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 看见那个我们都认得的家

封面服饰从左至右

梁翠珊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Tofino防雨夹克、Wander全拉链上衣、Emersen圆领T恤、Kaslo长裤；周彤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Quest夹克、Roam条纹短袖T恤、Wander Arctic运动衫、Beaumont长裤、Vancouver雨靴；孙嘉灵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hilliwack羊毛抓绒飞行员夹克、Fallon羽绒马甲、Eryn长袖 T恤、Wander科学研究运动衫、Kaslo短裤；俞彬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ayon派克大衣、Novo短袖T恤-图案版、Beaumont长裤、Glacier Trail高帮运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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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肖蕾带着“男朋友”回来了。

这不是什么浪漫决定，是权宜之计——她真正的伴侣，是同居多年的另一个姑娘李北。但她还没想好怎么跟妈妈开口，或者说，她一直“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作为留学申请顾问的肖蕾，在工作中认识了陈尧，一个在纹身店打工、想申请罗德岛设计学院学做家具的年轻人。她请他陪自己回家。她需要一个正常的答案糊弄父母，他需要一个能真正聊得来的家庭，过一个不冷清的新年。

用一个谎言，去应付一整个家庭的期待，也去守住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亲密——这是《谎言生活》。这个设定让我想起《喜宴》。李安自己把《喜宴》定义为喜剧；《谎言生活》没有这份轻松。周彤把镜头拉得很近，拍那些同性之爱里最细小、最脆弱的角落—跟着镜头：一点点压过来的，是我们最熟悉的春节饭桌、亲戚追问、体面家庭的想象。一块具体而微的亚洲式困境背景板下，“善意的”谎言对所有人都太管用了。陈尧得到了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家，父母得到了他们期待的未来，肖蕾则躲过了说出真相那一刻的疼。

平心而论，可能和坐在威尼斯台下的欧洲观众感受不同，这个谎言在我们眼里或许并不离谱，甚至熟悉得理所当然—这好像就是电影的英文名字，“Big Little Things”。

《谎言生活》剧照

这个家庭的结构，我们很多人大概也能一眼认出来。妈妈强势、爱操心，把女儿的婚事当成自己的人生大事来经营，把丈夫的沉默活成了自己的孤独。爸爸隐身式存在，直到某一天，在一间空荡荡的饭馆里，面对着女儿，他忽然找回了说话的能力。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争吵，只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彼此消耗的沉默。有多少“我们”是在这样的结构里长大的？我们学会的第一课，是“如何不让家里担心”，还是“怎么说出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那场父女对手戏，格外让人心里一沉。饰演父亲的是素人演员，现实生活中，他也曾因女儿的选择，与她生出隔阂。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借这个角色，表达出生活里无法说出口的真实情感。

肖蕾代表的周彤这一代人，是离开过，又要“回去”的“我们”。很多人在大城市甚至在国外，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工作、伴侣、朋友、习惯；只是每逢春节，背着这套生活，回到一个几乎不认得“现在的自己”的地方，重新“组装自己”“解释自己”。

《谎言生活》剧照

而同性之间的爱情，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最安全的做法，可能真的，只需要“假装不存在”。李北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出租屋，等一通没有打来的电话，这种孤独接近一种更普遍的共鸣：当你爱的人，暂时还没有勇气把你放进她愿意展示给家人看的那部分人生里，你要怎么安放自己。于是她收起行囊，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来到了哈尔滨……

周彤把这个故事放回了自己的家乡，却没有让它落进人们熟悉的那种东北叙事——萧瑟、灰蒙、工业感。她想要的是一个有色彩、有活力、很当下的哈尔滨，一个真正年轻人恋爱、说谎、活生生的城市。可这座城市本身的寒冷似乎始终没有离场—体面、血缘、说不出口的爱，全都冻在同一片雪地里，和片中那个更大的、锋利的世界一起，构成了这部电影真正的底色。

《谎言生活》最动人的地方，最终是关于亲密关系本身：我们和父母之间说不透的疏离；我们和伴侣之间，想要被完整地看见、又害怕连累对方的犹豫；还有我们自己，日复一日做出的看似微小、其实很沉重的、“小而大”的选择。这些东西，只要你有过一个需要小心翼翼维系的家，大概都能在片子里，认出自己的影子。

《谎言生活》剧照

《谎言生活》Big Little Things

导演、编剧：周彤

制片：余周春雨

梁翠珊 饰 肖蕾

染一头粉发，看上去像一个不会退缩的人，可习惯用“等一等”来拖延真相的女儿、爱人。

孙嘉灵 饰 李北

从没想过要藏起这段感情。但在肖蕾精心安排的权宜之计里，她尝试独自等待。

俞彬 饰 陈尧

假男朋友，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里，意外看清了自己想要的未来。这场谎言对他来说，反而成了一次意外的诚实。

余海 饰 父亲

胡伶 饰 母亲

从左至右

梁翠珊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Tofino防雨夹克、Wander全拉链上衣、Emersen圆领T恤、Kaslo长裤；

周彤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Quest夹克、Roam条纹短袖T恤、Wander Arctic运动衫、Beaumont长裤、Vancouver雨靴；

孙嘉灵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hilliwack羊毛抓绒飞行员夹克、Fallon羽绒马甲、Eryn长袖 T恤、Wander科学研究运动衫、Kaslo短裤；

俞彬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ayon派克大衣、Novo短袖T恤-图案版、Beaumont长裤、Glacier Trail高帮运动鞋

第一天围读剧本，饰演女儿肖蕾的梁翠珊念信。念完，坐在对面的“爸爸”毫无征兆地一拍桌子，转头对着窗外大喊了一句：“你们无法理解一个失去女儿的绝望！”周彤导演回忆，那一刻，时间静止了一两分钟。

那场戏，是父女俩在咖啡厅里的最后一场对手戏。在写剧本的阶段，周彤自己觉得，它既平淡又挺“宏大”：毕竟千言万语，最后落到的是那么简单的几句台词。

几句台词却让“爸爸”绷不住了。这个现实生活里经历过类似一切的素人演员，说出了一些听起来只有小剧场里才会出现的台词，大概意思是，“你们没法想象一个父亲失去女儿的那种遗憾、那种痛苦、那种绝望”。

然后他转过头，平静地说：咱们继续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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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生活》，从“真人”开始

作为局外人，我们无法想象一部长片处女作要真正上映，会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谎言生活》是一部独立电影，意味着一开始，“拍摄和制作的所有钱基本都来自私人投资者、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周彤回忆。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周彤并不打算找有名气的职业演员，尽管“我认识一些合适人选，但我更想要的一个‘真人’父亲”，她说。

“要不试试让我爸来演？”是身边人提出的想法；主要是，这位父亲平时就常年出现在各种拍摄和采访的环境里，多少懂一些镜头前后的东西，应该是可以的。

于是最终请来的“爸爸”是一位素人演员。现实生活里，他也经历过和戏里相似的处境：因为女儿的身份认同，父女、母女、夫妻之间，一度陷入了尴尬。“他们其实是关系特别亲密的一家人，”周彤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这家人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父亲、母亲、女儿，其实都非常积极地去面对，重新去了解对方，也重新去看，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角色本身更贴近本人，还是说跟他真实性格其实有一定距离？”

“职业属性上是像的，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热爱、投入的事儿，”周彤说，“但性格上差挺多的。生活里的这位父亲不是一个弱势的人，有自己非常完整的世界。如果说他沉默，更多是他自己‘不想去处理、不想去面对’。只是因为女儿这件事，他不得不重新去做女儿和妈妈之间的那座桥。在这之前，大多数情况下是女儿在处理妈妈的情绪。”

“爸爸”和剧组第一次见面，周彤觉得，他已经进入了一种工作状态，“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准备好了，还是在‘假装’准备好，”她说，“直到第一次围读剧本，他才真正‘暴露’出他自己。”

“不过，‘爸爸’到现在（首映前）都还没有看过最终剪辑完成的版本？”

“没有，所有演员都没看过。”周彤说，“后期周期真的漫长，可能大家也都习惯了不去想这件事。”

“这是一个挺典型的中国式中产家庭。在设计这些人物性格、家庭关系的时候，你觉得哪个角色，是你一开始琢磨得最多的？”

“可能是妈妈这个角色。我觉得只有先立住‘妈妈’，故事才成立。这个戏里，家庭关系是有点儿错位的：女儿更像那个含辛茹苦、背负着家庭责任的人。‘妈妈’必须足够强势，给女儿那种压迫感，才能让女儿不得不做出后面那样的选择。”

100多分钟的电影是一个浓缩容器，能折射的也很多，“尤其，原生家庭这类话题在国内几乎成了‘显学’。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时间点，让这部电影跟大家见面？”

“我从来没想过要’精准地拍一个什么给大家看’，因为从写作开始，我就已经清楚，这部片子可能会面临的讨论和困难，所以我完全没有投其所好地去踩某个时间点去创作——那种更像是委托创作的逻辑。女性话题当然也已经被讨论很多年，我也没有刻意往那个方向去靠。”周彤坦言，“电影的灵感来自于一个非常私人的故事，关于‘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撒谎获得亲密关系’ 。当然，剧情是重新创作的。当时想做这件事，还有一个原因——那正好是疫情恢复正常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各自被困在异地，很久没回家，那一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终于要聊点什么了。但结果，我们可能都发现，聊的还是那些老话题。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这个春节是个触发点。”

“如果把这部电影的核心母题拿出来分析，每个人都能拆解出很多层次。但真正动手创作的时候，反而会先把这些‘宏大命题’都放下。”

“是的，”周彤说，“我不会用那种‘命题’的方式去创作作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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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哈尔滨，审美上的底色

周彤18岁上大学就离开了哈尔滨，但这座城市对她来说，从未真正“翻篇”。

“哈尔滨的建筑、城市色调、历史底蕴，或许比不上西安、北京，但它给了我一种特殊的审美启蒙。而且它四季分明，这一点，后来成了我判断很多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基准。比如说，我现在住在洛杉矶，一直是那种地中海气候，一年四季变化不大，我反而很不适应。哈尔滨对别人来说可能’离开就离开了’，但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样板’——包括我想创作什么的时候，我总会先想起哈尔滨那种质感：和它相比会怎么样？所以，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是挺特殊的存在。”

“预告片里有一个雪地的镜头，白色的雪，肖蕾那头粉色头发，很美。前几年’东北叙事’火了，大家对东北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色调和氛围印象——你在视觉层面的考量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我一开始就想拍一部全程手持的电影，不想特别讲究那种学院派式的、精致的构图，这是第一层考虑。”周彤说，“哈尔滨的冬天很冷，以往很多电影里，这种寒冷常常被拍成萧瑟、萧条。我第一次出国后生活的地方是纽约，我总觉得纽约和哈尔滨很像——纬度接近，冬天的街景，包括街道名字，都有点相似的感觉。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哈尔滨不能有另一面呢？它本身就有很多欧式建筑的底子，再加上寒冷、高纬度、通透的天气，所以我想往一个更生动、更有趣、更现代的方向去琢磨，而不是延续以往那种黑灰色调的呈现。这个故事，内核虽然也有些沉重，但我还是想让它有一个更当下的语境；展现当下年轻人，或者父母的真实生活横截面；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周彤说。

“另一个让人好奇的是：故事发生在哈尔滨，戏里却有很多粤语的部分？”

“一开始选角的时候，我本来想找一个北方女孩，设定是她每年都回哈尔滨老家。但后来，候选人里我们特别喜欢脆脆—她恰好不是东北人。根据剧本和她本身的特质，我们对人物做了调整：小时候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因为父亲在广东工作，所以她在广东长大，语言环境是粤语，台词里也会保留这部分。我们剧组里也有好几个人是类似背景，这个设定很现实。”周彤说。

导演的二十年训练期

周彤的电影路并不短——19岁那年，她从中央戏剧学院退学，去了美国。“现在回头看，离开国内教育体系，其实相当于放弃了另一条路。那时候你有意识到这一点吗？”

“中戏的那一年教会了我很多关于戏剧、舞台的东西，包括我后来搬到纽约之后，每周都会去百老汇看戏，连续看了50多个星期，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但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我等毕业之后，再拖个三四年——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在北京认识了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但我觉得不行，必须再出去‘看看’，不能拖。我也没想到这个决定后来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此后十年，她一直在美国，做过制片，也做编剧和委托创作。“刚毕业的时候会想：我什么时候能拍长片？先拍了几个短片，然后又想：我得拍一部长片了，”周彤说，“但你会发现，这件事完全不像那些年最好的时候，拿一份PPT就能拉到投资。一切其实特别难。”

那几年她既要做制片，又要做编剧，没有资方主动找上门，得先养活自己，才轮得到去谈项目。国内也很少有创投机会，“2015、16年，还是中美合拍的时代，动辄几千万美金的大制作。”她笑着说。写了剧本，能卖出去的，往往是那种中美合拍、几千万美元体量的投资，最后依然变成一个“打工性质”的项目。直到后来，她写了《雪之下》这个剧本，才第一次想：“我要自己立项、自己去找投资来做。”

不巧的是，就在这时候，周彤从美国去泰国，本来只是想休个假，结果因为疫情被困在岛上，滞留了三个多月。“那时候我手上正好在做一个项目，是HBO的一部剧集。那段时间我既回不了中国，也回不了美国——那就只能等，一等就是三四个月。”这几个月的空白里，她写下了另一个故事的雏形——她正在筹备的下一部长片。

直到《谎言生活》这一次，终于，成了。将近20年，全都成了这部处女作之前，周彤漫长的“训练期”。

谁看我们的电影？

周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在威尼斯，我们提起，“如果现在让你重新解读这句话，你会怎么说？”

“我其实有非常多中国，或者说泛亚洲的素材——不一定局限于中国本土——这可能跟我这些年的旅行经历有关，我对亚洲的人本身很感兴趣。用国际的语言去讲，其实更多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不需要用那么隐晦、复杂的方式去传达。因为，只有当观众真正理解了你的情感、理解了你的人物，他们才能真正走进这个故事，才会愿意跟你一起分享这段旅程。如果你根本没有为别人打开一扇门、没有给他们一个可以进入的视角，那不管你的故事本身多好，也很难真正跟世界接轨。”周彤说。

“讲到这里，会想到李安，《喜宴》《推手》《饮食男女》。但现在大家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渐渐失去了看一部完整电影的耐心。你怎么看这点？”

“这个我说不好，但我觉得人情感上是共通的；得用一种正常的、通俗的语言去讲，让大家都能进得来。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往更有故事性、更有社会性的方向靠拢。李安不管拍什么故事，他都有一种方法，能让人真正走进去，在情节的起承转合中跟他共情。”周彤回应。

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周彤把片子分享给一些生活在美国的朋友看。“我原本以为，这是亚洲的、家庭的，又是这种偏女性视角的故事，可能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她说，“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依然会对这个主题、这个家庭本身产生兴趣——虽然他们没去过这座城市，但这部片子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打开这个社会的一扇窗口。”

其中一个反应，她至今印象深刻。“我有一个50多岁的爱尔兰朋友，原本想帮我做这部片子的配乐。他第一次看完之后，泪流满面。我当时挺惊讶的，”周彤说，“他看到的是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他18岁的时候父母就把他‘抛弃’了，他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现在快60岁了，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父母的关注和关怀。他说，哪怕这种关怀是‘负面’的、令人厌恶的，甚至是带着禁止和管束意味的，至少那也是一种‘被在意’。”

承认吧，我们都渴望的亲密

Intimacy，周彤的作品，让我自然而然想到这个词。如果翻译成中文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在中文语境里很妙，它很晚才被单独拿出来讨论；但哪怕现在，也没有一个看上去“合适”的解释。

周彤说：“这部电影，我们的log line（一句话故事梗概）里就有一句话，大意是：这个表面完美的中产中国家庭，在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夜的同时，她的同性女友也同时出现，这个家庭因此面临了一场亲密关系的危机。我当时用的词就是‘the family meets an intimacy crisis’ ，这个家庭遭遇了一场亲密关系的危机。包括我下一部作品里，姐姐和表弟之间的关系，讲的也是identity crisis（身份认同危机）和intimacy，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重新解读。”

下一部电影——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泰国小岛上完成的故事，写的是一对表姐弟，在“滞留”的状态里，重新去认识那个自己原本以为很熟悉的“家人”。“亲密关系，不一定是family（家庭）式的亲情，也可以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那种张力，”周彤说，“你以为很亲近的、亲密的人，或许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和人之间明明离得很近，却会因为某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把彼此越推越远。这种bonding（联结）、这种亲密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定义了它？”

这当然和周彤这些年的成长经历有关，和家庭的距离，还有在异乡拥有的“chosen family”（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家人的朋友圈）。

回到《谎言生活》的结尾，那场咖啡厅的戏。“爸爸”用几乎是本能的方式，喊出自己在生活里始终没能说出口的话。台词是剧本写好的，绷不住的情绪是演员自己的。如果电影是个梦，所有人也许都能在电影里和自己和解，和亲密关系和解。

周彤一直在写、一直在拍的，不是虚构一个遥远的、与己无关的悲伤，而是把自己、把身边人、把一整代人没敢说出口的话，以及心底的渴望，都搬进了镜头里。

梁翠珊的昵称是脆脆。气质和脆弱并不接近，和干脆、松脆更像。

在朱代岛的花园里见到脆脆，说到这几天对威尼斯的感觉；她提起三年前来过一次，正好赶上面具节——男女老幼都穿上服装、戴上面具，主动凑过来问：“你喜欢我这套吗？好看吗？”特别可爱。这次带着自己主演的入围影片回来，感觉不太一样：九月的天气竟然更热，心情也跟着有点“躁动”，或者说“蓄势待发”。但她还是那个愿意被人凑过来搭话，也愿意主动搭话的人——这一点，从她的昵称开始，就写在了身上。

到了《谎言生活》首映进场的那一刻，跟脆脆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一般首映，是看完影片、亮灯之后再介绍导演、演员，这次，在看之前介绍了我们。大家投来的目光——好像都很期待看这部片子，那个感觉——挺爽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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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快乐的粉发，一个被改写的角色

脆脆曾在法国Philippe Gaulier戏剧学校学习过表演，更确切地说是“小丑表演（clowning）”，法式即兴与小丑戏剧。完整的课程是两年，但脆脆把它拆开，每年去上一段课。这样回来之后可以工作，处理各种事情，但保证有几个月纯粹用来学习。“学习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阶段，因为可以犯错，也可以享受犯错——在舞台上出错了也没关系，不会因此丢掉任何工作机会。我很珍惜每年能有这样重新做小孩的时间。”脆脆说。

“老师有时会要求：明天到学校，不要让我认出你来。他是想让我们回到小时候的状态：小朋友会假装自己是超人；明知道自己不是，但很享受扮演超人这件事。”这种“学习”延续到现在：角色越远，脆脆越觉得有趣。

说来也是巧合，脆脆让大家记住的角色，虽然生活的背景、面临的选择各不相同，但看起来都偏内敛，“跟我本人反差极大。”她笑说。

从最开始说起，你是怎么加入周彤导演的这部《谎言生活》的？

那会儿刚从法国上完课回来，一个朋友给我发了这部戏的面试海报。海报上写了两个角色：一个叫肖蕾，哈尔滨人；一个叫李北，南方人，后面标注“已定”。我想试试无妨，所以顶着粉色头发、带着一嘴南方口音就去面试了。平时我不会随便染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要面试；指甲也不太敢做，可能今天做完，明天开拍就得拆了。当时在法国上课，整个人是“放假”的状态，我就自己把头发染了。面试完第二天，周彤导演问我，对肖蕾这个角色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啊”。导演又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我是广东人，你写的是哈尔滨人”。她说没事儿，可以改——肖蕾，一个“广二代”，在广州长大的哈尔滨女孩，每逢过年回一趟老家。

戏里，妈妈的那句台词“你答应我把头发染回来”，是因为你本身的头发颜色才加进去的？

对，是导演后来加进去的台词。她们选择保留这个发色——我很意外，也很开心。一头粉发在哈尔滨的白色雪景里，这个画面也很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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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蕾这个角色的难点是什么？

我是那种反应特别快，语速也快的人。我特意把肖蕾这个角色设计得慢一点。肖蕾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眼神不会那么直接，总是有点游移。就算把剧本吃得再透，我也还需要想清楚：这个人走路是什么样子？看人是什么样子？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看一个人的肢体动作，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或者去猜想她是不是经历了什么。

最让我感动的是跟戏里“爸爸”的那条线。我们相处得特别好。第一天围读剧本，有一个我念信的段落。我念得走心，眼泪差点掉下来。念完，爸爸突然拍桌子，对着窗户外面大喊了一句，他自己的情绪突然“炸”了。从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每天找他一起吃饭、聊天，完全不把他当长辈看。他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很痛苦；重新演绎一遍，他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救赎。这让我特别感动。他想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好，真的在努力修复、和解，而对他这一代男性来说，这实属不易。

有一场和“爸爸”在咖啡厅的对手戏。场地方要求剧组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撤场。轮到拍我的镜头，只留给我一两条的机会。我跟余老师（爸爸）说，我刚才陪你演的时候，虽然镜头没拍我，我自己都哭得一塌糊涂。现在轮到我了，你得帮帮我。他握着我的手说，“没问题，我肯定比刚才演得更好”。后来他真的做到了，比我配合他拍摄时的状态还要好！那一刻，特别打动人—无关演不演戏，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很直接的连接。

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肖蕾，和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同？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真的，挺好的。唯有是咖啡厅那场戏——最后剪辑几乎全给了爸爸。哈哈，但爸爸确实演得非常好，我再看，也很感动。百分之八九十的观众，都是会被最后这场戏里的爸爸打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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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演戏，我就去跳舞

聊起肖蕾的经历和自己的共鸣——其实从脆脆的“脆劲儿”上能大概看出，她并不是在压抑的“东亚”家庭环境里长大的。“我是被放养的。”她说。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13岁。家里对下一代的所有规矩、要求、期待，几乎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和完成了。”她笑。同样关键的一点：脆脆15岁就开始跳街舞，十六七岁拿下了第一个全国冠军；因为跳街舞，她接到了人生第一支广告。那时候的她，已经能依靠自己挣钱了。

“所以你问我——如果不做演员会怎么样——我可能还是会去跳舞。”脆脆说。

转行演员，更多原因是什么？

最初觉得，“哇，做演员终于可以‘张嘴说话’了”。舞蹈也能表达情绪，但我更希望能有别的方式去表达。当然现在回头看：跳舞也很好，因为它特别纯粹：只需要听着音乐，让身体跟着走就行了。

……我倒不觉得你放弃了舞蹈。

只是不再去比赛了。一听到音乐还是会即兴跳几下、solo一段。转做演员还有一个原因——以前天天battle，第一次赢，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第一次输，特别不服气，输不起。等赢多了、输多了，发现“赢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爽，输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只有赢过也输过，才明白重要的是享受那个时刻。

包括我去法国上课也是——那位老师的眼睛特别“毒”，很多时候准备了半天，觉得今天肯定能发挥好，结果还没张嘴，他就说“thank you，goodbye”；他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在想什么。反而很多时候，他说“你很好”，恰恰是我们自己都懵懵、没太多准备的状态，但那种状态非常“当下”。当下的意思是——如果台下有一个观众突然咳嗽了，或者笑了—会有临场反应。那时表演才是“活”的。哪怕出错了，出错本身也是美的。跳舞也是同样的道理。曲子是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场地不同、观众不同，要做到真正“当下”其实很难，必须把自己打开，才能对当下产生真实的反应。如果不打开，其实是“听不见”也“看不见”的。

我觉得表演特别像变魔术：观众其实知道那是假的，但一个好的魔术，大家就是享受其中；一个差的魔术，大家就会开始讨论“他是不是后面藏了什么机关”。表演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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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之后：

真正的表演，正在“当下”发生

以前脆脆一直住在广州，去年，她搬到北京。当她真正搬去，那些影视圈的朋友都说：“你怎么才来啊，好多人都已经走了。”

你觉得自己“慢半拍”吗？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多年的积累？

我觉得还是靠拍戏，这才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

我们从角色聊到家庭，又聊到舞蹈、舞蹈和表演的关系。另一个我比较关心的话题是年龄带来的阅历和感受——这几年有什么变化，生活上和表演上？

30岁之前，我可能更局促、更紧张，想要的东西多，也很想把事情做好。我记得第一次拿街舞冠军是十六七岁，那时候身上有“光环”，也特别依赖这种被认可的感觉，希望每一次别人看到自己，都是喜欢自己的。30岁之后更平和了：更能享受自己的好，也能享受自己的不完美。我觉得能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是一种很好的状态——那就是真实的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现在都变成了让我能坦然看见自己不完美的底气，反而不会再那么紧张，也更能拥抱这个世界。

以前我也很容易“下评判”：一部片子看完，觉得“好看”或者“难看”；一个人说了两句话，我觉得“这个人是这样那样”。现在，甚至从前不喜欢的人，再见面反而发现，“其实这人挺好的！”这恰恰说明，过去的自己眼界太窄了，看不见别人身上的好，也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美好。戏剧学校的老师也说，“你不要去评判这个人是坏人，他首先是一个‘人’，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世界，要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

其实每次从拍摄到真正看到成片，往往已经是三年之后——我们又成长了。当时的自己会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状态”；隔一段时间再看，会开始挑自己的毛病。我们会去幻想，自己“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但我们都没办法回到过去，重新演一遍——而且，就算按现在的想法去演，也未必会更好。一切都是“当下”的那个样子——我接受它，就算觉得“这里演得不太好”，那也没关系，因为那就是三年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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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谎言生活》，它好像可以说“告一段落”了，但也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你最想对当时决定接下这部戏的自己说什么？

不想再演这种苦角色了。每个戏都好惨，好委屈，你知道吗？想来个爽的！但如果要对这一路走来、当初决定接下这个角色的自己说一句话，我觉得，保持初心，保持热爱，保持当下。

想过自己最终希望留下的是什么吗？

说到这……我男朋友的父亲是位作曲家。他写过一首歌，你可能听过，叫《九月九的酒》。2024年他去世，于是我们回了一趟贵阳，租了一辆小面包车——是亲戚帮忙张罗的。我们打开后备箱，放了台音响，就这样一路放着这首歌，开去墓园。这个画面太像电影了。我们亲戚不多，一共就五辆车。结果到了墓园，却发现停了十几二十辆车。我们当时都很纳闷：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才反应过来，可能是路上的人听到了这首歌，猜到发生了什么，主动跟了过来，想给他上柱香。那一刻，我特别感慨——如果说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我觉得，有一部作品能留下来，就已经足够了。有人看到过、听到过、被它影响过，愿意在你离开的时候，专程来跟你说一声再见，我觉得这是件特别美好的事。

散场之后：

9月11日下午首映，真正开场之后，脆脆的两只手就没地方放了—一边被孙嘉灵抓住，另一边被导演攥住。更好笑的是，她没戴眼镜。“我其实并没有看得很清楚，每一幕，”她说，“每一幕，想到的都是当时拍摄发生的事情……”

首映结束，在门口的bar坐下来喝一杯。坐下没多久，一位白发老爷爷走了过来。他认出了脆脆，笑着告诉她：“我刚刚看完你的电影，你演得特别好。”

他说“谢谢”，然后张开手臂，给了她一个拥抱。

《谎言生活》里，李北和肖蕾在酒店里吵架的那场戏，是孙嘉灵印象最深的那一条。画面一出来，哈尔滨冬天片场的冷、对手戏时那种真实的崩溃感，全都涌了回来。她说，一方面是当时拍摄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这种关于家庭、感情、生活的平衡，会让她觉得，不管再怎么长大，这都是要持续面对和学习的深刻课题。

“我非常清楚这两三年自己的变化有多大，这些发生在我快30岁之前，是一件挺好的事。”孙嘉灵说的，是这些年的沉潜。

回想起2021年《我的姐姐》上映，她在里面演“表姐”：身材高挑，脾气看着火爆，实则刀子嘴豆腐心。上映后，有网友评论：奔着主角去看的电影，没想到却被这个“表姐”迷住了，可就是没认出扮演者是谁——五年后，《谎言生活》首映；她的脸终于要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大银幕上，重新被大家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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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想演肖蕾，到演成了李北

加入《谎言生活》，孙嘉灵最初想争取的角色其实不是李北，是肖蕾。“我表现出来的气质可能外放一些，但我知道自己身体里那些肖蕾的性格因素，比如某种回避，某种深沉、深情。我很想有机会展现出来，让大家在银幕上看到——孙嘉灵这个演员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她内心其实藏着很多这样的东西。只是在争取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表现得越来越’争取’，反而导演觉得，我离李北这个角色越来越近了。”

这对她来说算是一种遗憾，但也是一种阴差阳错，或者说水到渠成。“我在创作这部戏的时候，跟脆脆之间的沟通特别轻松——大概是因为我真的很理解这个人。”

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李北，和你想象中的她有什么不同？

倒是没有太大不同，就像在我们的人生里——每当我们回头看过去的自己的时候，总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又走了那么远的路。我想象的李北，也只是当时的李北。更多的变化的、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今天的我自己。

是的，从拍摄完成到首映，一晃两三年过去了。《谎言生活》入围威尼斯的消息传来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入围这件事本身对我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反而是她们告诉我片子“剪完了”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交作业”了。入围的消息传来，我整个人倒是更平静，我好像意识到，“哦，原来我是真心热爱表演这件事本身，而不是在意它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谎言生活》剧照

跟周彤导演合作，和参与商业类电影比起来，差别有多大？

在商业类剧组里，我肯定是非常年轻的小辈，也没有那么“重要”，但这种“不重要”并不是坏事，因为我更像是一个纯粹在学习的人；我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高效完成任务，也很在意大家对我的评价，很“小心翼翼”。但在这部戏里，我有机会去学习和尝试直接沟通，哪怕团队之间会有争吵；但这种“争吵”带给我的收获，是我目前在商业电影里得不到的。商业电影让我认识到那些“厉害的人”各自的专业能力有多强；但作者电影带给我的，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

遗憾肯定是有的——譬如，过了几天之后突然反应过来，“哎，我那场戏是不是那样演会更好？”当然我也不确定，事后想到的那些灵感，真的会比当时的处理更好。这可能也是表演的魅力所在——它没法被量化，也没法完全被训练出来，就是一种感觉，一个瞬间。而且，正因为有遗憾，才会想要拍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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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好时间”，没有标准答案

女演员的“爆发期”总是被期待来得更早一些，好留出更从容的成长和选择空间。

我经历了一两年那种工作不饱和、不太顺利的时候。我跟妈妈抱怨，但有一天，她说起，“明明是你自己非要当演员的”。她还找出了“人证物证”。被妈妈戳中的瞬间，好像回到了那个还没开始焦虑、还没开始衡量自己要不要继续演戏的年纪。

我入行时起点，可能比很多人都好，可是到了同一个阶段，我也会想：为什么有些演员会比我厉害那么多？不是专业能力上的差距，而是，她们拥有那么多机会。那段时间挺痛苦的，变得非常焦虑，可能是我职业生涯里最低落的一年。我特别想找到一些信心，确认自己确实是属于这份工作的人。过了那一年再回头看，会发现“着急”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正向的东西。学会跟“时间”相处，好像是我正在克服，而且克服得还不错的一门功课。也是在不算“顺”的时间点，我才慢慢明白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

如果要用几个词来形容这个阶段的自己，你会用？

热情、耐心、浪漫和希望。假如有人完全不认识孙嘉灵，看到她的片子，因此对这个女演员产生了兴趣，我希望被记住的是这几个词。

浪漫是指？

浪漫就是……现实很现实，但我还是在“做梦”。

同龄的很多女演员，也都面临类似的焦虑：不太大又不太年轻，卡在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区间里。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因此放弃表演，而是会想，那我就有更多时间去积累自己。也许这也是我说的“希望”和“浪漫”的一部分吧。

时间是流动的。就像水一直在走，人不会真的卡在原地；不是等一个具体的角色、具体的年龄被市场需要，而是相信自己也在流动。所以这次来威尼斯，我特别开心——我让别人花了100多分钟，坐下来认认真真看完我在这个故事里的表演，光是这一点，我这份工作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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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之后：

坐在银幕前看自己的时候，孙嘉灵满脑子都是各种画面——把她一下下拽回拍摄现场。

她说，《谎言生活》那种创作氛围真的挺迷人的。

“现在的我，还是很期待能跟年轻的创作者们一起，去做点什么。我就是好奇，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

采访这天，威尼斯时晴时雨。俞彬说，刚才拍照的时候，云就已经飘过来了—— 他好像很习惯这种天气说变就变。桥上有人支着画架，路边小摊上摆着面具、T恤，游客来来往往。这场景让他想起了以前念书时写生。

2017年，俞彬因为一条微博上的翻唱视频在网络上走红；2018年，他成为当时经纪公司签下的首期艺人之一，此后陆续发过个人音乐作品。同一时期，他还主演过一部竖屏短剧——正是他在采访里提到的、“开了竖屏先河”的作品。

当年他所在的经纪公司拍过的一档团综，豆瓣底下的评论，其中一条写道：“老俞头身上又温和又疏离的气质适合文艺片。”那大约是2019年，《谎言生活》可能还没有影子。没人知道，几年后，这句评价会以怎样的方式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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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站在电影镜头前

加入《谎言生活》是从一条消息开始的。经纪人有天突然给他发了一个组讯。严格说，这不是经纪人对俞彬的精准判断，“他并不算特别了解我，”俞彬回忆，“但我一直在传达，自己很想尝试文艺片这类角色。”

在大银幕上第一次看到自己，是什么感觉？

走进放映厅那一刻，脑子有点空白，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印象最深的瞬间，是坐下之后——大家的目光都会注视我们。我觉得威尼斯的观众应该都是一群真的特别热爱电影的人，他们看向我们的时候，眼神都是热情而且充满爱的。

真的看到自己，第一反应却很平静。隔了一会儿，更直接的感受才慢慢浮上来——“终于看到自己演的电影了”。挺神奇的，有种感觉穿插着来：一会儿觉得这个还挺像我本人的，然后一会儿又觉得好像更像陈尧一点。

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陈尧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同，哪个地方最出乎你的意料？

和想象有一点差别，因为剪辑的原因，我看到的陈尧变得更锋利一点。他观察别人的眼神，和我想象中挺不一样。

这部戏算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片，有没有哪个镜头、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我好像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了”？

演员和角色其实很难完全分开，角色身上肯定有我自己的一部分，反过来，我自己身上应该也有一部分很像这个角色。具体是哪个瞬间，我说不太上来，但在试戏的某一刻，我可能就已经代入进去了—— 如果试戏成功、导演最后决定用我，我觉得基本上就说明，我跟这个角色本身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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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自己拍的第一场戏吗？

第一场戏也是对这个角色来说最重要的一场——帮女主纹身的那场戏。说实话我挺紧张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站在电影镜头前。

你会去回看监视器？

一开始会，但后面几乎就不看了，我会想，如果导演觉得OK，那应该就是OK的。拍戏这件事，还是得相信导演——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信任别人的人。以前我对“回放”有执念，在拍翻唱配剧情的小剧场时，每一条都会特别在意，得反复检查镜头，但拍这部电影反而把我这个“毛病”给治好了。

那有没有一场戏，让你产生了那种“做演员”的满足感？

拍完这部戏之后，我对表演这件事的兴趣提升了至少百分之五十。因为之前，我一直没碰到过特别想演的戏，也没遇到过觉得特别适合自己的角色。碰到一个自己感兴趣，又贴合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也是从这个角色身上找到了做演员这件事更大的信心。

演戏这件事，说到底才刚刚开始，你可能会慢慢在里面找到更多乐趣。

是，还没演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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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们以为的俞彬

俞彬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很松弛—不是那种拼命证明自己的状态。有人说他长得挺适合演古装、穿越剧，他从没试过。“可能我外形上给人的感觉适合，但古人真正’动’起来，气质和状态又是完全另一回事了。”他说。更明显的例子是短剧——这两年最容易带来流量和话题度的形式，他坦言，“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不会选短剧，这个形式我不太喜欢。”

这种对自己的“标准”，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错过。

《谎言生活》能入围威尼斯，你会不会觉得这算是一个印证，你坚持自己的某些选择是对的？

对错这件事挺难评判，顺其自然比较好，让它自然发生就好。但有些自己坚持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得坚持下去。

你还是会坚持做翻唱、音乐类的短视频，做音乐？

这个对我来说不需要“坚持”，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是一个爱好。但音乐这件事，我觉得这辈子应该是不会放下的。前段时间，我发了一首新歌。做音乐这件事越来越难，现在大家被短视频平台的“切片文化”影响——很多人对一首歌的印象，可能就是刷到副歌那一小段。有人问我“坚持音乐这么多年是靠什么”，其实真的不是坚持，是喜欢—热爱还是很重要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看到社交媒体之外，我还有不一样的一面。所以，我很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部电影——我电影里的我，至少跟大家熟悉的那个我会不太一样。

散场之后：

俞彬后来说，银幕上的每一个画面，都会把他一下子拉回到当时拍摄的现场——首映后的after party，他跟脆脆聊起这种感觉，“拍电影其实也挺好的，可以帮你记录那一段时间的生活、那一段时间的想法”。

看完之后，是不是心更痒痒想演戏了？

“说实话……有点。”俞彬说。

监制GAOCHI

摄影Yan Yufeng

策划、造型李早

编辑Riri Chu

采访、撰文徐卓菁 Zhuojing Xu

发型Kim

制片哈利波 Dan

造型统筹Sonnie

造型协助王笑

导演、剪辑Chicco Jiang

摄像Marco 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