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元首会谈在即，全世界都在算自己的账｜地缘科技「平」论 x 黄平

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地缘科技

vol. 27 no.27

「平」论

2026/09/23

September

中美拥有两个最强大的中心，但中心之间和中心之外，分布着一批决定体系能否运行的关键节点。

第27期

总第27期

今天，习近平主席应特朗普邀请启程访美，这是他近三年来首次踏上美国国土，也是今年中美元首的第二次会晤。

这场会谈受到的关注度远超一次普通的国事访问。原因不难理解：一年贸易休战期正在收尾，9月20日，中方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已在纽约举行了长达8小时的经贸磋商，贝森特称磋商“非常成功”。但真正让这次会谈超出经贸和安全范畴、成为全球焦点的，是AI。

当下全球只有两个国家有能力定义AI的发展路线和全球秩序：美国独占前沿芯片和模型能力，中国拥有全球独一份的AI全产业链条。对这场会谈的分析，一般只从中国和美国自身的战略目标、技术差距和谈判筹码展开，这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思维定式：仿佛全球AI竞争就是中美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决定输赢，其他国家只能在门外等待结果。

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理解这场会谈，非常有必要跳出中美两国，从第三方——特别是那些握有AI关键环节的“节点国家/地区”——的视角重新审视一遍。

因为AI世界从来不是一个只由中美两国组成的封闭系统。中美在大模型、云平台和技术生态上确有明显优势，但各自也都有短板，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补位：荷兰掌握着光刻机这个卡脖子设备，日本手握关键材料和精密制造设备，韩国主导着高带宽存储芯片，中国台湾地区承担着全球最先进制程的量产，欧盟则在全球规则制定上拥有话语权。中美可以决定AI竞争的大方向，但这些节点国家/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竞争能走多快、要付出多大代价。

正因为如此，从第三方，特别是从AI节点国家/地区的视角观察此次中美元首会谈，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视角，而是理解未来全球AI秩序的必要前提。

2026年9月20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星期天在纽约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后向媒体发表讲话（图源：联合早报）

01

为什么不能只从中美两国

看这次会谈

这次会谈最受全球关注的，

毫无疑问是AI

经贸、安全、地缘政治问题当然重要，也确实会出现在这次会谈的议程上。但如果把视线拉远一点，会发现这次会谈真正牵动全球神经的议题，其实是AI。

过去一个多月，AI“末日论”的争论骤然升温。当地时间9月14日，特朗普在与英伟达CEO黄仁勋的电话连线中，公开把AI或造成“文明级灭绝”的风险警告称为“骗局”；此前，Anthropic自己的对齐科学负责人却公开承认AI存在超过10%的概率“毁灭全人类”，凸显出这场争论连行业内部都远未达成共识。

这场争论之所以牵动中美关系，是因为AI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科技议题。它同时涉及发展、安全和秩序：既要讨论谁能获得芯片、谁能训练模型，也要讨论当模型出现重大失控、网络攻击或生物安全风险时，中美是否能够及时通知对方；既要讨论中美竞争，也要讨论人类如何避免被竞争本身裹挟。

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形成某种共识才能有序推进——单边行动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为AI基础设施的每一次布局，都会立刻牵动全球供应链和多国的产业利益。

只从G2内部博弈看，

容易掉入三个盲区

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产业诉求和相互博弈的角度分析这场会谈，固然是最直接、最容易切入的路径，但这种视角有三个容易忽视的盲区。

第一个盲区，是容易把AI竞争简化为一场纯粹的双边零和博弈，仿佛胜负完全取决于谁的模型更强、谁的芯片更先进，而忽视了这场竞争实际发生在一个高度全球化、分工极其复杂的产业网络之中。

第二个盲区，是容易把“中美谈拢”或“中美谈崩”当作唯一需要关心的结果变量，却忽视了会谈进程本身会通过供应链、资本流动和产业政策，持续影响那些既非中国也非美国的第三方。

第三个盲区，是把AI技术竞争等同于历史上其他大国科技竞争的简单重复，却忽视了AI产业链在全球化程度和分工复杂度上，可能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展示一款多臂协作机器人系统（图源：新华社）

AI产业链的全球化程度，

决定中美战略必须

经过第三方“关卡”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AI是当今全球化程度最高、分工最复杂的产业之一。无论中美各自制定什么样的战略，最终都必须经过第三方国家/地区手中的关键环节，才能真正落地。

美国即便掌握最先进的模型和芯片设计能力，如果没有荷兰的光刻机、日本的高端光刻胶、韩国的高带宽存储，也造不出芯片；中国即便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如果拿不到最先进制程的芯片，AI能力的天花板也会被明显压低。

这意味着，理解中美这次围绕AI的元首会谈，绝不能只盯着华盛顿和北京两个坐标点，还必须看清楚这张网络上其他关键节点的位置、诉求和顾虑。

02

谁是“AI节点国家/地区”？

AI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资源”，

也重新定义谁重要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重新绘制世界地图。

蒸汽时代最重要的是煤炭、铁矿、港口和机器制造，英国因此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电气化和内燃机时代，石油、钢铁、电力、化工和大规模生产能力重新定义了美国、德国以及产油地区的战略价值；信息革命则把硅、芯片制造、软件和通信网络变成新的权力来源，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由此进入全球产业链核心。

AI革命并没有让煤炭、石油和钢铁失去意义。相反，数据中心仍然需要巨量电力、土地、冷却和输电设施。但AI进一步改变了“资源”的定义：资源不再只是埋在地下的存量，也包括光刻精度、材料纯度、存储带宽、先进封装良率、电网稳定性、数据合法性和规则可信度。

过去，一个国家拥有油田就可能成为能源节点；今天，一个国家即使没有油田，只要掌握一种难以替代的设备、一类材料、一种制造工艺或一套市场规则，也可能成为AI节点。

所谓AI节点国家/地区，至少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掌握AI产业链中短期难以替代的能力；第二，一旦该节点中断，风险会迅速传导到整个体系；第三，节点能力既能转化为谈判筹码，也会让自己成为大国施压和交易的对象。

按照这一标准，AI时代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已经相当清晰。

荷兰：制造“制造芯片的机器”

荷兰的战略价值集中在阿斯麦。它不制造AI大模型，也不直接生产英伟达GPU，却制造先进芯片生产所必需的光刻设备。特别是极紫外光刻机（EUV），使荷兰拥有了一个中美都无法在短期内替代的技术闸门。

但闸门也是压力点。阿斯麦2025年年报显示，中国客户约占其净销售额的29.1%，中国台湾地区客户约占25.5%。它的技术和供应商来自多个国家，客户又高度集中在亚洲。美国要求收紧对华出口，荷兰承担销售损失；中国如果采取市场和供应链反制，受到直接冲击的同样是荷兰企业。

荷兰因此不是一个单纯站在美国一边的盟友，而是一个被夹在美国安全逻辑、中国市场逻辑和欧洲技术主权之间的闸门国家。

日本：不一定造最先进的芯片，

却掌握让芯片稳定生产的条件

日本在前沿大模型和先进逻辑芯片制造上已经不居于全球第一梯队，但在硅片、光刻胶、高纯度化学品、精密零部件，以及沉积、清洗、刻蚀和检测设备等环节仍然拥有深厚优势。

这些产品并不像GPU那样引人注目，却决定晶圆厂能否持续、稳定和保持高良率地运行。AI芯片制造不是把一张设计图交给工厂就能完成，而是数百道工序和数千种材料、零部件的协同。日本的权力不是决定“造不造”，而是影响“能不能长期稳定地造”。

日本政府已经宣布在七年内为AI和半导体提供超过10万亿日元公共资金支持，目标就是把材料、设备优势重新延伸到先进制造和AI基础设施。日本不满足于继续做配角，而试图把节点能力重新组织成系统能力。

2026年8月24日，软银宣布将发售1万亿日元公司债用于AI投资（图源：共同社）

韩国：高带宽存储器决定AI芯片

能够跑多快

AI算力并不只取决于GPU。模型参数和数据需要在处理器与存储之间高速流动，高带宽存储器（HBM）已经成为AI服务器最关键的瓶颈之一。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使韩国成为全球HBM和先进存储的核心供给者。SK海力士公布的2025年业绩显示，公司全年营收达到97.1万亿韩元，经营利润率达到49%，创纪录增长主要由HBM等AI存储产品推动。

但韩国的节点位置比荷兰更加脆弱。它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主要AI客户和估值体系同样来自美国；与此同时，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国拥有重要生产和市场利益。美国一旦扩大对华HBM和半导体设备管制，韩国既可能失去中国市场，又可能被要求把更多产能迁往美国。

韩国拥有AI时代最稀缺的产品之一，却未必拥有决定产品卖给谁、在哪里生产的完整权力。

中国台湾地区：全球

先进芯片的制造和封装中枢

中国台湾地区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台积电能够生产先进制程芯片，还在于围绕晶圆制造形成了设计服务、设备维护、人才、供应商和先进封装的高密度产业集群。

台积电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已经占其晶圆销售收入的77%；高性能计算营收占比突破55%；按客户总部所在地计算，北美客户贡献了约七成以上的收入。这组数据清楚展示了全球AI产业最典型的相互依赖：美国企业定义和设计大量前沿AI芯片，中国台湾地区把设计变成可规模生产的产品。

台积电正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扩建产能，但最先进制造和先进封装仍然高度依赖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集群。产能可以复制，几十年形成的工程师网络、供应商密度和协同效率却很难搬迁。

这使中国台湾地区同时具有三重身份：先进制造节点、地缘安全焦点和中美谈判中最敏感的非经济变量。

欧盟：不能定义最前沿模型，

却能够定义模型进入市场的方式

欧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包含荷兰这样的设备节点，也拥有全球最强的规则外溢能力。

欧盟在前沿模型、云平台和AI芯片方面落后于中美，却可以凭借统一大市场，通过人工智能法案、数据规则、竞争政策和云主权标准影响全球企业。企业可以不在欧洲训练模型，却很难忽视欧洲市场；只要进入欧洲，就必须调整数据、透明度、安全评估和责任机制。

今年6月，欧盟推出新的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将《芯片法案2.0》《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开源战略》和《能源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放到同一个框架下。这说明欧洲已经认识到，仅靠监管无法获得技术主权，但规则仍然是它最重要的节点能力。

除了上述核心节点，新加坡、马来西亚掌握半导体制造、封装、设备生产和区域流通枢纽；沙特、阿联酋正在把能源和主权资本转化为数据中心与算力；澳大利亚、加拿大拥有关键矿产和能源；印度拥有工程人才、人口市场和应用场景。

它们不一定拥有完整的AI体系，却都掌握一张中美无法忽视的牌。

这就是全球AI格局的真实形态：中美拥有两个最强大的中心，但中心之间和中心之外，分布着一批决定体系能否运行的关键节点。

2026年8月31日，欧盟把ChatGPT列入须接受更严格监管的“超大型”数码服务名单，使它成为首个被纳入这套监管框架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图源：联合早报）

03

它们既希望中美谈成，

又害怕中美谈得太好

它们希望中美谈成，

因为没有任何节点承受得起失控

AI节点国家/地区首先希望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取得成果。

第一，它们希望中美管控竞争。中美如果把所有技术、投资和供应链问题都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荷兰、日本和韩国将被迫执行越来越严厉、越来越频繁变化的管制规则。节点带来的不再是收益，而是合规成本和政治风险。

第二，它们希望稳定出口管制和关税预期。半导体工厂投资周期长、金额巨大，没有企业能够在规则每隔几个月改变一次的环境中做出十年投资决策。节点国家不一定反对管制，但它们反对自己无法预期、无法参与、也无法核算代价的管制。

第三，它们希望避免台海和全球供应链危机。对日本、韩国和欧洲而言，台海危机不是遥远的地缘政治事件，而是可能在几天之内造成先进芯片、汽车、通信设备和金融市场同时震荡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它们希望继续连接中美两个市场。荷兰需要美国技术和亚洲客户，日本需要美国安全与中国市场，韩国需要美国AI企业和中国生产网络，欧洲既需要美国云平台，也需要中国制造和消费市场。

它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中美“和好”，而是中美竞争变得可管理、可预测，并为第三方保留连接两边的空间。

它们也害怕中美谈得太好，

因为自己可能成为筹码

节点国家/地区害怕中美冲突，但同样害怕一种排斥第三方的中美“大交易”。

中美如果围绕芯片、关键矿产、市场采购和出口管制交换条件，很可能拿第三方掌握的能力做交易。美国可以承诺调整某些技术限制，但实际执行可能落在荷兰光刻设备、日本材料和韩国存储上；中国可以承诺保持稀土和市场开放，但承担产业调整压力的可能是欧洲、日本和韩国企业。

这就是“越顶交易”的风险：坐在桌上的是中美，放在桌上的却可能是第三方的产业利益。

节点国家/地区还有更深一层担忧。如果中美冲突持续，两国都会加快产业链脱钩，节点国家/地区可能被迫选边；如果中美长期稳定，两国又会加快补齐短板，降低对外部节点的依赖。对节点国家/地区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相互依赖下的有限竞争；最糟糕的状态既包括全面冲突，也包括中美联手重新划分产业利益。

换句话说，它们既担心中美翻桌，也担心中美越过自己重新排座次。

会谈前的密集动作，

都是在争取不要被留在门外

日本的动作最为明显。

据彭博社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二在联合国举行了约半小时会谈，恰在中美元首会谈前两天。为促成这次会面，高市甚至将原定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时间提前了两天。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会后证实，双方同意在涉华问题上密切协调，讨论了与中国有关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并表示“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展现了日美同盟坚定不移的韧性”。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盟友会晤，而是日本在中美会谈前递交自己的“利益清单”。从披露议题看，双方确认将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关键矿产领域开展“经济安全合作”，高市似乎中途提及中国对日本施加的一系列压力，直指中国此前因其涉台言论而对日实施的稀土出口限制和企业黑名单。双方亦讨论了日本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这一换取关税减免的筹码。东京担心的，不是中美关系恶化，而是特朗普为了经贸成果，在安全承诺和技术管制上作出日本无法控制的安排。

欧盟则在加快建立自己的制度缓冲。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谈前公开警告，欧洲必须发展自己的AI能力和数据中心，否则可能被美国或中国切断技术供给。巧合的是，欧盟竞争力理事会关于《芯片法案2.0》的政策讨论，恰好安排在9月24日，也就是中美元首正式会谈当天。

韩国的动作更安静，却更加直接。韩国外交部长9月18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21日又参加美日韩外长会谈；李在明总统则计划在纽约向国际投资者推介韩国的AI政策和资本市场改革。与此同时，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原计划公布的首批对美投资项目在最后时刻推迟，分歧集中在投资回收、利润分配和亏损承担等条件。这说明韩国不反对与美国合作，但也不愿意用本国产能空心化换取市场准入。

这些动作看似分散，背后的逻辑完全一致：节点国家不反对G2对话，但都在努力避免自己成为G2对话的代价。

2026年9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韩国外长赵显（左）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举行会谈（图源：韩联社）

04

结语：第三方不是观众，

而是G2竞争的基础设施

理解这次中美元首会谈，乃至理解未来中美AI关系的走向，首先需要理解AI产业链本身的复杂性——这是理解中美科技竞争的前提，而不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技术细节。

其次，即便聚焦中美科技竞争本身，这也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谁赢谁输”问题。我们不应该以“美国输”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美国也同样不应该以“中国输”作为其战略目标。从这些AI节点国家/地区的真实态度中，恰恰可以读出一个更接近现实的判断：它们既不希望美国赢得绝对优势，也不希望中国赢得绝对优势。它们真正期待的，是一个足够稳定、足够可预期、能够让自己继续在产业链中发挥作用的中美关系状态。

最后，回到这次中美元首会谈本身。AI议题的复杂程度，很可能超过人类历史上此前任何一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挑战，这绝不是一次或两次元首会晤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重点，或许不是这次会谈“谈成了什么”，而是双方“谈了什么”、又建立起了怎样的常态化沟通机制——这种长期机制建设的价值，比任何一次短期具体成果都更重要。

事实上的“AI版G2格局”已经形成，但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只服务于中美两国利益的封闭安排，而是一套真正兼顾中美自身利益、兼顾AI节点国家/地区的正当关切、并最终有利于全世界的机制。

第三方从来不是这场大戏里的观众，而是维系G2竞争运转的基础设施。忽视了这一点，就永远无法真正看懂中美AI博弈的全貌。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Kimi K3：月之暗面公司开发的新一代旗舰生成式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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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钟 天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