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9月23日，“三星堆─金沙与周边文化交流”专业沙龙在北京举行。在此次活动中，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唐淼接受了记者专访，就如何阐释与传播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价值、古蜀文明的本土根基以及外来文化交流等问题分享了深刻见解。
考古与传播“双向奔赴”
让古蜀文明传播事半功倍
在谈及如何阐释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价值时，唐淼指出，价值的阐释和传播分为提炼、阐释、转化和传播四个步骤。他认为，提炼和阐释是整个传播工作的基础，而转化和传播则是手段，“任何手段都不能脱离基础而独立存在”。为了夯实这一基础，他呼吁考古人与传播人应亲密携手，共同向前。“考古人可以多走一步，除了撰写受限于体例的学术报告和论文之外，还可以撰写一些发掘手记，让基础材料更加生动且有血有肉。”同时，传播者也应该向考古学迈进一步，掌握一定的考古学知识。这样在进行文化转化时，传播者就能清楚哪些话题可以探讨，从而在转化过程中准确捕捉遗址中的重要“爆点”，使价值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外，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作为古蜀文明最重要的一对“双子星”，在对外传播时必须要具备完整的叙事性，解答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唐淼强调，如果仅将视野局限于这两个遗址，接受者尤其是海外受众往往会产生疑虑，误以为这些繁盛的青铜文明是毫无根基、突然出现又突然结束的。“文化传播必须保留一定篇幅系统性地介绍古蜀文化的发展脉络，通过体系化的传播为遗址提供深厚根基，并有力回应外界关于三星堆的其他猜测与说法。”唐淼说。
兼收并蓄与脉络可寻
深厚本土根基中的多元交流
古蜀文明不仅有着辉煌的青铜器，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更体现在绵延不绝的本土根基之中。唐淼表示，成都平原的先民在特定历史时段会根据环境进行不同的创新创造，例如在水患较多的宝墩和三星堆时期修筑城墙，而晚期水少时则不再修筑。在众多延续下来的文化因素中，最能体现成都平原文明发展根基的是其独特的生业体系。这是一种将南方稻作农业与北方旱作农业相结合的“以稻为主，兼种小米”的农业模式。这种结合反映了成都平原人类的生活智慧，同时也印证了北方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因素进入成都平原的历史。古蜀先民并未单方面地被动接受，而是像今天的成都一样开放吸纳，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这一包容性的生业体系从宝墩时期确立，一直延续至三星堆、十二桥、晚期古蜀文化，乃至今天的“天府粮仓”。唐淼评价道，“这一体系正是成都人乃至四川人‘兼收并蓄，广泛吸纳’文化特质的深刻延续。”
在展现深厚本土根基的同时，三星堆与金沙也展现出与中原、长江中下游乃至东南亚等地区的多元文化交流。面对繁杂的文化要素，如何区分本土传承与外来引入？唐淼从考古学研究理论的角度给出了清晰的界定。他指出，“如果是本土产生的文化要素，必然会经历萌发、成长、成熟、灿烂直至衰退的过程，或者至少拥有从萌发到成熟的发展阶段。反之，外来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突然性。”例如，成都平原自身的陶器系统一直以平底器和圈足器为主，从未制作过三足器。因此，当像大三足且中空的陶盉、绿松石牌饰，以及复杂的尊和罍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且缺乏本地发展脉络时，基本可以判定它们是外来的文化因素。这一科学的辨识理念，为我们深入探讨古蜀文明的多元交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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