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的肿瘤翻身仗，底牌在中国吗

吴妮 | 撰文

又一 | 编辑

9月，GSK在肿瘤领域连续出手：月初拿下和黄医药KRAS-EGFR ATTC的海外权益，月中又从恩沐生物引进一款三抗TCE，增厚血液瘤管线。

一位研发人员分析称：“GSK的BCMA ADC一波三折，2020年上市，后因确证性III期DREAMM-3试验失败被撤市，2025年再度上市。在竞争激烈的多发性骨髓瘤市场，他们可能发现BCMA ADC推不动了，想布局下一代管线。血液瘤中的TCE和CAR-T都有前景，但一般会优先考虑TCE。”

GSK此前已与恩沐生物合作过一次——这已成为当下MNC的共同策略，一旦验证了平台或团队能力，便倾向于与同一合作方持续合作，以更低的磨合成本、更快的速度补齐管线。

而验证平台或团队能力最直接的标尺，是临床结果。

GSK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正反馈。

在刚落幕的WCLC上，翰森与宜联分别公布了B7-H3 ADC用于二线小细胞肺癌治疗的III期阳性结果，OS HR均为0.46，共同验证了该靶点的成药性。GSK早在2023年12月通过授权合作拿下了翰森B7-H3 ADC 药物的海外权益。这一数据让B7-H3 ADC赛道骤然升温，也让GSK在中国资产上的押注更受关注。

在MNC中，GSK并非专利悬崖最急迫的公司，但对肿瘤业务的需求十分强烈。

这种急切不仅体现在对中国资产的频繁引进，也体现在策略的变化。

年初Luke Miels刚刚接任GSK CEO，他表示理想的交易规模在20亿到40亿美元之间，关注“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非主流资产。

但到了7月，GSK打破自己“补强型收购”的交易逻辑，以106亿美元收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Nuvalent。

GSK在肿瘤领域势在必得，除了加固血液瘤的基本盘，肿瘤版图从血液癌症、妇科癌症拓展至肺癌、消化道癌症。

当年阿斯利康经历十年低谷，靠肿瘤业务翻盘，成为一段经典。而GSK何时会迎来自己的“Enhertu时刻”呢，会有中国药企的贡献吗？

从AZ吸纳高管，从中国挖管线

专利悬崖、肿瘤管线薄弱、内部高管缺乏转型经验——GSK眼下的困局，阿斯利康十几年前也经历过。如果当年没熬过来，阿斯利康可能已经被辉瑞收购，成为其一部分。

阿斯利康当时把翻盘的希望押在了原本不占优势的肿瘤上。2013—2017年，肿瘤领域的研发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从29%提升至43%，奥希替尼、奥拉帕利、度伐利尤单抗、阿卡替尼相继被推进，成为翻盘主力。2019年又与第一三共合作引进德曲妥珠单抗（Enhertu），再上一个台阶。

几乎所有面临专利悬崖的 MNC，都在琢磨怎么像阿斯利康那样翻一次身，以新的增长引擎接续到期专利，重新打开上升空间。

GSK与阿斯利康同为英国药企，近年来多位加入GSK的高管有阿斯利康背景。2017年，原阿斯利康执行副总裁Luke Miels加入GSK，今年升任CEO。2023年，原阿斯利康的VP、IR Head Chris Sheldon也履新GSK全球BD负责人，还有两位肿瘤方面的BD总监有AZ背景。

所以GSK如今的打法，带着当年阿斯利康的影子。

ADC是阿斯利康在临床开发和商业化上验证过的强项，也是Chris Sheldon熟悉的方向——他在阿斯利康期间，参与评估并论证了与第一三共的两项重磅ADC合作。Chris Sheldon到GSK后授权引进的第一个ADC，是翰森的HS-20089（B7-H4 ADC）。

GSK选这个标的很有讲究，一方面，阿斯利康也有B7-H4 ADC，可谓真正意义上的“知己知彼”，具备对打优势。另一方面，B7-H4 ADC正在开发的卵巢癌、子宫内膜癌本就是GSK在实体瘤领域有布局的适应症。

GSK现如今的情形，比当年的阿斯利康好很多，专利悬崖集中在2028年至2030年，目前还保持着一定增速。2026上半年，GSK特药业务营收70.08亿英镑（93.92亿美元），同比增长14%，HIV、肿瘤、呼吸免疫管线同步实现稳健双位数增长；专利悬崖集中在2028年至2030年。

而差的地方在于，GSK自研肿瘤几乎空心。

阿斯利康当年手里有奥希替尼级别的自研苗子。GSK在小分子靶向药时代也做出过BRAF、HER2/EGFR、多靶点TKI等实打实的肿瘤药，但2014年，GSK把肿瘤业务卖给了诺华，肿瘤研发的连续性就此断裂。后来GSK内部主导开发的BCMA ADC Blenrep，其实ADC技术部分也是来自Seagen授权。而且Blenrep经历过III期失败、撤市，销量始终有限，远未成为支柱。

所以，GSK比当时的阿斯利康更依赖BD。

如果从地域来看，GSK与中国药企的BD交易笔数是最多的，2023—2026年至少9笔。

除了肿瘤，在HIV、呼吸免疫与炎症等GSK的优势领域，也引进了不少中国资产。GSK与恒瑞那笔125亿美元的交易里，核心产品HRS-9821是COPD领域潜在同类最优的PDE3/4抑制剂，补强GSK呼吸管线。

GSK与中国药企的交易呈现出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产生复购，GSK对中国资产的态度，已经从审慎尝试转向系统性下注。第二个趋势是越来越临床早期，意味着对平台能力的信任，但也对应着低首付、高里程碑。

同时，海外临床数据、海外开发团队和临床能力是明显的加价项。在Aiolos Bio之后，今年1月GSK再一次“被中间商赚差价”，GSK以22亿美元收购RAPT Therapeutics，获得一款IgE抗体。而这一管线是RAPT在2024年从上海济煜医药引进的。中国资产一旦有了海外数据/海外团队，GSK不介意支付更高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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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Enhertu级资产会来自中国吗？

GSK以106亿美元收购Nuvalent，一笔交易就超过其所有中国交易首付总和。

这笔交易核心资产是NVL-655（ALK） 和 NVL-520（ROS1），两款针对 NSCLC 两种驱动突变的口服小分子抑制剂。

这一交易非常符合CEO Luke Miels在2月首次财报电话会上提到的业务拓展方针——寻找“科学机制已相对确立”的领域，并致力于改进现有疗法。

NVL-655和NVL-520虽然针对的是两个细分的突变类型，但围绕现有TKI的脑转移、耐药突变等痛点设计，都已完成临床试验，NVL-520已上市，NVL-655PDUFA目标日期在11月。这笔交易GSK是在买现在，所以十分干脆，且大手笔。

而GSK从中国买的早期分子偏多，“买未来”本就伴随更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看，B7-H3 ADC是这批资产中走得最靠前的一个。

B7-H3 ADC赛道比较拥挤，5家进入临床三期，翰森处于第一梯队，前面有进度更快的第一三共/默沙东，同期有宜联/罗氏，后面有映恩/BioNTech等。三期OS已经读出，靶点验证这一步迈过去了。各家的抗肿瘤效力不能跨研究分析，真正的分化要等到联合治疗、全球三期和更多瘤种的扩展，这正是MNC的责任。后面就要靠GSK自己。

B7-H4 ADC则仍空旷，主战场是卵巢癌、子宫内膜癌。但这两个适应症本身属于较小癌种，天花板有限。它可以是补充，却未必能独自撑起“Enhertu级”期待。

把这两个管线推向临床三期的同时，GSK也在做突破性布局。

9月3日，GSK从和黄医药引进了一款KRAS-EGFR ATTC，意在早期卡位肿瘤的下一代靶向策略。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和黄ATTC平台的差异性在于，尝试在毒素之外引入靶向小分子抑制剂作为载荷，利用抗体实现肿瘤局部递送。这一思路并非无人提及，但多数停留在理论或早期探索层面，和黄在这条路径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GSK愿意为这种早期卡位买单，说明它对中国平台的早期执行效率和差异化能力抱有期待。

GSK通过引进恩沐的三抗，也是在血液瘤领域进行下一代TCE布局。多发性骨髓瘤的TCE竞争更激烈，双抗已建立临床标准，BCMA×CD3、GPRC5D×CD3双抗均已上市，强生、罗氏等占据先发。三抗TCE现在还没有获批上市的，代表是已进入临床三期的强生的BCMA×GPRC5D×CD3三抗。如果三抗能证明优于双抗，GSK就能真正的在MM后线占一席。

这些中国资产被引进后，需要用时间来走向两个结局。第一种，成为分母，填补管线数量、丰富故事、支撑估值，但最终销售有限、退居二线，GSK的翻盘仍需其他确定性资产支撑。第二种成为真正驱动GSK肿瘤增长的重磅分子。

中国已经取代日本和欧洲，成为 MNC 最密集的引进来源。MNC一旦有需求，就会对中国药企做地毯式梳理，真正的好药很难被漏掉。其中有出于竞争卡位而跟进的，未必是同类最优，但不能缺席，比如 PD-1/VEGF 双抗，也有不少具备 first-in-class 潜力的。

我们真正期待的，不只是把资产卖出去，而是复现Enhertu时刻，那才算中国创新药真正站稳位置。这需要中国药企和MNC互相成就，中国资产要能打，MNC也要有做出重磅药物的野心和本事。

参考：每周5分钟了解一家MNC的外部合作部门—GSK，BD 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