

我写到这儿，又停了。

天快亮了。殡仪馆的早晨来得早。五点就有人来排队。火化间的师傅已经开始预热炉子。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焦味。闻久了，就不觉得了。

我今天还要去接一个遗体。听说是早上走的，老太太，八十二。子女还没来。我要先去把人接回来。

我穿上工作服，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四十三了。鬓角有白的了。眼角有纹了。干这行干的，老得快。

我出门的时候，看见老赵坐在台阶上。手里还是那包烟。他看见我，说，出车啊。

我说，嗯。

他说，路上慢点。

我说，知道了。

我走了几步，回头。他还坐在那儿。天还没大亮，他的轮廓模模糊糊的。

我突然想，老赵会不会也有一件“红睡衣”。藏在他心里，藏了很多年。没人知道。他老伴也不知道。现在老伴走了，那件“红睡衣”就永远藏着了。

我上了车。发动。后视镜里，老赵还坐在台阶上。

车开出去。路上没什么人。路灯还亮着。天边有一点点白。

我开到那个老太太家楼下。敲门。开门的是她老伴。八十多岁的老头，背驼着，穿着件旧棉袄。

他看见我，说，来了。

我说，来了。

他让开身子，让我进去。老太太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脸上盖着一块白布。我走过去，掀开布看了一眼。很安详。

老头站在旁边，说，她走的时候没受罪。睡着睡着就走了。

我说，那就好。

他说，她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跟着我，苦了一辈子。

我说，您别这么说。

他说，真的。年轻的时候穷，吃不上穿不上。后来条件好了，她又病了。也没享上福。

他停了一下，说，我给她买了件衣服。在柜子里。新的。她没穿过。你给她换上吧。

我说，行。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袋子。我打开一看。

是一件红毛衣。带花的。标签还在上面。

我拿着那件红毛衣，站在那儿。老头站在旁边，看着我。

他说，买了好几年了。她一直舍不得穿。说等过年穿。等来等去，没过上年。

他说，你给她穿上吧。

我说，好。

我弯下腰，给老太太换衣服。老头站在门口，看着。我给她套上那件红毛衣。扣好扣子。理好衣领。红色的毛衣，衬得她脸色好了一点。

老头看着，说，好看。

他说，她穿红的好看。

他说完这句，转过身，走出去了。

我听见他在客厅里咳嗽了一声。然后没声音了。

我站在床边，看着老太太。那件红毛衣，新的。标签还没剪。

我想起那件红睡衣。想起那个蹲在墙角的老头。想起那句“你咋不早说”。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剪刀，把标签剪了。

剪下来的标签，我放在床头柜上。

那个小小的纸片，上面印着价格。几十块钱。也许一百多。我不知道。但那个数字，不重要了。

我出门的时候，老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个茶杯。茶已经凉了。

他看见我出来，站起来。

他说，师傅，谢谢。

我说，不客气。

他说，你说她知不知道。

我说，知道。

他说，那就好。

我扶着他，出了门。楼道里很暗。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

走到楼下，他停住了。

他回头看了看楼上。然后说，走吧。

我说，您去哪儿。

他说，我去买点菜。中午孩子们回来。

我说，好。

他走了。背驼着。慢慢地走远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他的背影。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在他身上。那件旧棉袄，灰扑扑的。

我上了车。发动。后视镜里，那个背影越来越小。

我开回殡仪馆。老赵还在台阶上。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他旁边多了一个老头。是昨天来的那个，送老伴的。两个人坐在台阶上，没说话。

我把车停好。走过去。老赵看见我，说，回来了。

我说，嗯。

他说，顺利吗。

我说，顺利。

他说，那就好。

我坐下来。三个人坐在台阶上。天亮了。殡仪馆开始热闹了。有人哭，有人烧纸，有人抬花圈。新的一天开始了。

老赵掏出那包烟，捏了捏。又放回去了。

旁边的老头看了一眼，说，给我一根。

老赵说，你不是不抽吗。

老头说，今天想抽。

老赵拆开那包烟。抽出一根，递给他。又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说，我不抽。

老赵说，拿着吧。

我接过来。没点。就拿着。

三个人坐在台阶上。两根没点的烟。一根点了。

老头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咳完了，他说，这烟，真冲。

老赵说，放了两年了。

老头说，怪不得。

他把烟夹在手里，看着它烧。烧到一半，他说，我老伴最烦我抽烟。她说烟味呛人。我戒了二十年。今天想抽一根。

他说完，把烟掐了。

老赵说，戒了好。

老头说，嗯。戒了好。

太阳完全出来了。照在身上，有点暖。

我手里的烟，一直没点。

我想着那个老太太，穿着红毛衣，躺在里面。那个老头，去买菜了。中午孩子们回来。他们会吃饭。会聊天。会说起老太太。也许还会哭。也许不哭。

日子还在过。

我站起来，把烟装兜里。老赵说，干嘛去。

我说，干活去。

他说，去吧。

我走进殡仪馆的大门。里面有人在等我。新的遗体送来了。新的家属在哭。新的账本在翻开。

我穿上工作服。戴上手套。推开告别厅的门。

里面冷气开得很足。灯很亮。有人躺在那儿。有人站在旁边。

我走过去。

开始干活。

那根没点的烟，还在我兜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点它。也许不会点。就那么揣着。

像老赵揣着那包烟。

像那个老头揣着那根头绳。

像那个老头揣着那个苹果。

像那个老头揣着那件红毛衣。

像那件红睡衣。

藏在柜子里。

藏了一辈子。

标签还在。

你咋不早说。

就这一句。

我站在告别厅里。看着面前的人。想着那件红睡衣。想着那个蹲在墙角的老头。想着那根没点的烟。

我站了一会儿。

然后弯腰。

开始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