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民进党在选情不利时，把选举重点从政绩比拼转向对对手的消耗，通过司法和舆论手段改变竞争条件，让对手没法按正常方式打选战。这种做法在彰化表现为司法寒蝉效应，在台北表现为对候选人全家的舆论围攻，两处操作合起来，就是要让“蓝营”在投票日前失去战斗力。
先看彰化。谢典霖案的争议不在谢家是否完全清白，而在司法标准模糊和时机选择。餐叙发生在2026年6月23日，是谢典霖在县议会内举办的餐叙，摆了十余桌，邀请溪湖镇里长、农会干部等地方人士参加。这个时间距选举还有好几个月，检调没有立即行动。等到选举进入倒数阶段，彰化地检署才大动作搜索、约谈、声押，谢家父子被收押禁见，母亲交保。
对比黄世杰案更能说明问题。民进党籍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在农田水利单位举办的活动中身穿竞选背心出席，其父也在场，民进党官员登台批评现任市长张善政、带领全场高喊黄世杰当选。这比起谢典霖的餐叙，公款请客、为私人助选的痕迹更明显，但黄世杰至今安然无恙。
再看台北这一头，蒋万安面对的是另一种类型的规则改写。他在民调中长期大幅领先，街头民调43票对31票领先沈伯洋，网络投票超过五成看好他连任。正面拼政见拼不过，“绿营”的做法就从攻击他本人扩大到攻击他的家人。从炒作长子蒋得立的交换生资格，到翻出妻子石舫亘九年前在APEC活动上说的一句“Chinese Taipei”——这句话就是台湾参与APEC的正式会员名称，连劳动部长洪申翰都承认这一点——攻击手段不断降级。有分析人士指出，“绿营”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推出的候选人沈伯洋，其个人民调与市政政见均难以与蒋万安抗衡，选情明显落后。“绿营”真实目标放在把这场选举变成2028前哨战上，赢下台北市长退居通过持续攻击蒋万安，使他无暇顾及全台辅选，限制其政治能量的外溢效应。
蒋万安遭遇的围攻，是“绿营”提前布局的消耗战，目的是在台北拖住“蓝营”最具潜力的政治人物，让他把精力耗在防守家人上，难以抽身帮全台“蓝营”候选人拉票。
蒋万安的应对方式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本。他说“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这话听着平淡，但放在当前环境里，恰恰是一种有效的防守姿态。“绿营”越是把选战打成“家战”，他越不接招，中间选民的感受会落在“民进党太难看”这一边，“蒋万安有问题”的说法难以成立。一个满意度接近七成的现任市长被对手追着打家人，正常人的反应会做出选择。但“蓝营”内部也有清醒的声音。有分析指出，蒋万安如果一直采取冷处理态度，支持者认为他稳赢就不出门投票，不仅影响他自己的得票，还会连带影响“蓝营”议员选情。民进党在台北市议员选区的策略很清楚，就是用沈伯洋的高声量把“绿营”支持者催出来，同时通过攻击蒋万安家人来压低他的投票率。蒋万安需要做的不只是防守，还要在市政成绩的基础上主动出击，让选民看到他不仅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更是一个能做事的人。
不难看出，彰化的司法动作和台北的舆论围攻，操作方式都一样，民进党在选情不利时，把改变竞争基础条件、压缩对手活动空间作为主要手段，提升政绩竞争力反而退居其次。在彰化，司法手段让在野党候选人不敢办活动、不敢发便当、不敢花钱，组织动员能力被直接掐断。在台北，舆论手段让现任市长的家人成为攻击靶子，消耗他的政治能量，即使民调领先也要付出防守成本。这套做法建立在选民看不出来的假设上。
蒋万安那边的情况类似。当“绿营”攻击的靶子从市长本人扩大到未成年子女和妻子的过往言论时，攻击者自己反而在暴露动机。台湾过去的选举经验也支持这个判断。2008年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被指控在哈佛图书馆“偷报纸”，最后马英九以超过765万票胜选。2018年韩国瑜的两个女儿在网络上被频繁攻击，结果韩国瑜在高雄击败陈其迈。在选举中动辄攻击对方候选人的家人，恰恰说明动用的那一方在政见和魅力上都难有压倒性优势。这个规律在台北市长选战中同样适用：蒋万安的民调优势越明显，“绿营”的攻击手段就越极端，而极端手段越频繁，中间选民的反感就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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